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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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3M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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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周日精读了一篇 Bankless 与 Multicoin 的专访《Why is ETH Down so bad?》，觉得甚是精彩与深刻，建议大家一定要去阅读一下。Ryan 在访谈中充分的展现了 Web3 实用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差别，不过关于这点我已经在之前的文章中有过详细的讨论。除此之外个中观点也引发了我很大的触动与思考，的确，在最近的一段时间，Ethereum 开始遭受一定程度的 FUD，直接原因我想是因为 ETH ETF 的通过并没能够如愿引发与 BTC ETF 通过时类似的行情，这引发了一部分人对 Ethereum 愿景与发展方向的重新思考。关于这些问题，我也有一些感想，希望与诸君分享。总的来说，我认可 Ethereum 作为一个社会实验，希望打造一个去中心化、去权威甚至去信任的 “赛博移民国家” 的愿景，以及其基于 Rollup 的 L2 的扩容方向。Ethereum 真正面临的问题在于两个，其一是 Restaking 对于 L2 扩容方案的竞争关系即稀释了生态发展的资源，又降低了 ETH 的价值捕获能力。其二是 Ethereum 系的关键意见领袖正在贵族化，因为爱惜羽毛，所以缺乏对生态建设的积极性。
单从市值角度评估 Ethereum 的成败是片面的
首先我希望从价值观上谈一谈 Ethereum 与 Solana 在愿景上的区别，并评驳为什么单从市值角度评估 Ethereum 是片面的。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清楚 Ethereum 与 Solana 的诞生背景，在这里首先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其实 Ethereum 在诞生最初并没有如今这样的原教旨主义，在 2013 年，作为 Bitcoin 生态的核心贡献者之一的 Vitalik 发布的 Ethereum 白皮书，这也标志着 Ethereum 的诞生。当时的行业的主要叙事是 “区块链 2.0”，不知还有多少小伙伴记得这个概念，其实具体指的就是基于区块链所提供的去中心化特征，建立一个可编程的执行环境，扩展潜在的应用场景。当时的 Ethereum 核心团队除了 Vitalik 之外，还有另外 5 位核心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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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hai Alisie：他与 Vitalik 共同创立了《Bitcoin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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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Di Iorio：早期的比特币投资者和倡导者，协助以太坊的早期推广和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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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Hoskinson：早期核心开发者之一，后来创立了 Card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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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vin Wood：以太坊黄皮书（技术白皮书）的作者，设计了以太坊的编程语言 Solidity，后来创立了波卡（Polka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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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Lubin：他为以太坊提供了重要的财务支持，后来创立了以太坊生态系统中的知名企业 ConsenSys。
Ethereum 的核心愿景是创建一个去中心化的全球计算机平台，可以运行任意复杂度的智能合约和去中心化应用（DApps）。这个平台旨在为开发者提供一个通用的、无国界的编程环境，不受单一实体或政府的控制。然而在随后的发展中，核心团队关于如何建设以太坊上出现了价值观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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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模式的分歧：团队内部对以太坊的治理模式存在不同意见。Vitalik Buterin 更倾向于一种去中心化的治理结构，而 Charles Hoskinson（后来创立 Cardano）等成员则主张采用更为商业化和集中化的治理模式。他们希望以太坊能够引入更多的企业管理经验和商业模式，而不仅仅依靠开源社区的自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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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向的分歧：团队成员在技术发展方向上也存在分歧。例如，Gavin Wood 在开发以太坊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对技术架构和编程语言的想法，并撰写了以太坊的黄皮书（技术白皮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Gavin 对以太坊的技术发展方向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最终他选择离开以太坊并创立了 Polkadot，一个更加注重互操作性和链上治理的区块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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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路径的分歧：团队成员在如何实现以太坊的商业化方面也存在分歧。一些成员认为以太坊应该更加注重企业级应用和合作伙伴关系，而其他成员则坚持以太坊应该保持一个开放、无国界和去中心化的开发者平台。
在经过一番政治斗争后，Vitalik 所代表的加密货币原教旨主义一方取得了胜利，而其他更重视利用区块链的技术特性，促进于传统产业的融合与商业化的实用主义一方则出走 Ethereum，分别建立了自己的产品。当时的分歧其实就是本次专访中所体现的 Ethereum 与 Solana 在价值观上的分歧，只不过故事的主角换成了与传统金融结合的更好的 Solana。
自此 Vitalik 成为了 Ethereum 行业实际的引路人。而所谓的原教旨主义指的就是通过提供一个去中心化的的线上执行环境作为一个分布式的 “赛博议会”，进而打造一个抗审查的 “赛博移民社会”，用户可以通过构建在 Ethereum 生态上的各种 DAPP，满足所有的网络生活需求，进而摆脱对权威组织的依赖，包括寡头科技公司，甚至是主权国家。
在这样的愿景下，我们可以看到 Vitalik 后续的努力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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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方面：思考并鼓励更多非金融化的使用场景，使这个去中心化系统沉淀更多维度的用户数据，进而促进更丰富的高粘性产品的创建，从而达到提高 Ethereum 对于普通民众的网络生活的渗透率的目的。这其中我们不难找到一些知名度较高的主题，例如以分布式协作为目标的 DAO、具有文化价值的 NFT、旨在沉淀更多元的非金融用户数据的 SBT、所谓充当真实世界中社会认知工具的预测市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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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面：在保证去中心化、去信任的前提下，通过密码学等手段，尽可能的提高网络的执行效率。这就是 Vitalik 在技术上所倡导的从 Sharding 到 Rollup-L2 的扩容方向。通过将 “重计算” 的执行过程卸载到 L2 甚至 L3 中，L1 只负责处理重要的共识任务，从而降低用户的使用成本，提高执行效率。
而对于 Solana 等更注重借助区块链的实用性来扩展传统金融业务的项目来说，需要思考的就简单且聚焦很多，即作为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上市公司，如何提高自己的市盈率。而对于是否要坚持去信任等价值观，这取决于这个叙事背后潜在的利润大小。所以 Solana 在推进与 CeFi 产品的结合上不会有太多包袱与阻力，持有更加开放与包容的态度。随着华尔街资本的进入，传统金融对于加密世界的影响力剧增，而 Solana 就是这个趋势中的核心受益者之一，或者说 Solana 是背后的布道者也是不为过的。而作为一个盈利公司，自然是需要持有以客户为导向的思维，这也是 Solana 更注重用户使用体验的原因。
在理清了这些脉络后，我们来思考一个有趣的问题，Ethereum 与 Solana 是否是竞品。在某些角度上，答案是肯定的，具体指的是提供无区域限制的、全天候的基于加密货币的金融服务。在这一点上，Ethereum 的安全性与系统鲁棒性要优于 Solana，至少不会出现经常性的宕机，但用户体验在现阶段的确成为一个问题，众多的 L2 侧链让很多新用户摸不着头脑，同时在使用资金桥的时候面临着不小的资金风险与心理压力。
然而在作为 “赛博移民社会” 的文化属性这个维度上，Ethereum 具有独特性。对于这样一个非营利性的，公益的，人本主义的公共品来说，单纯从市值角度去评估其价值则显得有些片面。这个过程可以理解成一个亚文化社区通过某种技术手段丰富自己的治理功能，进而形成了一个依托于互联网存在的主权国家。而整个建设过程的核心是在于坚定一个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就是通过保证去中心化带来抗审查的特性。这是一个理念，一个信仰。这也是为什么 Ryan 说 Ethereum 社区具有 “人力优势”，正是因为作为人类历史上附加值最高的文化产品，可以充分调到人的积极性，不是只以功利的角度做事情，才可以获得这种冷启动的成功，这与任何政治革命的过程具有一致性。试想一下如果你只以产值去评估独立之初的美国，就显得十分荒谬。国家的建立需要的时间显然要比一个公司长的多，遇到的难度也大的多，但达成之后的收益远不能用公司来衡量。
L2 与 L1 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主从关系，不会稀释 Ethereum 的价值捕获能力，因为 L2 的合法性来源于 L1
第二个我希望评驳的观点是，Ryan 对于 Ethereum 质疑的核心点是他认为 L2 是一种执行外包策略，会稀释 Ethereum L1 的价值捕获能力，与此同时当 L2 发展到一定程度是将会与 L1 形成竞争关系，并导致合作破裂。
关于这一点，与之相反，我认为当前 Ethereum 基于 Roll-Up L2 的发展路径是完全正确的选择，L2 作为低成本高执行效率的技术方案，不仅可以有效扩展 Ethereum 生态潜在的应用场景，而且可以在不牺牲去中心化程度的基础上降低网络中的数据冗余，一定程度上来讲，这也是一个较为环保的技术方案。更可以帮助 Ethereum 在降低单点风险的环境下积极探索一些边界场景，例如对于 CeFi 的合作，或者对于匿名性项目的创新都可以借助 L2 来运作，这样也起到了风险隔离的效果。
首先针对 L2 是执行外包的描述，我认为并不是十分贴切。在传统商科的培训中，我们已经很容易了解执行外包的利弊，通过将一部分低利润率的业务从主营业务中剥离出去，并通过外包的方式让第三方公司承接，使公司可以更加聚焦于高附加值业务，并降低企业管理成本。然而弊端就是失去相关技术的迭代能力，外包成本将以不受控的方式被垫高。台积电对于美日半导体产业的相对发展历史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点。
然而 L2 并不能这样简单的理解，事实上，我认为将 L2 比做 Ethereum L1 的 “殖民地体系” 更为合理。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双方的契约关系的内容，以及其契约的约束力，也就是背后的合法性来源不同。首先我们知道 L2 并不承担交易的共识任务，其依赖于 L1 通过 “乐观方案” 或 “ZK 方案” 等技术手段来赋予最终性。L2 更多的是充当 L1 在某些细分领域中的执行者或代理人角色。这是一种类似于殖民地体系的从属关系。
你可以理解为大英帝国在印度次大陆建立的英属印度体系，通过委派总督等官僚体系与扶持地方土族的作为全代理的方式，负责处理殖民地区域的税收与管理。我们知道宗主国从殖民地获得利润的手段有两种，第一是通过排他的贸易法控制殖民地的国际贸易并影响其经济结构，例如在北美殖民地推行烟草等原材料产业，并排他性的只允许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进行贸易。这样借助工业能力通过附加值差进行获得利润。第二则比较简单，是通过在殖民地建立税收体系，直接征税并将部分转移至宗主国，而这通常依赖于强有力的宗主国驻军来维持统治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