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丨硅谷来自金星，华盛顿来自火星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来源于原文

一种无声的分歧正在削弱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一分歧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无关，也与政党两极分化无关， 而是指硅谷科技界和华盛顿决策层之间愈来愈大的鸿沟。

除了尖锐的头条新闻之外，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共同对大国冲突的回归发出愈来愈大的警告。中国和俄罗斯正在挑战美国的利益、联盟和价值观，这些方式包括领土侵略、全球贸易中的高压手段和不公平做法、网络盗窃和信息战、新武器系统的大规模军事建设，如俄罗斯的“撒旦2号”核远程导弹、中国的自动化武器，以及足以摧毁我们在太空的通信和图像系统的卫星杀伤能力等等。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国会两党绝大多数议员都通过了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审查和阻止中国对敏感的美国科技产业的投资监管，国防预算也出现创纪录的增长。当自由派的罗恩·怀登和保守派的约翰·科宁等参议员开始达成一致时，你就知道什么是大事了。

在华盛顿，警钟正在敲响。硅谷的情况则没有那么严峻。“如果让人们补充完整这句话，‘中国是美国的一个____，’”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基思·亨尼西说，“两党的政策者可能会回答‘竞争对手’、‘战略对手’，甚至‘对手’，而硅谷领袖可能会告诉你，中国是个‘供应商’、‘投资者’，尤其是‘潜在市场’。”

去年，谷歌高管以道德考虑为由，取消与五角大楼的一个人工智能项目，甚至退出美国国防部急需的“联合企业国防基础设施”（JEDI）计划的竞标。该计划是一项价值100亿美元的网络科技改进项目。 纵使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态度谨慎，谷歌一直欢迎中国政府，帮助中国政府开发更为有效的受审查搜索引擎，尽管因而受到人权组织、美国政界人士以及最近谷歌员工的大声疾呼。自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来，脸书高管们一直公开向国会道歉，同时也发起了一场否认、拖延、转移监管和压制私下批评的运动。

图为美国硅谷，来源于谷歌图片

美国前国防部长阿什·卡特、谷歌前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领英创始人里德·霍夫曼、“美国代码”组织创始人杰尼福·帕尔卡等人一直在努力弥合分歧，为华盛顿带来技术创新，为科技行业带来国家服务意识。但是他们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华盛顿和科技行业之间的裂痕由三大分歧汇聚而成，因而真实、深切、由来已久。

保护者和被保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军民关系鸿沟。二战结束后，在典型的社区街道上，每10个家庭中就有7个是退伍军人。如今比例是十分之二。不到0.5%的美国人在服现役。硅谷一家大型公司的高管最近告诉我们，该公司的工程师都没有见过军人。

当人们在不同的时空维度生活和工作时，往往会形成不同的观点，这点不足为奇。军民差距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科技公司中许多人对帮助作战人员杀人和打赢战争抱有深切的道德担忧，而许多国防业从业人员则对他们眼中的科技行业中爱国主义和国家服务的备受侵蚀怀有同样深切的道德担忧。 双方都在想，怎么会有人这样想呢?上周，当被问及将如何告知谷歌和亚马逊等公司的工程师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上将说：“嘿，我们是好人……我们不会与私营部门建立合作关系，这对我来说令人费解。”

华盛顿的领导人大多是律师，难以理解最近的技术进步；硅谷的领导人大多是工程师，难以理解国际权力政治动态。 国会有222名律师，但只有8名工程师。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中，情况更加严峻，其25名成员中，17名是律师，只有1名是工程师。（他实际上是参议院唯一的工程师。）过去，政策制定者可以较为轻松地理解诸如电报、汽车、核裂变等突破性技术的实质。当然，技术进步曾领先于政策，但是这种政策滞后于技术的情况与如今相比，更为容易控制。数字技术与之不同，其能在互联网上迅速而广泛地传播，社会影响难以想象，几乎无法控制。理解这些技术更具有挑战性，而快速了解它们对于对抗俄罗斯和中国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 如今最聪明的年轻工程师几乎不记得911事件，他们把冷战当作古老的历史，而不是活生生的经历。他们无需学习网络安全的课程，也无需思考何为符合国家利益，就可以获得精英学府的计算机科学学位。对技术专家而言，技术带来了光明未来的希望，而不是具有黑暗可能性的危险。他们最主要的挑战是在工作上取得突破，而不是想象坏人会如何以邪恶的方式使用这项技术。

4月10日至11日，美国国会与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举行听证会，充分展示了这两种观点以及双方间的鸿沟。 对于科技界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的时刻，它揭示了国会议员对那些正在改变全球政治、商业和公民社会的产品和公司知之甚少。参议员奥林·哈奇得知脸书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广告销售时，似乎很惊讶。“你如何维持用户不为你的服务付费这种商业模式？”哈奇疑惑地问。“参议员，我们登广告。”扎克伯格回答，他的助手在他身后咧着嘴笑。 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问推特是否和脸书一样。就连被视为国会科技爱好者之一的参议员布莱恩·沙茨似乎也不知道社交媒体、电子邮件和加密短信之间的区别。正如阿什·卡特所写， “我所能说的是，我希望（国会议员）针对我提供的大量证词，就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质询，能够像他们向脸书询问科技公司的公共责任时那样准备不足。”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听证会令人瞠目结舌，它显示出脸书的决策是多么天真和受利益驱动，以及扎克伯格及其团队基本没有考虑过可能会有坏人以各种非常糟糕的方式利用他们的平台。扎克伯格在其开场白中承认，“脸书是一家理想主义和乐观的公司。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专注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所能带来的好处”。扎克伯格补充道，“但是现在很明显，我们在防止这些工具被用于伤害方面的工作还做得不够。”

第三个分歧是代际差异。在华盛顿，权力垂直运行，掌握在幕后掌权者手中。在硅谷，权力水平运行，掌握在神童和他们的朋友手中。 史蒂夫·乔布斯和他的好友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一起创办苹果公司的时候只有21岁。比尔·盖茨大学三年级就辍学创办了微软公司。扎克伯格在大二的宿舍里推出了脸书。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创业比较晚，25岁才开始创办谷歌。在政策领域，30年的经验通常会让你变得强大。在技术领域，30年的经验通常会让你过时。如果政策制定者们认为：大学工科学生应该感谢有机会在大学的暑假里跟随他们，作复印工作，那就大错特错了。国会山的实习生接听电话。而SpaceX的实习生则将火箭送入轨道。对于那些在华盛顿角落办公室里默默哀叹的幕后掌权者的发问：“谁需要这些爱发牢骚的年轻千禧一代？”答案是：美国需要。

华盛顿和硅谷的世界对彼此来说，用宛若异世来形容都不夸张。就在大国冲突卷土重来、利用技术是取胜关键之时，硅谷和华盛顿正经历一个“政策制定者来自火星，技术领袖来自金星”的时刻，双方都无法相互信任或者相互理解。甚至连着装规范也令人烦恼困惑。在科技行业，成年人穿得像大学生。在华盛顿，大学生穿得像成年人。

维护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是弥合分歧。它需要我们改变思考的角度、激发灵感而不是仅去规制，着眼于引领未来，而非现在。

首先，五角大楼需要进行一次信息革新。 不要再对来自顶尖大学的工科学生说：“如果你想赚钱，就去科技公司，但如果你想实现比个体更为伟大的使命，就为我工作。” 几年前，当领导美国网络司令部和国家安全局的海军上将麦克·罗杰斯向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提出这项招聘标准时，结果并不如人意。如今也仍然如此。我们最近举办了斯坦福计算机科学专业的焦点小组。当我们在他们身上测试这个信息的效果时，他们开始以一种“哇，你们不懂”的方式摇头反对。“人们选择公司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想做有利于社会的事情。”大四学生安娜米切尔说，“如果政府说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在政府工作，人们会笑的。”

图为美国五角大楼，来源于谷歌图片

对于这些学生和他们的同龄人而言，他们真正并且深切地渴望能够影响社会。他们相信，在政府之外，他们可以比在政府之内更快更好地促成大规模的变革。 斯坦福大学大三学生迈克尔·卡尔告诉我们：“严格区分企业工作与帮助国家的这一消息将很大一部分持观望态度的人越推越远。”“如果你在研究自动驾驶汽车，你可以通过让汽车变得更加安全来拯救生命。”那么什么样的信息行之有效呢？让他们有机会不需要一辈子向上爬，就能够大规模地影响社会。尽早部署最优秀的年轻工程师应对最严峻的挑战。告诉他们凯文对潜在新兵所说的话：如果你为其他人进行网络操作，你会被逮捕。但是如果你在空军为我作同样的事，你得到的将是一枚奖章。

五角大楼还需要培养大使，而不是职业军人。与其让技术专家终生为政府工作，我们更应该培养更多具有国家安全意识的工程师进入科技公司工作。在科技界中赢取民心从大学应届毕业生早早开始，因为他们更愿意接受可以持续一生的新体验。想象一下与“白宫学者”项目类似的“技术学者”项目，只是后者的成员将更为年轻。该项目将挑选出50名最具天赋的美国工科学生，让他们从大学毕业后，在政府部门从事为期一年、负有名望而具有很高的影响力的工作，比如直接为美国空军参谋长、国防部长或驻中东美军司令等高级领导人工作。

“技术学者”将为最重要的项目工作，并参与特殊项目，与同事们共建并形成一个终生的朋友网络。斯坦福大学专攻人工智能的大四学生安德鲁·米利奇说，“人们真的很关心同伴。”当得知其他的世界上最优秀的“技术学者”未来将重返科技行业，技术学者宁愿推迟自己的公司工作或者向公司告假，也要先参加技术学者项目。他们的目标不是留在政府，而是让政府的经验与他们同在。正如我们的一名学生告诉我们，“每个人在谷歌都有个朋友。”想象一下，如果这些遍布科技行业的朋友网络中均囊括技术学者，会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

做好这件事并不容易。“技术学者”项目必须以高声望和低官僚作风为基础。学者需要灵活性来选择符合其价值观的项目，而不仅仅是符合其专业水平的项目。正如大二学生格列布·舍夫查克所述，“必须对道德进行透明的讨论。有些人不喜欢政府的所作所为，这个项目需要能够成功理解这些人的关切。”谷歌工程师可能会反对帮助五角大楼改进其目标算法，但他们可能会把握保护美国卫星免受太空攻击的机会。

此外，该计划还必须大幅减少后勤方面的困难。科技公司在员工生活质量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将公司建于顶尖人才希望居住的城市、为这些人才提供免费住房交通，除工作以外还提供其他令人振奋的项目。技术学者项目也理应如此。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尖端技术项目自然适合技术人员，但这很难实现。吸引顶尖工程师的热门城市包括奥斯汀、西雅图、旧金山、纽约和丹佛——但不包含米德堡（美国国家安全局总部所在）。

从长远来看，五角大楼需要一种全新的文职人才模式。 美国空军的Kessel Run实验室和国防数字服务等项目为五角大楼引进技术和技术人才，作出新突破，但是这些新项目仍被繁文缛节所影响。美国空军负责采购、技术和后勤的助理部长威尔·罗珀对国防部内部的创新并不陌生，他希望看到一条更为顺畅进出工业和政府的通道。他对乔治敦的一个班说：“我会努力让‘旋转门’这个词成为褒义词，而不是贬义词。”“我们需要的人才将是那些愿意从原有行业出来帮助我们的人才，他们能够重返行业，再回来帮助我们，这样我们能够不断地创新想法、产生创造性思维……现在进出政府变得该死地艰难。”

这些挑战巨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小的几步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国会可以从召开听证会开始，目标是今年将最佳提案写入《国防授权法案》中。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那么五角大楼就应该成立一个“快速反映能力办公室”(Rapid Capabilities Office)，专门开发新的民用人才项目，就像它在开发新技术方面所做的那样。

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伴侣号”（Sputnik），美国因而担忧：教育体系资金不足会使美国失去了对苏联的技术优势。卫星发射一年后，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增加了科学、数学和外语等各层次教育的经费，并允许大幅增加低成本学生贷款。十年内，美国大学生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使美国在太空竞赛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家领导人于1957年的认知在今天仍然适用：对国防而言，民众的认知和想法与武器系统部署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