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最嬉皮笑脸的美少女（战士）。
这句话是我一个好朋友跟我说的。
她有段时间陷入抑郁情绪里，有天半夜突发奇想，要给自己选遗照。就是翻自己的相册的时候，她觉得自己也太好看了，“我这么好看，我不能死”。
我以前最最不开心的时候，就打麻将。
一口气打六个小时麻将，因为心不在焉，所以打得很烂，不断输钱。没关系，输钱也打。洗牌的声音能够让我镇定下来。
我另外一个朋友，在最难过的时候去洗药浴。在药浴的桶里哭，药浴到十分钟以后会浑身瘫软，觉得透不过气来，她用最后的力气站起来走出木桶。她说是站起来的那一刻，她发现自己还是想活下去的。
我不太喜欢跟人说“没事的”、“都会过去的”这种话，网易云音乐里有个评论，说过去的伤痕会变成故事的花纹。但确实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过去的，强行鼓励别人坚强等同于剥夺了别人软弱的权利，人当然是可以软弱的。
今天说几个关于“绝望”和“活着”的故事。故事来源都是我身边的人，但他们都不是网红，所以我隐去了他们的部分真实信息，我宁愿你们解读成，关于活下去的那些时刻。
一、“我妈嚎啕大哭，说楠楠你给妈妈争口气啊”
楠楠本名叫“若男”。
她成年后自己改的名字。会给女儿取这样的名字，父母一心求子的意志昭然若揭。
楠楠是家里第八个女儿。她出生在一个小镇上，母亲在她之前生过七个女儿，除了大姐，其他的都被送了人，她是因为体弱送不出去才勉强留下。在她之后母亲再没有生育，楠楠看起来瘦不拉几的，却意外地活了下来。
楠楠形容青春期的自己是“像疯草一样长高”。十六岁的时候，班主任开玩笑说，你读书反正读不好，不如去做模特吧。班主任说的模特，是县城里饭店开幕式上，穿着短短的红色紧身旗袍的模特。
但楠楠被这句话激得跑到北京。她是坐T字开头的硬座火车来的北京，身上只有一个旅行包，包上印着Gucci的标志性花纹，但楠楠不知道，这个包是县城里买的，售货员和她都不知道这是山寨品牌抄袭Gucci的图案。
关于她走红前的故事，她没有跟我说过。但我记得一件小事。
我在北京的一家一点也不著名的咖啡馆里写东西，那家咖啡馆既没有格调也没有名气，但是我看到两个摄影师在架机器做采访，有个女主持人在采访一个瘦骨嶙峋的浓妆女孩，她说自己是中戏毕业的，是大明星xxx的同学。
采访过程我没细听，但我每次抬起头来看，发现那两个摄影师都在埋头管自己玩手机，没有人真的专心做这一档采访。
我跟楠楠说，他们心知肚明自己在做一档压根就没有人看的节目的时候，脑子里在想什么呢？
楠楠说，他们在想今天的劳务费够开销多久。
然后她说，她们至少还能坐在一个咖啡馆里体体面面说话，比我当初好多了。你要是觉得她们可怜，那我当初算什么。
楠楠后来走红了。对普通人来说仍然是个陌生名字，但各个时尚杂志的内页都有了她照片。她替家里在省城买了套小房子，可是她父亲并不领情，他说，我在网上搜你的名字，怎么都搜出来走光、露点这种信息？你在北京到底在干什么呢？
楠楠没法跟父亲解释，人就是爱看负面的东西，她无法阻止别人对模特生活的肮脏想象，她也没有大腕到，可以决定自己出席活动的时候穿什么。
搬进新房子以后，父亲叹气说，我宁愿你跟别人的女儿一样，去工厂老实上班，也不想花你的脏钱。
楠楠尖叫起来，说我的钱怎么就脏了？
父女对骂，最后父亲动了手，抄起扫把朝她身上打，混乱中她看到妈妈抱住父亲，替她挨下了重重的一记。父亲停下来发愣的时候，她听到妈妈伤心欲绝的声音，她说楠楠你替妈妈争口气啊。
楠楠再也没有回过省城。都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楠楠照旧给家人打钱，但过年的时候，要么带父母出国度假，要么让她们来北京，她不愿再回去。那个新房子给她的全部记忆，就是“楠楠你替妈妈争口气啊”。
谁也不知道那声音要多久以后才消失。
二、“我跟他说我是因为上一段感情来上海，他很心疼”
阿花是我见过最讨厌上海的人。
我是浙江人但我超喜欢上海的。喜欢到以前知乎上有个高票答案讽刺我，形容装逼的生活是“像倪一宁一样转悠在上海的每一条弄堂”。
我确实很爱吃本帮菜。明明不是上海人，但酒香草头、响油鳝丝、葱油拌面、本帮熏鱼……这些字眼简直能勾起我的乡愁。
上海有不少深得我心的本帮菜馆子，这些以后找个机会可以介绍，但我想说的是，阿花超讨厌吃本帮菜。她觉得太甜，太腻，吃一口菜就会毫不遮掩地灌一大口水。
她也受不了南方没完没了的雨和梅雨天永远拖不干的地。
我有天没忍住，问她那你干嘛来上海呢。她雄赳赳气昂昂地回答，工作啊，不为赚钱谁会来啊。
我那时候很好骗，还真的相信，她大动干戈换城市换公司是为了更好的前程。
她跟每个人都是这么解释的，我们也真的信了，包括她的前任。
她前任是地道的上海人。他跟阿花异地恋半年，两人总隔着电话吵架，阿花觉得这不是办法，就说我要搬到上海来。
他试图制止她，他说上海很潮的，你能适应吗？
阿花说瞧不起谁啊，我不潮吗，我不时髦吗？
前任长叹口气，他说我的意思是上海很潮湿的……
这是一段牛头不对马嘴的恋爱。所以阿花搬到上海两周后，前任就开诚布公地跟她讲，我们还是分开吧。如果阿花能够像普通的爱卖乖的女生一样说一句“你看我为了你……”，或许负疚感还能让他们再拖一阵子。可是阿花说不出来，她用刚学会的一句上海话讲：“好的呀。”
谁也不知道那个湿冷的冬天她是怎么熬过去的。阿花住在上海的老公房里，室内比室外还冷，空调费用又太高了，她舍不得开，为了蹭空调，她就每天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回到家，蜷在被子里继续改方案。她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朋友诉苦，为了一段生死未卜的感情跑到陌生的城市却分开，这样的遭遇很难不让人说一句“我早就跟你讲了”。
阿花高烧的时候想，会不会她死在公寓里，都没有人发觉。
好在春天总会来的。当上海的三月份，姆妈们不再追着小孩子穿棉毛裤的时候，阿花认识了一个新的男生，她跟他说，我是为了上一段感情来的上海。
男生被她的故事感动得稀里哗啦的。阿花只是平静地讲，平静到，她甚至有点惊讶于他的感动，这有什么好感动的呢，她想。
就像战争总会给幸存者留下一些烙印一样，从绝境里活下来的人，心脏上总会结一层硬痂，别人看他们的故事觉得动容，他们自己却是真实的无动于衷。但无动于衷也是一种保护，有时候你控制不了事态的变化，你只能盼望自己无动于衷。
而在困境里的人，其实不需要什么多余的安慰，只需要说一句，“你也不是一个人在捱”。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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