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汝岱等：企业数字化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链溢出效应

经济研究 · 公众号 · · 2024-05-17 18:03

正文

文章标题：

企业数字化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链溢出效应

作者及单位：

杨汝岱、孟珊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李艳，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

本文引用格式：

杨汝岱、李艳、孟珊珊，2023：《企业数字化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链溢出效应》，《经济研究》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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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背景与意义

从宏观经济增长核算的角度看，要素投入增加、要素使用和配置效率改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的是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增加。在经历了四十余年的快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经济增长缺乏新动力、城乡与区域结构性矛盾突出等现象。本文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由要素投入型向效率增进型转型，促进高质量发展，为未来进一步向创新引领型发展模式转型提供基础。数字经济可以拓展传统资本和劳动作为要素投入的定义，数据本身就是一种生产要素，可以缓解中国现阶段传统要素投入增长空间有限的约束。更为重要的是，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提高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使用效率，同时引导资源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这对缓解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促进向效率增进型发展模式转型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主要内容和结论

本文将数字化纳入增长核算方程，估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研究上游企业数字化对下游企业的溢出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结论主要有两点：第一，数字化投入能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将企业数字化投入纳入传统增长核算模型，发现数字化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09，且行业间差别较大，影响程度的绝对提升和配置效率提升都非常大；平均而言，数字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为10%左右。第二，企业的数字化投入有显著的产业链溢出效应。行业—企业、企业—企业匹配数据检验结果均表明，上游的数字化发展存在产业链溢出效应，会使得下游企业管理费用显著下降、存货周转率显著提高，同时优化下游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升下游企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

本文的创新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现有文献大多关注数字化本身对企业产出或者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大规模企业微观数据，研究数字化投入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发现，这对后续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二，本文关于数字化投入存在显著产业链溢出效应的研究，也是对现有文献的拓展。本文研究表明，数字化投入和其他排他性的投入不同，存在较大的外部性，该问题值得深入探讨。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力资本外部性的探讨，对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和世界各国相关政策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学术界能够对数字经济外部性问题提供更多研究，将对理论和政策应用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三，本文研究对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思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经过四十多年快速增长，中国现阶段面临经济增长缺乏新动能、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如果数字经济可以在提升传统要素效率的同时，还有正向的外部性，既是一种新型投入要素，又可以通过提高市场配置效率来缓解结构性矛盾，那么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由要素投入型向效率增进型转型提供契机。

研究展望和政策建议

第一，将数字经济引入宏观经济增长核算，仍需要理论研究上的突破。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是现代经济学研究越来越重视的范式。本文在理论上假设数字化对资本效率、劳动效率都有促进作用，现有文献也有类似的微观层面支撑研究。但在宏观经济核算方面，数字化、数据如何影响传统要素使用效率，如何直接对产出产生影响，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统一的研究框架和结论。而且，从微观到宏观，不是简单的加总，其中还有结构变化和市场、外围冲击等影响因素，需要开展更为深入的探讨。

第二，数字经济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范畴，微观层面的研究高度依赖于代理变量的选择。数字经济投射到企业层面，有很多不同维度的含义。比如，企业建设数据中心聚集相关信息优化生产与销售行为，企业建设以工业机器人为主体的数字化生产线，企业购买数字化信息化相关服务优化生产与人员管理流程等，不同类型的数字化投入对企业会有不同的影响。本文研究聚焦在购买相关数字化信息化服务的角度，因为这个维度在不同企业间可比性较强，没有太大的度量上的异质性，是一个相对容易测度的角度。但是，如前所述，不同类型的数字化发展方式对不同的企业会有不同的影响，要得到更有针对性的结论和政策价值，后续还需要对数据资产核算、数据资本非线性积累过程等有更为细致的研究。

第三，关于数字经济分配效应的进一步思考。现阶段，中国经济需要由要素积累型向效率驱动型转型，数字经济可以改善配置效率，促进增长。但和其他技术进步与规模经济发展类似，数字经济在促进增长的同时，也有很强的分配效应，伴随着剧烈的优胜劣汰和不同维度的不平衡发展。实践中可以观察到一些数字经济发展反而使得资源大规模流动越来越难的案例，比如很多地方化电商平台的建立。只有将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都研究清楚，才能使得全民分享数字经济兴起带来的成果，才能避免出现过度“互联网+”和过度限制资本扩张等现象，才能提高产业规制的精准性与合理性，才能更好地稳定预期，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由此，未来还需要对数字经济的分配效应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第四，数字经济发展产业规制要深入研究、广泛讨论、通盘谋划。要最大程度发挥一种生产要素的作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价格的形成。而影响价格形成的关键就是产业规制。比如，传统的劳动力要素，户籍、社保、教育、医疗制度等就是影响劳动力流动和定价的规制，这些政策体系就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形成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人尽其用。传统的资本要素也类似，金融市场的相关规制就决定了资本的流动和定价，决定了资本的使用效率。几十年的改革，其实一直都是在不断探索这两种传统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数字经济发展对整体社会经济的影响非常复杂，既有自身数据资本定价的问题，还会影响传统要素的定价机制。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过去渐进式改革过程卓有成效，但也留下了很多难题。以今天的经济体量和复杂性，以数字经济、数字要素的特殊性，政策上的容错空间越来越小。这就需要我们制定相关政策时，要深入研究，要未雨绸缪，提高相关规制的合理性、稳定性和公信力。

杨汝岱等：企业数字化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链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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