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最远，又最近，这个伟大而充满预见的时刻 ｜光华@破五

庚子和辛丑年交替之际，一种强烈地和过去告别的情绪在空气中弥漫。 炮竹声中，万家灯火，人们热烈地庆祝，庆祝即将告别残酷的季节，告别那段不安、沮丧、甚至恐惧的日子；河流解冻、繁花千树，人们热烈地期待，期待万物生长，期待一个“伟大而充满预见的时刻”的到来。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人们很少像现在这样急于与过去作别。

疫情肆虐带来人类文明的一个低谷。这不仅体现为生命层面的巨大损失，正常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受阻或是中断，疫情下新弱势群体的出现和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体现为一度在大众中间蔓延的偏狭的认知、对智慧真诚渴求的丧失以及不负责任的相互指责；体现为危机下人们对重要的公共议题在观点和意见表达上的强烈对立，对支撑现代文明进程的基石——科学理性精神和对规律的敬畏——毫无依据、甚至是反智式的责难；更体现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用自己的滤镜去看待世界和生命经历的多样性。

疫情风暴同样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人类文明的崇山峻岭，为人类在面对巨大的灾难时表现出的坚忍不拔与奉献牺牲而感动。 曼德尔施塔姆曾经说：“凡是生命充斥之处，都应该耸立起一根脊梁。”支撑人类文明一次次走过灾难，在废墟上重建的那根脊梁，是天真的冒险精神和理想主义、对真理的强烈探索、修复破裂的决心和努力。 疫情下，科研人员在最短时间内甄别并发表病毒基因组序列，以奇迹般的速度研发并推出新冠疫苗，科学研究的迅速突破是黑暗中的那束光，让人们看到了结束疫情、修复世界的希望；即使在病毒肆虐之际，我们见证了SpaceX载人龙飞船、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的发射成功……人类在危机中也没有放弃对宇宙和生命起源的探索。

经历了一连串的低谷和困境，目睹了无数人的忧伤，世界在艰难地复苏。人类修复破碎世界的动力更多来自于内心深处：它来自于我们陷入困境后的反思，对悲痛的接纳，对生命中出现的美好事物的感恩，来自于我们与‘生命和世界并不完美’这一事实的和解。 “无限地扩大着自己的生命，你等待又等待，这独一无二的瞬间，这个伟大而充满预见的时刻……” (里尔克《回忆》) 。 人们总是希望在暴风雨之后看到彩虹的绚丽，告别魔幻般艰难的庚子年，“牛”转乾坤，我们与一个伟大而充满预见的时刻如此接近？

然而，修复之路，道阻且长。 围绕新冠疫情的这段历史是忧伤的诗行，但是韵脚却押在了错误的地方。 疫情加速了世界的极化和分裂。国家之间在人类共有的灾难面前应有的协作和信任，被不负责任的攻讦和甩锅破坏，而“逆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义的崛起严重侵蚀一个国家自省的能力；技术进步带来信息传递成本的大幅下降，然而人们倾向于忘记世界的多样性，忘记在事实和证据面前的反思，急于对事情做出反应，肆意抛出观点释放焦虑情绪，但在是非未明之际，又一哄而散，迫不及待在另一个议题上开辟战场。交流变得越来越容易的时候，我们却缺乏真正的交流。

所有这一切只是问题的表象，背后是疫情折射出的我们这个时代第一性的问题。它一如既往兀楞楞地矗立着，并因持续的疫情在不断放大： 经年累月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不平等程度（收入、机会等）的改善；在某些经济体、某些阶层，某些社群不平等甚至在不断恶化。 以美国为例，疫情下的经济重启正呈现出K型复苏——少部分人财富迅速增加，像在上行；而另一群人则在财富分化中越来越被忽视，像在下行。疫情至今，美国财政部和联储启动的经济刺激计划高达三万亿美元，绝大部分流入大型企业、金融市场和公共部门，只有小部分惠及中小企业、蓝领工人和中产阶级。 应对疫情的经济政策事实上加剧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进一步集中。

K型复苏的背后是植根于美国发展模式多年的K型经济。根据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在《全球不平等》（Global Inequality）一书中的分析，美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年均可支配收入位于全国平均水平75-125%之间）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9年的33%下降到2010年的27%，而且他们的收入在同期扣除物价上涨后几乎没有增长。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停滞和数量下降，是K型经济的典型特征之一。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茨涅兹（Simon Kuznets）提出著名的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库茨涅兹假说”： 随着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平均收入的增长，收入不平等水平会先上升后下降，由此形成描绘不平等水平与收入水平关系的倒U形曲线。 多年来，“库茨涅兹假说”得到众多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实证数据的普遍支持。然而，近些年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的经验事实却呈现出与“库茨涅兹假说”背离趋势——这些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开始回升。

收入分配逐渐两极化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下降，伴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停滞和囿于身份归属所带来的不安全感的增加，导致人们在公共议题上形成共识的基础的流失，带来社会分化的加剧和怨气、戾气的盛行。 修复破裂的世界、开启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必须直面这个挑战人类文明进程的第一性问题。 否则，我们离“这个伟大而充满预见的时刻”何其之远 ！

让经济社会发展回归到与“库茨涅兹假说”相吻合的轨迹上，我们必须找出那些影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键因素。一直以来，与收入不平等如影相随的是不同个体之间禀赋的不平等（unequal endowments），突出表现为资本所有权和教育水平的不平等，而禀赋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阶层缺乏流动所带来的机会鸿沟。因此， 在所有影响不平等的因素中，增加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是降低不平等最为关键的举措。

经过四十余年经济高歌猛进，我们完成了从187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就开启的工业化进程；疫情之下，中国的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在占全世界18%的人口中消除了绝对贫困，中国的发展正极大地改善着全球不同国家之间发展水平上的不平等。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还停留在一个与总量经济发展不相称的水平上，尤其体现为源于禀赋不平等的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

我国目前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5%左右。 户籍人口或是“市民”身份带来禀赋方面（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医疗资源、更好的就业机会、更大的跨越阶层的可能性）巨大的不平等，转换为收入、生活水平、成长机会巨大的不平等。 消除这种因为身份认同所带来的巨大不平等，我们必须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真正的市民化。我们预测2035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75%，这意味着未来十五年，如果所有的农业转移人口都获得市民身份，我国将有占总人口30%（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将从45%提高到75%），也就是超过4个亿的新市民可以有尊严地生活在城市里。More than 400 million new citizens live in the cities，not just on the cities！ 这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规模史无前例的社会大流动，必将带来一个国家和民族规模空前的发展机会。我们赞誉人类那些遥望星空、矢志探索浩瀚宇宙的不安分的灵魂（当然，赞美往往来自人们看到结果之后），但与马斯克100万人移居火星的宏伟计划相比，超过4个亿的人在地球上完成跨地区、跨行业、跨阶层的伟大转移，其意义难道不是同样伟大吗？

“愚不可及”“这么多人在城市住哪？”“谁来种粮食？”“这么多人，就业怎么解决？见过拉美的贫民窟吗？”……很多智者一定会这样评论或诘问。坦白讲，我不知道这一个又一个问题的答案。但我相信，提出必需但又难以解决的问题，答案总会出现。 “我告诉你世上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个充满明天的海洋，一个充满明天的天空”（桑德堡《大草原》）。

面对日趋“内卷化”的世界，我们摆脱心智的懒惰、克服认知的粗鄙、相信人们定义美好的能力和实现美好的愿力，等待着“这个伟大而充满预见的时刻”的到来。

你好，2021！

匆匆于2021辛丑年正月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