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的小说善于运用底层人物的描写来展现社会时代的总体面貌。冯小刚曾说：“刘震云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这部影片就是这样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和一个非常会拍故事的人，向观众讲述了一个农村妇女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这样一个看似荒谬的故事。

影片运用“圆、方”式的镜头打在影院的巨幕上，拍摄手法很新颖。像利用显微镜观看一个个体（细胞）游走在这个社会（身体）之中。

影片中李雪莲要先证明离婚是假的，与前夫结婚，再与他离婚”；又因为前夫说她是潘金莲，她非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进而与整个官场对立。

李雪莲这样的“折腾”到底是为了什么？一件“小事”经过层层上告，就能令一众官员坐立不安，　李雪莲这只“小蚂蚁”为何能让“官场”这头大象如坐针毡？

中国社会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激速变迁后，已经形成了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也造成了社会文化的大分层。

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办事情怕口说无凭，需要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有法律效力。

• 在乡土社会，基于熟人关系产生的乡土文化，是一个具有很强连续性和固定性的生活场景。

他几乎是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以身份关系构建的社会结构，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

想通了这层逻辑，我们就可以理解影片中李雪莲为何要不断证明自己是假离婚，即使真离婚，也要再结婚，再离婚。要证明自己不是前夫口中的潘金莲。因为她如果不去证明离婚是假的，不去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那么在一个封闭式的以身份关系构建的乡土文化中，她就会被烙印上因为生活不检点被男人抛弃的恶名。

这种恶名不光会影响她本人，还会影响到她未来的孩子，父母，以及她所处的社会对她及其周边人的评价，这种影响是持续性的。

生活在以陌生人组成的城市社会的我们，可能住在同一个小区，甚至住在对门都不知道彼此叫什么名字。

• 社会越来越以掌握的社会资源和财富资源进行分层。

城市社会中有掌握大量社会资源和财富资源的精英阶层；有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的中产阶级；还有大量生活在一般基准生活水平线以下的贫困人口。

社会阶层的产生慢慢导致阶层内部的固化，孕育形成阶层内部特有的价值体系。顶级的精英阶层以资本产生资本，平日深居简出。贫困人口多关注基本生存问题，对国家大事少有关注，社会阶层长期处于平行状态。因此以财富区分的城市社会更多的是以陌生人互相协作组成的契约社会。

长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就了二元的文化认知差异，由身份关系构成的熟人社会（乡土社会）与以财富区分构成的契约社会（城市社会）之间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认知鸿沟，这就是现在生活在城市社会的我们无法理解李秀莲的原因所在。

影片中李雪莲这样一个农村妇女因为一个离婚案件竟然能把一个县的法院院长、县长、市长搞下台，又把新来的领导弄得团团转，煞费苦心的对她截访、拦访。当市长发火的时候，县长和县法院院长就在一起叽叽咕咕商量对策，当李雪莲要上北京上访的时候，市长、县长、法院院长又成为一条绳上的蚂蚱。

• 中国是一个科层式的中央集权国家。顶层的政令需要通过官僚系统传达到底层的群众中去。

但通常情况下在一个科层式国家政治体系运行一段时间后，官僚体系会形成一个个利益的板结（在古代称为朋党、现代政治语境中称为小山头、小圈子），官僚体系会想尽办法让顶层政治精英只知道官僚体系想让他们知道的信息，把信息进行绑架，造成上令下不通，下情上不明。

这种情况古今中外皆有。

如何确保上令下行，一以贯之，顶层设计与底层呼声信息畅通，那么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监察体系，监督整个官僚系统的运行，甚至越过官僚系统直接体察底层民意（巡视制度），直接向上汇报。

有人用即将成立的监察委员会与明代的锦衣卫、东厂比较。笔者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重大区别的。

明代的锦衣卫是皇帝的贴身部队，私人队伍，是在皇帝不信任原有以都察院为主的监察体系后，赋予自己私人队伍监察特权。发展到后来，皇帝又不信任锦衣卫，而又进一步使用自己的家奴——宦官集团，开办东厂，陷入了谁来监督“监督者”的怪圈，一步步把监察体系分解开。

到了清代，康熙采用密折制度，允许和鼓励四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员，直接向皇帝递密折。也是在原因监察体系外另设一套信息传递的系统，来破解信息淤堵的问题。

而此次的监察委员会设立与前两者天壤之别，是通过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形成对中央直接负责的在法治框架下的反腐机构。高层面对反腐败体现出的政治担当和勇气，在中国历史上必将写让浓墨重彩的一笔。

影片结束了，但它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却远未停止，正如张嘉译饰演的那位市长所说“应该处理好大于小的关系，以小见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别让这样荒诞的故事积少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