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7月。温家宝在甘肃肃南县红山林场编写《1：20万祁连山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时留影。原载于《Vista看天下》2016年第9期。
地质队来了个研究生
1968年初，结束了在北京地质学院8年的学习生活，春节回天津向父母告别后，26岁的温家宝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挤上了从北京驶往兰州的列车。
随身行李非常简单：
一个装衣物的帆布箱、一套用儿时曾用过的油布捆绑的被褥、两个装满书籍的小木箱。
他此行的目的，是前往甘肃省地质局报到。
两天两夜后，他到达兰州，随即被分配到地处酒泉的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下简称区测二队）。
于是，从兰州到酒泉700多公里，温家宝又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
区测二队近四百名职工，大部分为东北人和西北人。
大、中专毕业的技术人员占到一半以上，其余的为机关干部和司机、管理员等后勤人员。
温家宝到队报到的时候，全队正“停产闹革命”，没有出队（即没有出野外工作）。
探亲的职工也都归队了，几百号人集中在队部，显得有些拥挤。
温家宝回忆，队部是一个不大的院落，全是土坯垒起来的简易平房。
东、中、西各有五排房子，每排有八间，其间为走道。
前院是车库，还有一个简易的篮球场，后面是仓库。
新分配来的大学生都没有下分队，集中在队部烧锅炉、参加科室学习。
温家宝被安排到后勤科学习和烧水。
一个能容两吨多水的锅炉，十个人轮流值班，烧开水供队部人员使用。
早起生火，晚上封火。
拉煤、倒煤灰，他总是弄得满脸黑污、浑身煤灰。
1968年冬天，温家宝被分排到酒泉县丰乐公社（今丰乐乡）二坝大队劳动锻炼。
他和一名技术人员住在队里一位老饲养员家，三人睡在一个炕上。
距二坝大队东南8公里外的台子沟是丰乐公社重要的水利工程，承担着2.8万亩农田灌溉和5000多人的生活用水。
温家宝的任务就是挖建台子沟水利干渠。
每天天不亮，他和社员一起起床，吃些面汤或苞谷面糊糊，再揣上两个干馍，步行到工地。
“那时，我年轻，能吃苦。
在一人多深的沟里，一锹一锹地将土甩上沟边；
几十斤重的大石块背在后背，连走带跑几十米都不感到累。
手上磨出了泡，背上磨破了皮。
午饭，常常就着开水吃凉馍。
”温家宝在书中回忆，“就是这样，干了三个多月。
”
1969年年初，温家宝被分配到区测二队五分队，开始了作为一个地质队员的野外地质考察工作。
“五分队下设两个大组：
地质组，负责填绘地质图，编写地质报告；
矿产组，负责填绘矿产图，编写矿产报告。
每个大组又设若干小组，每个小组由三人组成。
组长负责定点、填图、记录，一个组员协助观察，并量产状、打标本、采集样品，另一个组员携带一起，作放射性测量。
”温家宝回忆，“我仅当了一年组员后，就担任了小组长，以后就做大组长，负责矿产工作。
”
1979年6月。
时任甘肃省地质局地质力学区测队（原区测二队）副队长、党委常委的温家宝（左二），与其他党委委员合影
在祁连山睡地铺、捡牛粪
进山时虽值四五月份，但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祁连山地区，天气还是非常寒冷。
早晚都有冰冻，有时还下大雪。
山区河流覆盖的厚厚冰雪刚刚融化，夜间又常结上一层薄冰。
温家宝和同事们需要穿上皮衣，戴上皮帽，夜间钻进鸭绒被套。
祁连山里的工作生活，不仅仅是艰苦二字。
“我经常背着装满石头样品的地质包，一步一步向高山攀登，累了就靠着山崖歇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前走。
我从不敢坐下，生怕再也起不来。
”温家宝写道。
一次，温家宝骑着牦牛过疏勒河。
河流湍急，行至河中间，牦牛也站不稳，而且水愈来愈深。
他死死地抱住牦牛，随它漂游过河，下半身都湿透了。
温家宝在书中回忆，曾经有位水性很好的河南籍地质队员过疏勒河时，因洪水暴发，人和骆驼一起被洪水冲走，尸体始终没有找到。
1970年6月的一天，温家宝和同事遭遇了山洪。
山上冲下的大石头在洪水中轰隆隆滚动，山坡的泥石流不断滑下。
小组就住在阶地上，当时情况十分危急。
温家宝招呼同事先搬资料，后搬行李，再拆帐篷，迅速转移。
那一夜，大雨滂沱，洪水连续上涨，他们竟然搬了三次家。
第二天雨过天晴，沟谷被冲得变了形，堆满了被洪水冲下来的巨石，还有死去的骆驼。
由于区测工作的特点，地质组、矿产组要经常异地搬家。
每次搬家，温家宝都是天不亮就起来，把行李整好；
然后和同事一起整理炊具、拆帐篷、打驮子。
打驮子是件苦事，先要把牦牛双腿绑好，让它跪下，再将行李、资料箱、帐篷、粮食、蔬菜等码在驮子上捆牢。
牦牛性野，常狂暴地满山乱跑，直到把驮子上的东西都甩下来，甚至弄得皮开肉绽。
遇到这种情形，他们又得拾东西，又得找牦牛。
到新的驻地时，常常天快黑了。
温家宝和同事要赶紧选择有水源和安全的地方卸驮子、搭帐篷，先把厨房整好，捡些干树枝或牛粪，烧火做饭。
然后，才能整理自己的事情。
在1970年5月18日的日记里，温家宝写道：
昨天出发，夜宿张掖，今天到达祁连。
虽然已是初夏，但在翻越4300米的俄博大坂时还是非常冷的。
我们又穿上了皮衣，戴上了皮帽。
山区河流的巨厚冰雪才刚刚融化。
现在，同事们都在打扑克，我不愿在那上面多费时间。
我想，只有把别人玩耍的时间，都用于工作和学习，才能弥补我资质的不足，才能不空耗生命，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为人民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大家刚刚一起搭了个锅灶，又摘洗了青菜。
在野外，一切都要自己动手。
从采买到做饭、搭帐篷，都要大家一齐劳动。
几天之后，5月27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
在蛇眼沟安了基站。
基站附近没水，在距基站一里多的地方有两个积水坑。
于是，我们就用肩挑水。
同时，在近处挖坑储水。
基站附近没有柴烧，我们就在一个晚间，捡了200多斤牛粪，解决了烧柴问题。
次日的日记，他提到“近两天，由于劳累过度，特别是几次到一里外的地方挑水，肺部有些不适，痰显著增多、加浓，身体常感疲乏。
我疑惑肺病又犯了”。
但勉励自己，“我要以坚韧、顽强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
只要一天不倒，一息尚存，就要为人民工作一天。
”
在1970年7月26日的日记中，他还提到：
近来，常跑远路线，几乎每天都要上到4500米以上，经常熬4700米、4800米。
累一下，睡一夜就好。
吃得很多，一天可吃一斤四两，甚至到一斤八两。
立秋后，祁连山开始下雪，温家宝和同事转移到北山高台幅、平川幅继续地质勘测。
虽然海拔降到1500米左右，但是这里地处戈壁沙漠，工作依然艰苦。
那里泉水多为苦水、咸水、臭水，饮用后容易引起腹痛。
粮、菜、水都靠外运。
风沙多，每顿饭，饭盒底总有不少沙子。
没有路，运输以骆驼为主。
温家宝在书中回忆，在平川幅榆树沟站工作时的那个国庆节，分队唯一的一台解放牌汽车到酒泉队部拉给养，七天过去了还没有回来。
分队没有电话也没有电台，30多人面临断粮。
距离最近的居民点是临泽县板桥公社，也有50多公里远，而且道路是起伏的花岗岩路和一步一陷的沙窝子路。
那一次，为了找粮、找车，他和同事马海山走了一天一夜。
汽车在沙漠里行走是困难的，常陷进沙堆而抛锚。
他们的车上总是带几块长木板。
每过沙地时，就将木板铺于轮下，车轮在木板上行走。
走完木板后，再将轧过的木板取出来铺在轮下，一段一段交替着往前挪行。
1960年，温家宝在北京地质学院周口店基地实习时留影
一生的遗憾
地质队的工作虽然艰辛，但温家宝在工作之余，还是按自己订的学习计划读书。
1974年4月28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野外的星期天，大抵是要睡懒觉的。
昨晚，八个人分两桌打扑克，直到12点钟，惟我在烛光下孤坐，重新看了几篇鲁迅的散文，也到那时才睡。
1974年5月1日，温家宝又在工作日记中写道：
今天是劳动节，照例休息。
准备节日晚餐，忙了一天。
下午6时许，晚餐结束。
有的躺下休息，有的下象棋、打扑克。
我和往日一样，总是看书。
手头上的书不够，就反复读几遍。
鲁迅的《呐喊》已经读三、四遍了。
有时为增进记忆，就抄书。
昨晚和今早，看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
在《温家宝地质笔记》中，他说自己出身教师世家，从小喜欢读书，尤其喜欢阅读历史和文学作品，曾多次通读过《中国通史简编》以及《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籍。
他称自己特别关注历史上“盛世”成因的探讨、研究；
也重视研究先秦的思想家。
“读唐代史官吴兢的《贞观政要》，我对其中爱之如一的施政理念作了一些更深的思考。
若‘如一’，这样算‘允公’、才‘平等’、才可能‘大同’，人们才能共同富裕，社会才能进步。
”
1960年9月，温家宝迈入北京地质学院校门时，随身带着父亲读过的一本书——李四光著的《中国地质学》。
“父亲读这本书非常认真，在书上画满了红线，在书中空白处写有心得体会。
进校后，我接着读它，在上面又圈圈点点，作了许多新标记。
”
从入校第一天起，温家宝就做好了长期吃苦的思想准备。
然而，困难来得比预想的要早。
入学仅几个月，他便患上了浸润性肺结核——当时，肺结核是一种可怕的病。
但温家宝认为，“人要垮，首先精神先垮。
只要精神不垮，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摧毁我的意志和身体”。
因此，他坚持锻炼身体，更加努力自学。
第一学期结束时，温家宝参加考试的几门课程，包括没有上完的结晶学都获得了优秀。
半年后，医生允许他每天学习4小时，以后又增加为8小时。
但温家宝不把自己当成病人，坚持跑步、打球，不仅全天上课，而且早起晚睡。
班上的同学都忘记了他还是个病人——直到大学临毕业时，他才摘掉肺结核的“帽子”。
大学五年全部考试课程（除一门外）、所有教学实习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都获得了优秀。
《温家宝地质笔记》中，他说在学校学习期间，自己阅读了大量政治、历史和哲学书籍，读马恩列毛的著作，也读林肯、华盛顿、丘吉尔、甘地的书；
读孔孟老庄、商鞅、王安石、范仲淹的论述，也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歌德、亚当·斯密的名著。
“我不仅读书而且记笔记。
我经常把名人格言抄在笔记本上，常看常思，常看常新，激励自己，下决心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温家宝写道。
1969年至1974年，在祁连山的崇山峻岭中从事野外工作期间，书籍伴温家宝度过了寂寞的时光，给他许多精神的抚慰。
在地质队，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学习计划，每个冬季自学一门学科，包括物理、化学、历史、文学、外语。
此外，他买了许多书，有专业书，也有文史哲类的书，甚至带着英语课本。
每到祁连山或北山出野外，他都要带上几本。
在甘肃省地质局工作时，温家宝还曾结合自己读的历史书籍，给全局干部职工讲了一堂近代史讲座，讲鸦片战争的由来与意义、讲他崇拜的林则徐，“很受大家的欢迎”。
温家宝在中学、大学时学的是俄语。
在地质部门工作时，有不少俄文地质资料，他能够读懂，并可加以利用。
上大学时，他很想学习英语并想跟古生物专业班上英语课，但在上第一堂课时就被老师发现赶了出来。
到了兰州工作后，他学英语的兴趣不减。
就在1980年夏天报了职工业余英语学习班，一个近40岁的人，与一群年轻人一起学习，每周三个晚上上课，每学期学费8元。
温家宝的英语发音不准，常混有俄语的口音。
有一次，老师让他站起来朗读课文，因发音不标准，还被老师在课堂上调侃。
即使这样，温家宝还想一直坚持学下去。
但只学了两个学期，因调到北京工作而停止了。
至今，他仍为未能完全掌握英语而深感遗憾。
进京“做官”，根本没有想到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
温家宝个人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
中共中央提出实行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后，他开始走上基层领导岗位。
1978年12月，温家宝被甘肃省地质局任命为地质力学区测队（原区测二队）副队长、党委常委，分工主持地质力学队的生产工作。
温家宝常告诫自己，“要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绝不做那种不学无术的领导者，也不做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而要做一个有学识、有头脑、有远见、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因此，从担任领导工作的那一天起，他便下决心“认真钻研科学技术，尽快熟悉地质工作的组织管理，不敢有丝毫放松”。
他在基层的每一点进步，都受到时任局长马万里和局党组其他老同志的关注。
马万里局长和沙仑副局长还两次到酒泉对温家宝进行考察。
1979年9月21日，经甘肃省地质局党组决定、甘肃省委批准，他调任甘肃省地质局地矿处副处长，主持全处工作。
3个月后，温家宝离开酒泉，赴兰州到省地质局报到，结束了12年的野外地质工作和生活。
不过，1980年3月16日的日记里，他却写道：
我是去年十二月十七日独身一人到兰州的，任职是省委七九年九月份批的。
三个月来外出开会几乎占了一多半的时间，其余主要是处理日常处务工作，根本没有什么起色，每日或参加一些会议，或批阅些文件，或坐在那里东翻翻、西看看，日子就这样从身边过去了。
到了晚间，人们匆匆回家过那小康生活，而我常独自一人黯然呆坐。
学习无一定计划，工作和生活也缺少目标，空费精力，磨人生命。
人们常恭维说，三十多岁即当了处长。
而在我看来，除了日益增长的虚荣之外，哪有什么意义呢？
人的生命这样度过，该是多么可怕而又可悲啊！
一年后，1981年3月28日，地质部（1982年5月改名为地质矿产部）党组批准他任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开始处理全局地质业务工作。
当年9月，温家宝作为地质部选拔的第二批年轻干部，随时任部长、党组书记孙大光赴东北三省调研。
考察途中，孙大光总是让年轻干部们发表意见，谈心得体会。
考察结束时，每个人都要就地质工作改革和发展写出报告，向部机关干部汇报，让大家评议。
次年11月初，经部党组决定、中央批准，温家宝调任地矿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从此离开了工作15年的甘肃。
温家宝在书中写道，“人们常说，‘先有伯乐，后有千里马’。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千里马’，但我要感谢那些认识我、了解我、信任我并给我锻炼机会的‘伯乐’。
没有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没有像孙大光等一批令人尊敬的老同志，我仍可能还在大山里。
因此，对我来说，为‘官’本是偶然之事，特别是进京‘做官’，是自己根本没有想到的。
”
刚到政研室，温家宝对工作环境和人头都不熟悉，更不谙待人接物之道，甚至连学都学不会。
“我就像看见生人就怕，躲在角落里不说不笑的孩子。
”
经过接触，温家宝了解到，政研室的几位同事业务扎实、对地质管理熟悉、文字水平高。
和他们比，他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人地两生，面前的路很难。
“我常想：
生活对我是公平的。
岂止是公平，甚至有些偏爱。
机遇也是难得的，许多人比我有才华，但却没有我这样的施展条件。
现在，主要是自己要有知识、有力量、有胆略。
在这些方面，我还差得那样远，知识不足，经验不多。
我必须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在学问和事业上。
”他写道。
1983年3月下旬，温家宝在东北调研途中获知被增补为部党组成员。
一个月后，5月24日，部党组召开在京处级以上干部会，进行副部长人选民意测验。
结果表明，温家宝受到绝大多数人的信任。
当年10月10日，经中央批准，国务院任命温家宝为地矿部副部长，开始参与领导地矿部全局性工作。
这一年，他41岁。
1985年10月，因工作变动，温家宝离开了地质系统。
但《温家宝地质笔记》一书中写道，地质工作的记忆埋藏在他心中，“有一次我去甘肃出差，路过祁连山。
尽管离开多年，但我仍能比较准确地说出哪个山口是洪水坝口，哪个山口是红山口。
望着山前那红色的地层，我还能准确地辨认出那是第三系的白杨河组。
”
2002年8月，温家宝重回酒泉丰乐乡，当年他曾住过百天的旧屋已成库房，但当书桌用的旧板柜还在。
“物是人非，世道沧桑一瞬间。
”他感叹。
1985年4月。在江西考察期间。时任地矿部副部长温家宝在野外与技术人员讨论地质情况
弥补特殊时代的“缺陷”
让领导干部年轻起来
中共十三大开幕当天，新华社记者李尚志找到了时任中办主任温家宝，希望他能帮忙进入中央领导人的休息室。
那是1987年10月25日，当天为了避免中央领导人休息室人员过多，对记者数量进行了限制，李尚志被挡在门外。
温家宝听说情况后，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散会后，在回宾馆的车中，温家宝还向李尚志介绍了特邀代表陶峙岳的情况。
除了中央日常工作外，温家宝参与了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研究、起草工作。
这一年，他45岁。
“政治体制改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逐步年轻化。
”十三大前，邓小平对日本政治家二阶堂进说道，“十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都将比较年轻一些。
”
“年轻”这个词，贯穿了整个八十年代。
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一再提到这个问题。
突破亦是稳妥的，“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
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
在这个前提下，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其二，不能把‘年轻化’简单地理解为越年轻越好，不能把年龄当成选拔使用干部的唯一刚性指标。
其三，在干部队伍选拔配备上，年龄的条件不能说得过死，领导班子配备要有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同志参加，形成梯级结构。
”邓小平在1987年总结道。
“制度上的缺陷”
“我们存在一个领导层需要逐渐年轻化的问题，”1980年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说道，“过去没有规定，但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
这不利于领导层更新，不利于年轻人上来，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
这个缺陷在六十年代还看不出来，那时我们还年轻。
”
但到了八十年代，情况不一样了。
据统计，经历过“文革”，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平均年龄约为65岁，1982年机构改革前，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级领导班子平均年龄分别为63岁和62岁多，省部级领导干部中50岁以下者仅占总数15%，相当一批干部连八小时工作都难以坚持。
为此，陈云曾自我调侃道：
“建国时我45岁，可以三班倒、四班倒，白天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
现在不行了，如果还要那样干，就是向‘八宝山’开快车。
”
邓小平和陈云等领导人，决定把步子迈得更大一些。
1980年春节前后，中组部派出10个工作组分赴各地，任务是考察中青年干部。
回到北京后，工作组形成了一个160人的名单。
名单最终被送到邓小平案头，邓看完了后说，选拔的干部，年龄偏大、文化偏低。
除了中组部，各部委也分赴各地，寻找年轻有为的储备干部。
“从1980年开始，先后组织了五批这样的考察，涉及三十多名中青年干部。
我有幸参加了第二批和第四批考察。
”2010年1月13日，温家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写道：
“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是这样从山沟里被选拔出来，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
”
1982年，十二大召开前，邓小平和陈云再次提到提拔和培养年轻干部的问题。
7月2日的一场座谈会上，陈云力主不但干部要年轻化，而且要提拔四十岁以下的人：
这个年龄段的人一是年富力强；
二是可以经过3年、5年、10年，有意识地培养，选出好的人；
三是40岁以下的人中间有人才；
四是只有40岁以下的人，才了解“文革”初期青年人当时的想法和表现。
虽然“文革”已经过去6年，但留给这些领导人的冲击仍在。
邓小平曾一再提及“文革”期间一件往事。
1973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随即在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令“四人帮”之一王洪文颇为不满，两年后，他在上海恨恨地说，“十年后再看”。
当时王洪文40岁，邓小平已经71岁了。
他找李先念等人交流时，不无忧心地说，“十年之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
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啊！
”
邓小平、陈云等领导干部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1980年2月29日通过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提出要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并且将这一要求写入修订的党章中。
同时，他们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提拔、培养。
“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是照样干吗？
”
然而，阻力仍在。
多年之后，李鹏在回忆录中，对这段经历仍然难忘。
1980年12月31日，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邀李鹏到家里去，说中央决定一批老同志任国务院顾问，自己是其中之一，部长的工作以后将由李鹏接任。
但两个月后，李鹏再到刘澜波住处时，情况又发生变化。
刘澜波说，电力部几位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认为李鹏太年轻，马上当部长在部里难以服众。
虽然中央最后力排众议，坚持原来决定。
但这段曲折也让陈云颇为感慨。
1981年7月2日，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议题是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李鹏参加了这次会议。
陈云在会议上说：
“李鹏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搞电30多年，这次提拔当部长还有争论。
我看到的名单，第一次不是李鹏，第二次才是李鹏，是刘澜波同志力争的。
”
“我们现在的两个主要任务是经济改革和干部年轻化，两者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干部年轻化。
”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再次提到这个问题，他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案例说道，“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其实也不比现在年轻人懂得多，不是照样干吗？
”
邓小平、陈云等人越来越意识到，要想把年轻的干部提上来，老干部就需要先下去。
在邓小平看来，这甚至是一场革命。
在1982年举办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提醒人们：
“这次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