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商界，有人说，就像一部恐怖片，“寒冬”的雾霾在整个2016年都英魂不散，诸如“倒闭”、“驱逐”、“野蛮人入侵”、“危机”、“挑战”这样的关键词纷繁而出，投资人很谨慎，创业者很紧张。相比于去年浩浩荡荡的创业浪潮，可谓是天壤之别。
太多人倒在这个冬天，更可怕的是，冬天什么时候过去，春天什么时候重新回来，没有人能给出一个较为肯定的答案。
我们认为，2016年的商界还是一部悬疑片，关于资本寒冬争议、关于美国制造业回流、关于中国钢铁去产能化、关于万科实际控制人、关于滴滴的“共享经济”等问题，都悬而未决。
这一轮的商界，还有哪些事情让你感觉到很“悬疑”？一篇万字长文为你解开2016年商界八大未解之谜。
这一年，在纷繁杂乱中，在充满绝望与失望，寒冬与温暖中过去，也造就出一部年度最佳小说《书生与小姐》。不妨再细细品味一遍，这一年里你是书生还是小姐，是书童还是丫鬟。在创投圈里混，处处要小心，说不定就演成了一部狗血剧。
相传古代有一小姐，遇到一个上京赶考的穷书生避雨，发现其很有才华后，掏出一些银两，并以身相许，次日小姐垂泪送书生：“君若高中莫负妾身。”书生发誓后走了。小姐让丫环把书生的名字纪录在册，丫头说：“这已经是第五十个书生了！”小姐说：“没办法，总有一个会真的考上的。”
这只是一个书生与小姐的“风投”故事，也只是一个戏谑。2016年创投圈用一个词来总结的话就是“寒冬”，有太多公司倒在了这个寒冬，投资人也勒紧了腰带。
那么，当下的市场状态是不是就是资本寒冬呢?资本寒冬到底有哪些最基本的特征呢？到底是哪些人的资本寒冬?
在我看来，当下的资本寒冬并不是真正的资本寒冬，资本寒冬有着它独有的特点。具体来讲，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资本寒冬具有广泛性，无论哪家企业都不能独善其身。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寒冬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即所有行业都能够感受到资本寒冬的存在，并不是单单一个或几个行业能够感受到的资本寒冬。而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我们不难看到，即使是在一个行业内，同样存在着很多企业面临着不同问题的情况：一些企业融不到钱，一些企业不担心钱，一些企业的钱投不出去。
这种多样化的市场情况对于整个市场来讲是一个流动性的问题，即整个市场的资本正在进行流动，并不是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很多资本都在寻找新的投资点和创新模式，然而，在当前的互联网技术和当前的运营模式下，很少出现能够让他们值得投资的点，那么这种投资便会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于是，人们开始感受到资本寒冬的存在。
而对于那些掌握核心技术和创新模式的公司来讲并不会担心资本寒冬，他们依然能够获得众多资本的青睐，他们依然可以拿到钱。从这个角度来讲，资本寒冬的广泛性并不存在。因此，我们同样不能将现在的资本环境看作是资本寒冬。
如果说，目前的市场环境正处在一个资本寒冬期的话，只能说仅仅是一些人的资本寒冬。那么，究竟哪些人正在经历这场资本寒冬呢?
盲目入场，缺少明确的经营思路和盈利模式的机会主义者。“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和创造热情，而热情背后就很容易出现不理智的结果，一些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创业大潮开始盲目入场，并希望能够从整个市场的发展中分得一杯羹。
这些人的入场导致的最为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整个市场从处处都是机会的蓝海，变成了一个处处都是竞争的红海。而携带着不成熟的经营理念和盈利模式的创业者们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很快便会败下阵来。投机主义最终抵不过资本市场的现实性，等到他们与真正有着完备的思路和商业模式的企业竞争时，败局便会发生。
因此，纵观整个互联网创业大军，有多少是有着创新的盈利模式，又有多少是有着独一无二的核心技术呢?如果一旦资本投资回归理性，这些机会主义者就会是首先被淘汰的那些人。而当下的市场中，机会主义者又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而在资本开始更加关注创新性和前瞻性的今天，可以预见，这些人必将首先预感到前所未有的寒冬。
缺少创新，没有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的墨守成规者。当下的互联网市场的体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三年前，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如果一个企业缺少创新，没有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的话，那么这种企业将会在新一轮的市场竞争中淘汰。
从这个角度来讲，尽管当下参与到互联网创业大军的公司依然有很多，但是这些公司的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同国内的一些公司相比并不具有前瞻性，如果投资此类企业在经历了孵化期之后，资本的成本将会面临难以回收的风险。
因此，这些人同样会感受到资本寒冬的来临。雅虎的陨落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曾经雅虎是很多网站的入口，正是缺少了创新才导致这个曾经的互联网巨头面临陨落的风险，可见墨守成规者必将会被资本首先淘汰。
只谈情怀，缺少盈利模式和变现机制的理想主义者。尽管一些资本在进行投资的之后，通常会关注创始人以及团队的创业故事，但是这并不能够代表资本就不在乎企业的盈利。无论在哪种市场环境下，一个投资项目都是以成本回收甚至盈利为最终追求的。而如果这个项目盲目地谈论情怀和故事，显然并不能够真正打动投资人，只有能够给投资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才能被眷顾。
罗永浩的锤子手机尽管以情怀打动了很多人，但是等到它真正面临市场的时候，你会发现情怀和故事真的不能当饭吃，缺少盈利模式和变现机制，资本并不会买账。
因此，资本寒冬只能是一些人的资本寒冬，红海同样只是一些人的红海。只有真正赢得市场，才能真正打动资本。而当下所谓的资本寒冬，又何尝不是一个市场自我荡涤的过程呢?荡涤的都有谁呢?
机会主义者，有之；墨守成规者，有之；理想主义者，亦有之。
“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
特朗普提出的这个宣言，背后体现的是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特朗普甚至亲自接见库克。
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制造业产值所占世界份额已经下降到18.5%，制造业大量流向中国，严重影响美国就业和经济复苏。
就业率不断降低，金融业屡遭事故，有人认为金融和服务业不能成为美国经济的支柱，实现制造业回流得到美国民众认可。
目前，苹果公司、通用电气以及福特等一些大公司，纷纷向美国制造业投入新的资金计划，富士康和日本软银集团也将投资57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累计将创造近10万个就业岗位。
此时，恰逢中国经济下行，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问题集中凸显，“实体企业生产一年的利润不如买一套房”的呼声不绝于耳。
当下，高举制造大旗的美国，能不能通过能源、土地、税收等一系列综合成本击败中国制造？
关于曹德旺跑路的新闻，炒得沸沸扬扬。曹德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实体经济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 35 %”。
的确，当前财政税负给予企业的压力，让很多制造业企业都在高税负和高房价下苦苦支撑，靠一点微薄的利润苟延残踹。制造业是大陆30年来经济最核心的部分，30年积累起来的加工制造业不能被税务压垮。
特朗普所提出的税制改革集中在两点：一是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当前的39.6%调降到33%；二是将当前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15%，此外，新工厂和新购设备的成本可以抵税。
除大减税外，特朗普还计划废除使美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不利境地的税收条款，将跨国公司海外收入的税率降为8.75%。
比如富士康去美国建厂，一方面是增加的物流和人力成本由苹果公司自行承担，另外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对供应商在美国新建的工厂给予补贴。此外，还有特朗普政府大量的优惠条件，例如减少监管等。
美国的一系列“糖衣炮弹”，其实十分有诱惑力。
对于制造业企业，建厂涉及的土地成本，是一个大问题。
比如2016年上半年，华为因为深圳房价上涨导致的成本压力，部分厂区从深圳迁移到东莞。作为中国制造业的标杆企业，华为尚且不能承受，企业的压力可见一斑。
中国的土地价格目前是美国的9倍，如果考虑到美国是永久性产权，大陆仅仅是50年产权，这一差距会更加悬殊。
一直以来，中国的人力成本是吸引外企的最重要砝码。表面上来看，制造业回流美国，“中国制造”仍将具有比较优势。
另外，长期以来，美国技术人员主要从事研发与设计，很多大学甚至早就关闭了制造技术和制造科学方面的专业和课程。
但这些中国的优势，也在逐年下降。由于货币政策等综合因素，国内劳动力的工资上升速度非常快，2010年的工资已是2000年的3倍多，并且仍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上涨。
劳动力成本上升，美国对中国的外包业务选择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迁徙到了另一个发展中国家。比如泰国、巴西、墨西哥的外包业务量大幅度增长。
而美国制造业的最新政策，使得其在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资本土地密集型产业内有很大优势。
曹德旺所在的玻璃行业，是典型的自动化程度高、能耗高、资源密集型的产业，该产业海外份额大、税收抵，这是曹德旺不断在海外建厂的根本原因。
就像前面说的，美国在资源、资金、科技方面均占据优势，唯一的弱项在于“人力”。
机器人是当下的热点行业之一，牛津大学的研究预测未来10-20年，美国约47%的工作岗位有被机器人取代的风险。然而当“科技替代人力”的言论漫天飞舞的时候，却面临了一系列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比如，就眼下而言，以廉价的人力资源生产iPhone仍是比较经济的作法，因为使用机器人制造高端手机和电脑的成本仍然居高不下。
在制造业内，普遍实践后的观念认为机器人行业的发展和作用被刻意夸大了，其发展与“让工人下岗”这一目标相去甚远。
中国很多大体量的制造企业都是世界范围内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先锋。比如郭台铭几年前便计划在2014年拥有100万台机器人，但直到今天，富士康只运用了象征性的数万台机器人。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工业机器人消费国。2015年度，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达6.8万台，占全球销量的四分之一，然而，中国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密度只有49（每万名工人使用机器人数量）。
制造企业要推进机器人计划，不仅面临很高的成本，还不一定物有所值。短时间内，机器人大规模替代人力仍只是一个预想。
如今中国的情况：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资本顺势将目光转向海外；投向制造业的资金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更多热钱流向了其他领域，比如当下的互联网和房地产。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业流向美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美国要想从中国手中夺回“制造大国”的地位，仅仅依靠制造企业转移国内，以及减少在华投资是远远不够的。
在整条产业链中，位于最顶端的是创新，最低端的是机械式的加工制造。两者取其一，必有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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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宝钢股份和武钢股份宣布：明年初将完成整合。
无独有偶，12月20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东北特钢将破产重整。
无论是宝钢、武钢的合并，还是东北特钢的浴血重生，都暗含一则讯息：用一切办法消化钢铁过剩的产能。对此，12月16日，发改委、工信部联合发布《关于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金融债权债务问题的若干意见》，在宏观政策方面，为钢铁去产能化出力。
行业决心走出困局，国家用行动力挺，但这番内外发力的产业突围战，真能化解钢铁产能的问题吗？
2005年，重庆特钢负债52亿，由于资不抵债，长达70年的“西南工业之母”宣告破产，走下钢铁铸就的历史舞台。
如今的重钢，亦是艰难地活在生死边缘。三季度显示，重钢负债高达359.68亿。谁也无法保证重钢还能走多远，因为在负债率失控面前，谁都没有翻云覆雨手。
负债率包括很多原因，比如政策转向、成本提升、城市建设日趋完善、客户的单量等。这些原因综合作用之后，汇总成一个原因：产能过剩。
在化解产能的路上，各大钢铁企业其实一直没有停止过前进的步伐。比如武钢裁员5万、鞍钢裁员6万、重钢放弃小客户，按照合同生产等量钢材、东北特钢花300亿投资技术改造等。
看似揪痛点的去产能化手段，其实都是拆东墙补西墙，引发更多问题。裁员后，武钢、鞍钢对职工分流安置难以解决，这非但难以提升效率，反而损坏了以前的生产结构；重钢放弃小客户，然而很多大客户在合同期未满就终止合作；300亿的技术投资，表面看来是技术升级，提高竞争力，但产生的后果，是东北特钢内部资金难以流动，外部欠款无法偿还。
这也是钢铁产业的通用手段，它们由来已久，并未发生本质改变。它们一边自救、一边自伤地“刮骨疗毒”，陷入一个难以突围的死亡螺旋。这个螺旋将钢铁产业陷入僵局，如同病入膏肓的沉疴，它不会在当下痊愈，也将冻结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行业发展状况。
武钢、宝钢整合，成为世界第二特大型钢铁企业，是不同于以往任何突围模式的集约策略。它对物流、智能制造、仓储等方面的升级和优化和去产能都有利。
东北特钢破产重整若重启成功，其债务压力也会减少很多。
同时，发改委去产能化的意见里，指出支持对钢铁资金、信贷、债转股等方面的投入。可见，钢铁行业消化产能的春天，好像就在不远的将来。
其实两个案例与一个政策，都表现出一个问题：解决钱的问题。钱解决了表面问题，但钢铁产能“骑虎难下”的因素却关乎各个环节：这些钱能不能渗透到技术升级、提高工作效率与产品质量，如何防止流入一部分人口袋，如何调整不同结构之间的利益驱动，这都是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除了内部资源、人力配置问题，渠道也是个难题。新型环保材料的出现，让成本更低，这让钢铁产能输出的渠道严重受限。而日趋饱和且逐渐步入颓势的工业市场对钢铁需求的减少，对去产能化也是一个严峻考验。
再是外部大环境。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严重失衡，大国间的博弈让中国钢铁产能严重过剩。美国等欧美国家的量化宽松和保护主义，使中国产能调整始终面对着十分困难的外部环境。
另外，中国钢铁产能过剩与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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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关系。自2012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处于增速放缓态势，也处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再加上互联网的冲击下，工业并不如从前一般受重视，这让整体需求萎缩，使得按照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配置的钢铁产能，出现了严重的过剩。
“供给侧改革”对钢铁行业是一次机遇：转型求生。而钢铁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体制，它的盘子太大，转型异常艰巨。同时，传统制造业中领导的管理思维也如同大船难以转向，几十年的经验，很难因为新事物、新趋势而猛然转变。
当然，这当中也有成功的。河钢集团在今年4月与塞尔维亚正式签署协议，将产业链深入欧洲腹地。它的成功，在于它并没有纠结在整个产业自救自伤的死亡螺旋里，而是几年前就把目光对准了海外市场，为化解产能寻找海外渠道。
但是，即便入先行者河钢，它也难以解决自身所有问题。今年4月，河钢董事长李贵阳表示，河钢还亏着1亿多美元在干。
由此可见，宝钢武钢合并、东北特钢重生、鞍钢裁员等，在短期内均难以解决去产能化的问题，因为这是自金融危机后由外而内发酵的结果，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被烙上的体制烙印。这个深潭龙泽，只有靠一步一个脚印、吸收往日教训、寻找新的契机才能走出去。发改委的通知是另一次契机，深化到企业内部，结合“供给侧改革”的转型，远离“死亡螺旋”的禁地，或许在几年后，钢铁行业会是另一番天地。
万科的股权之争，已持续了一年半，牵扯势力之多无可言喻。除了华润集团、恒大和深圳地铁等多家巨头入局外，更引起了如证监会和保监会等相关监管高层人士的多次关注和表态。宝万之争本身已经从资本市场方面演变到业界、学界以及普通投资者“家喻户晓”的事件。
但经过多方势力的拉锯角逐，这场“资本大战”仍未分出胜负，这也在即将过去的2016年年末，给人们留下了一系列未解之谜：万科大股东究竟花落谁家？
要想寻找这个答案，首先看一下万科股权当中的格局。
截至目前，宝能系持万科股本25.4%，华润持股15.29%，中国恒大系持股14.07%，安邦持股6.18%，万科管理层通过金鹏资管计划持股4.14%，万科企业股中心通过德赢资管(德赢1号、2号)计划持有3.66%，万科工会持股0.61%，上述方合计持有万科总股本的69.35%。若再剔除自然人刘元生持有的1.23%股份以及11.93%的H股股份，也就是说目前万科A在外的流通A股仅占总股本的17.49%。
在这几大股东当中，华润、恒大和安邦都可能担当接盘侠的角色。
1、接盘侠候选者之一华润
目前名义上万科的第二大股东，却是一个让万科管理层不省心的股东，它的意图始终不明。2016年年中，因为不满万科引入深铁重组，华润在万科股东大会后公开反对管理层。因而，华润绝非万科和王石的最佳盟友。
而且，有报道提到，国资委接替了华润集团处理万科股权事件。所以看起来，华润不会成为接盘侠。当然，如果华润成为了第一大股东，或将对王石和万科管理层不利。
2、接盘侠候选者之二中国恒大
万科A的第三大股东，或是万科A实际上的第二大股东，一度非常希望控股万科A，市场上曾经传闻许家印和马云联手拿下万科51%的股权。在二级市场上，中国恒大投入了363亿的资金买入万科A 14.07%的股权，持股成本达到23.35元。
也许是遭受到了监管的压力，中国恒大借夏海钧之口，表达了不想成为万科控股股东的意思。但是这话并不代表，恒大不会增持万科A股权。
但市场传闻，许家印就与姚员工达成某种共识，中国恒大接手宝能系手中持有的万科A股权。但是万科A股价不断上涨后，宝能系在当时提出的一个退出方案包括，将所持有的万科股权全部转让给中国恒大，但提出的价格总额为1500亿元，每股交易价格高达53.49元；是万科A11月10日收盘价的两倍还多。
如此高价自然是许家印无法接受的。或许“无意控股万科”是许氏一种以退为进的好办法，在宝能系接近爆仓时逼其就范。
市场传闻中国恒大控股万科后，许家印是董事长，王石是名誉董事长，其他管理层基本不变。就连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都说，对于万科股权争夺战，他认为最佳的收场方案是王石退出董事会，担任终身名誉董事长，每年收取一定的战略咨询费。因而，作为产业资本，中国恒大或是万科可以考虑的盟友。
3、接盘侠候选者之三安邦保险
安邦保险一直是土豪级的保险公司，而且根正苗红。今年在资本市场上大举买买买，举牌多家上市公司，最关键是安邦举牌多家上市公司股权，没有遭遇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抵制。安邦持有万科A股权6.18%，如果加上宝能系持有的万科A全部股权，将超过30%的要约收购线。
当然作为一个保险公司，其纯粹是财务投资，如果安邦上市成为第一大股东，或将不会更换万科的管理层。
这样看来，安邦也是王石可以考虑的盟友。
4、保利、深铁或有可能成大黑马
当然也不排除万科控股权之争，半路会杀出一个程咬金：
作为央企的保利房地产说不定也有可能成为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在中国恒大、万科、碧桂园相继迈进3000亿俱乐部的时候，保利房地产作为央企中国保利集团旗下的房地产公司，一直有做大的冲动。
保利房地产也曾经把万科作为赶超的对象，但是截至11月，保利的销售1889亿元，全年有望冲击2000亿元。但这个成绩，已经被中国恒大、碧桂园、绿地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并且有可能被排在后面的中海超越。所以保利房地产也有意愿通过并购迅速扩大规模，而万科也极有可能成为其目标之一。
在回答乐视是不是旁氏骗局之前，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庞氏骗局？
庞氏骗局，最出名的就是麦道夫案，它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拆东墙补西墙、一直不停融资、新债偿还旧债和不进行实际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