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艳 编辑|孙凌宇 [email protected]
身为“台南怪医黑杰克”知名皮肤科医生林炳煌的爱女，林奕含被外界称为“台南怪医千金”；作为台南女中同届唯一学测满级分的高材生，曾获台湾数学科展第一名，媒体称之为“漂亮满级分宝贝”。
她的生活有进口文具、钢琴和手冲咖啡，当然还有文学，有柔光灯照耀的美好未来等在前方。
高中时，林奕含被父母送进补习班，找到有“北吴岳，南陈星”美名的补习班名师陈星。
自此，林奕含的世界发生了没有过程感的断裂。
2017年2月，《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为林奕含的第一部小说出版，这是一个变态骇栗的故事，读文学的老师诱奸了读文学的女孩，发生在文明的大厦、升学主义的补习班。经其父母证实，这部小说是根据林奕含的真实故事改编。
尽管游击文化出版社说，不要把书本内容和作者本人画上等号，但我们也可从中知晓林奕含的伤痛。在文学中滋养自身的人，避免了现实的氧化，真正进入现实，摩擦难免，更何况，林奕含迎头撞上的是一个堵了她十余年的噩梦。书里说，事情发生后，房思琪成了自己的赝品，那个柔光灯照耀的的世界，成了永不可回的故乡。
2009年，林奕含考上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系，但入读两周后就因为抑郁症恶化而休学。2012年，她重新考入国立政治大学就读中文系，读到大三的时候，又因为抑郁症再次休学。身体离开了暴力，但灵魂没有，直视过地狱的人，也将永远被地狱直视。她说：“没有人知道我比任何人都不甘心，这个疾病它剥削了我曾经引以为傲的一切，甚至没有办法念书，而我多么地想要一张大学文凭。”
她活着，但完全没有实感，她甚至觉得，在很久以前的第一次自杀时，她就已经死掉了。照片里，她面庞白皙如月牙，马尾轻盈，但采访过她的记者却说，她叹一口气深邃得像刚从悬崖边回来。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掀起许多议论，骆以军形容像纳博可夫和安吉拉·卡特的混生女儿，蒋方舟说，阅读体验像被冰锥捅了一下，或是如溺水般喘不上来气。张亦绚《永别书》里的一句话就像林奕含人生的写照：我是痛苦的神童。林奕含具有文学的天赋，创作期间，她不曾与谁讨论文字，她只是用村上春树一样的纪律要求自己，写两千字文章，数月之后检视，不如意就再改，直到满意为止。在写作中，她叩问她曾相信的一切，却也陷入疑惑，误入歧途。她从性侵犯人身上看到文学，她质疑文是否载道，她质疑真善美是否统一，她甚至轻率地说出，文学不过是巧言令色。
写作的过程是叩问，也是一场绞杀。她把自己带回到13岁，重复、推敲、工笔细画那些噩梦。每一个人都害怕叙述自己，她却手挖喉咙催吐自呕，如同凌迟，将自己层层剥开，暴晒在白纸之上，展示在公众面前。
她希望人们生气，她讨厌和解，也拒绝原谅，她说，忍耐不是美德，那只是这个伪善的世界维持扭曲秩序的方式。
于是人们谈论性侵，如同她是无数被害者中的一个分母，人们谈论抑郁症，如同她只是患了一场重感冒。连她的父母也态度温和：“轻轻地诚挚地拜托大家，请记住她的遗愿，是预防，而不是追究任何个人。”而陈星，在这本十万字的小说出版后，他只说了八个字：“人都死了，多说无益。”
无数的毒气中，她脚步轻盈，走向了精神科医生所说的集中营。
2017年4月27日，林奕含在自己的住所上吊轻生，因抢救无效而离世，她的人生永远停留在了26岁。
与农村留守儿童引发的关注相比，人们容易忽略城镇儿童也是性侵受害者。他们的受侵经历被有意无意地遮蔽，当事人成年后的反思亦值得玩味。本文原标题《性侵之后》，载于2016年南方人物周刊。
实习记者|郑莹 编辑|张雄 [email protected]
1
在一张小学合照里，贺禾真黑啊。不像其他圆圆的、新鲜的脸蛋，她咧开的嘴挂在被扯成正方形的脸上。她不知道怎么笑才好，使劲让自己看上去像一个快乐的人。
她随外出打工的父母到了广州。念幼儿园时，男孩、女孩都在教室脱光换泳衣，贺禾迟疑，想着男女有别。但既然大家都这么做，她也得脱。一年后，在母亲的出生地——一个平淡无奇的华东城镇——父母找到了国企的工作，一家三口回乡安顿。
被父亲带着在新小学各教室门口转悠一圈，贺禾成了旁听生。在广州晒得太黑了，她不讨人喜欢。
去校外泳池游泳时，贺禾专往女孩堆里或人少的地方游，避开大片男孩。一次她穿了件连体式泳衣，不记得是否有裙子。反正有没有都一样，在水里裙子总会飘起来。她听到背后一阵嬉笑声，年纪相仿的一群陌生男孩从她胯下迅速游过。
就像班里男孩老扯她辫子那样，她感到被玩弄。来不及拒绝，她只能拍水，“干什么啊！”她赶紧游开，不愿看那些讨厌的脸。内裤遮住的部分被侵犯，她联想起之前相似的经历。
离家不远是大她10岁的表哥的家。如往常的一天，大人在楼下聊天，表哥带贺禾去二楼大房间玩。二楼平时空着，不怎么去。爬长楼梯时，贺禾隐隐有些感觉，她不知道是什么，也许是恐惧，也许类似被尾随的不对劲。
二楼有窗有阳台，但没人，贺禾感到“私密”。表哥温和地下指令让她脱了裤子坐他腿上。是熟悉的人，好言好语，不像要伤害我，贺禾想。表哥看并摸了贺禾的私处，他嘱咐：“别跟大人说。”
“嗯。”贺禾原本就没打算说。他们一块儿下楼玩，贺禾让自己无缝切换，配合好他。
如今23岁的贺禾把这视作“强奸犯与被强奸者的心态”或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表哥重复了几次这样的举动，每次10到20分钟，不超过5次。一切都在他的谋划之中，此前毫无预兆。
回家后，贺禾躺在床上，她担心，“我会不会被玷污了，不干净？”
怎么描述这位表哥？贺禾不太了解他，能想起的是：
房间书很多。书架上摆着纪伯伦、狄更斯的书。抽屉里藏着一本少女漫画，翻开后是12个日系萌少女，穿着比基尼。
他胆大，爱捉弄人，捣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
他爱逗贺禾家的猫，老踢它，或者挠弄它，用脚勾猫的肚子迫使它站起来。贺禾担心猫不舒服，冲他撒娇，“你不要这样嘛！”但他是魔王，只管玩他的。
“他为什么要顾我呢？我也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态度。”贺禾觉得理所应当。
很多快乐的时光贺禾只记得某个画面，比如跟好朋友在床上跳着喝牛奶。季节、气温回忆不起，遭性侵时，因“懵懂的快感”，贺禾记住了片段并被神秘的感受所吸引。她感到羞耻，“羞耻并不来自被人侵犯，而来自于我被侵犯还从中获得了快感。”
五年级时的自慰贺禾不确定有没有受到性侵的影响，但很可能性侵让她知道阴部是会有反应的。“好像是我的理性跳出来了，把性侵带来的性愉悦转移到我也可以给自己带来同样的愉悦上。”
2
“性侵一事在他那儿会不会版本不一样？”我问贺禾。
“也许会，罗生门。他也许觉得性侵是某一件想做的事情的一部分，或是他某个想法带出来的念头。”
“你想过要保护自己么？”
“也许有，但并不觉得有什么别的办法。他很坚决，没迟疑过。”
“在行为中他会认为你是自愿的么？”
“我有模糊地拒绝，摇头嗫嚅着，‘不要吧’。可能比‘不要弄我的猫’还要更软弱。因为这事跟自己相关所以不好意思，没法理直气壮。他一定会意识到我的不情愿，年龄差太多。也许他觉得我根本没有性意识。大人总会觉得孩子小，什么都不懂。”
“那你恨过他吗？”
“好像没有。我不是个感情强烈的人。也可能有，但我压抑掉了。”
“为什么要压抑？”
“我习惯淡化或回避感情，这是我默认的成长配置。我已经不是有意在压抑怒火了，我都没有感觉到怒火怎么去压抑？我不习惯指责别人，在公共场合有人故意踩了我一脚那我就把脚缩开，让着他。我没有怒火也没有恨。我甚至都能理解他。”
“是不是因为没有造成身体伤害，所以你才觉得能理解他？”
“不知道。如果生理上痛苦，受侵犯时我肯定会哭。如果哭了，他肯定会停手，怕招来大人。”
该不该拒绝他？有时我想。但我胆小怯懦、畏惧任何人，所以每次都会跟去二楼，但又觉得好像不应该听从。也许我想象过拒绝？也许只是我杜撰出来的记忆。
他对我没有特别喜爱，也没有特别讨厌。（性侵）这种行为是出于生理欲望和好奇心。我能理解男生青春期对女生私处的好奇。他们没有合理的渠道去了解，于是找最便捷的方式。当时他身边的小女孩只有我。
从小学开始，我们班男生就会装作掉笔，捡笔时偷看女生裙子底下的内裤。小孩的形象——天真、单纯——是成人想象出来的，当小孩认知尚不完全、道德观不强时，他会作恶。但也不能说他坏。
我的性格造就了这件事情的产生，以及我会怎么处理它的态度。
回想才发觉那时的我，其实是一个愿意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而掩盖矛盾的人。我怕给父母带来不便，怕见到他尴尬，怕双方家庭因这事而尴尬，所以我宁愿不告诉任何人。
去年暑假，我参加舞蹈治疗，突然有两人吵了起来，在场的有站队的，有调解的。我什么角色都不想要，只想躲开。那是我强烈意识到自己条件反射般回避冲突的时刻。可能跟童年教育有关，比如幼儿期我发现采取维持和平的方式可以保护自己，那就会长期把这种方式内化在为人处世中。
性侵这事告诉父母，他们应该不会骂我，会对侵犯者愤怒，同时可能会讲，“怎么这么傻，干嘛跟他去？！”就算他们将侵犯者绳之以法，so what？难道我受到的伤害会因此而得到弥补么？并不会。
性侵是我私人的事，让时间来淡化，我不需要心理医生，自己能搞定。我母亲说我从小就没个小孩样。我早慧，秘密是常态。谁的童年没点黑暗？我很幸运，有神奇的记忆筛选机制。事情发生的短时间内可能我会觉得世界糟糕，但一定不是我的常态。
对一个已经被性侵的人来说，当作摔了一跤？没那么简单。摔跤痛过就忘，但我会一直记得这事，把它一直埋在心里成为不告诉别人的秘密。
3
背书包坐上海地铁2号线的男人有两种可能：张江的IT男和陆家嘴的金融男。这人手上戴串佛珠，是生意人。看他长相是中产阶级，不，中下。手臂有肌肉，但肚腩突起，健不健身？手机显然不是iPhone。一个穿牛仔裤喝奶茶的大叔，有趣。艾麻轻声猜测两米外被汗水泡得肿胀的男人，“感觉他是老实人，但我喜欢坏坏的类型。坏坏的并非包含坐怀不乱的含义。”
艾麻在陆家嘴一家知名证券公司实习，下班后坐地铁得从2号线转1号线转5号线，她穿牛仔长裙，到膝盖的开衩平衡了性感与硬朗。
她戒备有人骚扰或诈骗。一次地铁上有男人贴过来，手老碰艾麻腰，艾麻躲开后见那人没跟过来，打消了大喊、报警的念头。11岁那年秋天，一段“梦幻”的经历让艾麻开始畏惧青年男人。如果他们走过来并试图搭话，艾麻肯定不理会。
一直在县城的艾麻初中去市里念书。父母教高中化学、初中数学，艾麻住学校家属区，小区住户彼此熟识。周末晚上艾麻常跟小朋友在院子里玩到很晚，有的小孩被家长恶狠狠叫回去，她从不会。
在跟伙伴玩遍了周围的去处后，艾麻惦记上了城外的小河。小河平静且浅，人烟稀少，他们把小河之行当作野炊。母亲知道后，斥责艾麻不顾掉进河里及被劫走的危险。担心真多余，艾麻想。
放学后艾麻需要穿过一条繁华的街道，两侧是居民楼和商铺，行人很多，匆匆或悠闲。艾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玩，离家只有10分钟步程，而且父母常晚回。偶尔她想想暗恋的男生。
再拐个弯就到家了。在拐角处艾麻被一陌生男人拦下，男人请她“帮个忙”。艾麻有时会碰到不识路的人，如果没法指明白，那就带人走一程，反正不着急回家。但也得看面相，如果凶煞那得另说。
眼前这人在微笑，不像坏人。看样子比她父亲年轻，那就是二十来岁。从放文件的手拿包来看，是个上班族。
艾麻跟在男人身后拐进了附近一栋居民楼。这楼艾麻每天都经过但从没想过要进去看看，太普通了。楼道四下无人，男人让她抚摸他的身体，温柔地说：“照做就是在帮忙。”
自小被教育要乐于助人，艾麻便照做了。她不明白抚摸意味着什么，只觉得是个奇怪的叔叔。况且他看起来比自己强势，没法不听。两三分钟后，手机响，他接了个电话。电话里女人的语气强硬，他温吞答“很快回家”。艾麻有些害怕，想走。那人求她再待一会儿。艾麻挣脱不掉，被一把抱住抚摸。
有人上楼了。那男人表情慌乱，放开了艾麻低头假装整理衣服。一位跟父亲年纪差不多的大叔看了他们一眼后走了。
有点奇怪，艾麻想。当她再次提出离开时男人没再拦，叮嘱她不要跟父母讲。艾麻没顾得上回应就跑开了。这叔叔“不危险”，但这事有点“复杂”。
念小学时艾麻在家什么都敢要，小朋友碰她一下她一定会把人推倒，“睚眦必报”。但转学进市里那年她还没有亲密的朋友，这件“复杂”的事不知道该跟谁说去。班里同学谈论流行的电视剧、漫画和小说艾麻都听不懂，她在县城里看的是《红楼梦》，弹古筝，没追过星。
父亲所在的高中有一个操场，操场低于地平线，陷了下去。操场外面是一条小河，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干旱的地方还有河。有一年下大雨，小河涨水，从墙体排水的洞口漫了过来，在操场形成了一个小湖泊。好妙啊。她和伙伴在小湖泊边玩《还珠格格》和《情深深雨濛濛》的角色扮演游戏。
此前为了融入班级，艾麻主动了解流行文化，跟同学一块儿看青春文学。挺有成效。
《新蕾》、《萌芽》里的恋爱都是“纯纯的”，艾麻不知道男女生理构造不同，只知道女生胸部有两团软软的凸起，或大或小，肉眼可见。而男生没有。她不知道男生有阴茎，更别谈性欲。
年长一两岁后，看到新闻报道，艾麻类比自己的“复杂”经历才意识到是性侵。她气愤被欺骗和利用，心想，再遇到那人一定报警。她想过为什么这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得出的结论是：凑巧，自己比较不幸。
艾麻几乎快要忘记这事了，她以24岁的经验对那人做出判断：初犯，不像有预谋，也许观察过我一阵，但我没注意到；可能是恋童癖；那个年代就在用手机，看来有工作且生活富足；很怂，可能在家里不爽，无处发泄。
可怜又可悲。
4
后来艾麻才意识到，母亲会因为她的隐瞒——不告知早恋、同居——而尖声哭泣，叹“养了只白眼狼”。隐瞒这一行为本身比所遮掩的事更让母亲无法容忍。几年来，艾麻对此几近抓狂。但在当时，她没说那件“重要到需要跟父母讲的事”。
我不敢告诉父母这件事，我怕被骂，就像他们指责我不该去河边玩一样。感觉好像是自己的错，没搞清状况就跟人走了。
我跟他们一直无法平等沟通。初中因为跟朋友用小纸条交流恋情被母亲发现，她大发雷霆，我父亲不管，之后他们和我的关系变成了压迫与被压迫。他们不许我跟男生单独出去玩，得在小灵通里让周围同学说话以证明。
一段时间里，我很怕这人再次出现，自卑、羞耻又孤立无援。我试着去想明白整件事，开始自慰以探索自己的身体。也没跟父母讲过。
四年级我就来了月经，跑去母亲卧室，她让我“自己弄”。我跑去卫生间又疑惑着折返找她，她不想多说，“你看了那么久都没看明白么！”妈的，我什么时候看了！她无奈，告诉我这是正常的事情，甭管是什么。
吃饭、看《海豚湾恋人》、想念同学和小男友，小孩子很容易转移注意力，（性侵）这事我没老放心上。
第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我稍微有点障碍，所以选择了跟前男友倾诉。他听后买了报警器和防狼喷雾让我随身带着，我没觉着带着就能安全，后来就不带了。
大四那年，两三个月内我瘦了二三十斤。高中觉得学习好就行，大学意识觉醒后想让身材变好于是节食。后来朋友说，不行，太瘦了。我很开心。碰上考研压力变大，紊乱的大脑开始对糖上瘾，几乎整天都在吃高热量的食物，就像《七宗罪》里第一个暴食的人。胃一点都不想再接纳食物，但我失控了。
我患了抑郁症，严重时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不想活。但又不敢死，说不定能克服呢？我体重从不到80涨到90斤。我为身材焦虑。
我不愿碰自己了，洗澡很艰难。把镜子盖在桌面上，不要看。偶尔照镜子时想，又胖了吗？每一次恢复正常进食的尝试都会被下一次的崩溃所打断。
父母觉得我只是心情不好，纯“作”，算不上什么事。前男友是我当时最亲近的人，最开始他体贴地陪伴我，但时间久了也会烦，因为每次我失控了就会给他打电话。从这事上我知道人之间可以理解，但无法共情。我没跟身边的人再讲抑郁症，这不是好事，别人也无法感同身受。
很多心理治疗都有种江湖骗子的感觉，鱼龙混杂。所有心理方面的问题我都靠自愈。不过如果结果更严重，可能就另当别论了。在当时，我没有把他对我做的事情与性联系在一起，我记住它是因为特殊，有身体接触。
对了，他好像有用生殖器官隔着衣服碰我臀部。上次回忆时没说这细节，大概因为是更猥琐的事，更不愿想起。当跟别人讲述时，如果没有讲这一部分，自己就渐渐感觉好像也没有这部分了。
很奇怪，如果讲述现在的性生活，我完全不会有障碍，但回忆之前那事还是有障碍的。可能因为当时太小，觉得儿童不应该触碰性这件事。感觉这是一种社会规范——只有成年人才可以接触性。
在第一次性行为之前，我觉得性是一件不好的事。因为每个人都在忌讳讨论它，每个人都在说，你们不能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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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找到“儿童性侵”话题合适的受访者，我试过很多方式但都得不到回复，于是向7位朋友求助找人。“性侵这词好重，”一位朋友说，“似乎就指强奸。”两个人回复：我就是。还有一位朋友在成年后遭遇性侵，母亲劝她息事宁人，“就当被狗咬了一口，又不会死。”
出于信任及被了解的欲望，朋友贺禾和艾麻向我回忆了10余年前的性侵经历，谈论了童年、性与爱。她们担忧自己的经历“不够典型”，“难令人兴奋”，但也会自我安慰，“遭受这种不算严重的性侵的儿童挺多”、“我这种情况可能在性侵中占了90%”。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龙迪总结国际共识的儿童性侵定义是：18岁及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男性或女性）在威逼利诱下，卷入任何违背个人意愿的性活动，或在非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参与性活动。“性活动”包括带有性含义的身体接触，也包括裸露身体、观看裸体、拍摄裸照、观看色情录像或图片等非身体接触，还包括互联网性侵犯。侵犯者可能是受害者熟悉的、处于权威地位的家人、老师、亲属和熟人，也可能是同龄人或陌生人。龙迪分析了这两个案例。
她们共有的羞耻感是阻碍儿童性侵受害者疗愈的一种情绪，龙迪介绍，因为事情发生在隐秘的环境中，侵犯者让受害者守秘，让其觉得自己在偷偷做见不得人的事，因此，自己也是不好的。受害者当时也许没觉得这事多了不得，但长大后了解了性的文化含义，特别是性禁忌，就会萌生羞耻感。更重要的是，没机会跟人说，没人让她们明白性侵不是自己的错。
美国儿童性侵领域专家Finkelhor提到，约1/3的犯罪行为是由其他儿童实施的，包括年长的青春期儿童骚扰相对年幼的儿童，也包括青春期儿童对同龄人实施强奸和性攻击。这一类型儿童性侵的主因是儿童的性好奇。Finkelhor指出，如果双方相差5岁，两人的性活动不能称为“性游戏”。
“性游戏中小孩没有性的概念，双方在平等探索，非强制。性侵犯有权力差异、强制性和隐秘性的特点。类似贺禾这种情况，侵犯者和受侵犯的孩子的关系超出人们一般想象。侵犯者用孩子的身体满足自己的需要，但在其他方面对孩子可能有感情。孩子会因为侵犯者有对她好的部分而相信这人让她做的事也是对的。有的孩子能知道不对，但要还‘对我好’的情。”龙迪说，“即便贺禾早熟，5-9岁的孩子也不会因为中国社会的人情、面子而维持两个家庭的和平。”
“当然，这只是她讲，实际情况是什么，其实我们并不知道。”龙迪接着说，“也许她都忘了。并非她说谎，而是记忆的修正功能。贺禾不说，一是因为羞耻感；二是在跟父母交往的过程中，她可能从父母的反应做出判断——父母是不能接受这件事的。从心理的影响和修复来说，贺禾最好不见侵犯者。每次重复回忆都是新的创伤。贺禾见到他没有情绪反应，那也可能是一种自我防卫，让自己麻木。”
艾麻忘记部分细节，在龙迪看来，这是大脑自动的保护机制，“她与倾听者建立信任需要很长时间，还会考虑彼此的身份。她忘记很自然，否则一直想着而没有支持与治疗，承受不了。她俩能自我疗愈，很勇敢，没有责任也不必感到羞耻。之后对性、亲密关系和亲子关系有疑惑时可以接受一些心理治疗。”
在《第二性》中，西蒙·波伏娃写道，“所有的精神病学家都同意少女的性欲开端对她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这开端在她以后的一生中都会有反响。”我问龙迪，如何看待从性侵中获得性快感并开始主动了解性信息的行为？龙迪答，“性创伤是儿童性侵犯的标志性影响。性创伤是性发育未成熟的儿童过早接触性刺激后，被‘撩拨’了性反应，导致过分关注与性有关的信息。这对儿童发展是有负面影响的。例如，在公共场合做出有性含义的的行为会引起周围人的反感甚至惩罚，会导致与周围人关系的破坏，强化自我否定，有时还会被居心不良的人利用，如性交易。当性不是放在美善而丰富的人生框架里的时候，它会让人受辱、受伤。”
6
贺禾和艾麻都来自普通城镇家庭，与农村留守儿童引发的关注相比，人们似乎容易忽略城镇儿童也可能是性侵受害者。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咨询师刘凤琴所接触到的中产家庭出身的咨询者，大多是为成年后遭遇婚姻、工作问题而来，长期接触后有1/3透露他们曾遭受过性侵。刘凤琴也是红枫的妇女热线督导，红枫常会接到性骚扰的电话，甚至还有边打电话边手淫的人。
刘凤琴念艺校时，同学最小的11岁，最大的16岁，一位专业老师在毕业之际老给刘凤琴写信，还要求单独授课。艺校的琴房每间都是单独的小屋子，每扇门上都有窗户，学校规定，谁也不能将窗户挡上。一次晚上她独自在琴房练琴，那老师走过来夸赞一番后突然冲她脸亲了一口。她吓坏了，撒腿就跑。
16岁的刘凤琴收到过三四个男生的情书，她躲不开只能收着，拿去给关系好的老师问怎么办。老师讲了一个关于玫瑰的故事——做一朵好玫瑰，但要有刺，不能随便谁来就拔走。
她将这封看不明白的信又交给了这位老师，没得到解释。毕业分配时写信的老师极力反对刘凤琴留下，她也没明白为什么。直到结婚后回想起才觉得这事不对劲。
她将自己的敏锐归功于母亲从小的教导。上二年级时，一位六年级的学姐被老师性侵了，母亲借机教导刘凤琴：不能贪便宜，不要跟人单独出去。
学姐皮肤白白的，眼睛毛乎乎的。“孩子完了，”大人议论纷纷，“那孩子嘴馋，给她什么就吃什么！”后来学姐全家搬走，再无音讯。
如今已是奶奶辈的刘凤琴接触了大量受性侵的儿童，一些家长觉得这事丢了自己颜面，将愤怒转移到孩子身上，责备他们“傻”、“不要脸”。把性侵视为摔了一跤，落了个疤，将它平常化就真正解脱了。谁身上没有几个疤？刘凤琴常重复这几句话。
性学家方刚曾称，性侵侵犯的是身体自主权；对身体其他部位的伤害，侵犯的也是身体自主权；二者性质一样。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权回忆，在他参加的一场废止嫖宿幼女罪的研讨会上，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孙晓梅说，只要发现性侵案件以嫖宿幼女罪被追诉，她一定会履行全国人大代表的监督职能。
众人鼓掌，除了方刚。方刚问，“你怎么知道被性侵的孩子自己不是乐意的？”
会后吕孝权知道方刚在性的自主权问题上持绝对保护的观点，他并不赞同。吕孝权认为性的自主权与认知能力有一定相关性，对一定年龄段以下的群体，性的自主权是受制约的权利。
吕孝权长期为受性侵的儿童提供法律援助，很多儿童家长拒绝援助而选择私了甚至隐瞒，他为这种趋利避害的选择感到无奈。
在《刑法修正案（九）》未实施——即嫖宿幼女罪仍未被废除时，嫖宿幼女案件中的幼女常被另眼看待。在吕孝权接触的此类案件中，案发后，有班级老师暗示学生孤立受害幼女，私底下骂她们“卖淫的妓女小骚货”。
一位微博认证为“果壳网心理学领域达人”的用户以几十年前差点强奸一姑娘的经历告诫人，“有时要相信世界上有魔鬼，不然没法理解人性。”
合谋动手的哥们曾问他，姑娘说出去怎么办，总不能弄死吧。他分析：
不会的。她被混混骚扰这事她都没敢告诉家里。
她爹那次来你也看见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封建思想很重，要是知道她被人轮奸了说不定直接把她打死了。
她不会说的，也不敢说。
7
贺禾学生时代的照片大多是短发，她胸小，像男人一样多毛。很多年的夏天她都用一条牛仔裤牢牢包住腿。在另一张童年照中，贺禾站在母亲身前。母亲戴大黑框眼睛，头稍偏，一脸了无生趣的苦相。
贺禾家所在的住宅区住着同一家国企的员工，老人常聚在一块儿乘凉、聊天。母亲和贺禾内向，心情好时冲邻里点头笑笑，心情糟或害羞时就快步绕过人群。除了罕见地有骇人消息——单元楼里一户人家深夜全家被灭口——引起谈论外，日子平静。父母不工作时打打麻将，母亲老了，爱上跳交谊舞。
小学时，贺禾参加了外婆的葬礼。在火化场，她跪在火化炉前告别遮着白布的遗体，周围都是哭声。磕3个头，遗体就要推进去火化。外婆要烧成灰了，她想着，酝酿了第一次眼泪。
人死后是什么状况？去另一个世界还是只在一片黑暗中？她想了一会儿发现无解，就不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