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特朗普
2016
年的崛起及
2024
年的回归，最直接的结构性原因是美国总统推选制度的去精英化，尤其是两大政党初选的去精英化。从美国历史看，总统推选制度去精英化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党派兴起终结了美国建国初期总统推选的精英主义理想；初选改革改变两党候选人产生的方式，精英们失去了对美国总统推选过程的把关能力，由此，“局外人”可以通过直接诉诸选民强占政党，政党沦为工具性平台。
（一）党派的兴起与精英主义理想的终结
美国建国初期，建国者们在讨论政府制度大厦时的一个主导性认识是，直接民主弊大于利，《联邦党人文集》第
49
、
50
章就系统分析过直接民主的危害性。在职位设置过程中，制宪会议与会者遵循的原则是，职责与人选的素质要相匹配，责任越重大、越关乎全局，对履职者的要求就越高，也就越需要精英的把关。
而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最高行政长官，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同时也发挥着政府稳定器的作用，于是总统的产生最初依赖于充分体现精英主义的选举人团制度。精英的把关可以确保当选人的素质，进而确保国家稳定和政府形象。詹姆斯
·麦迪逊（
James
Madison
）认为：“政府也像一个人，如果不是真正值得尊重，就不会被长久尊重，而没有一定程度的稳定和秩序，就不可能值得尊重。”善变的结果是，美国“没有朋友尊重，成为敌人的笑柄”。麦迪逊的分析，如果结合关于特朗普的争议来看，确实是一项深刻洞见。
曾见证大革命腥风血雨的法国社会学家和思想家亚历克西
·德·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在游历和考察美国之后，也对其政治制度设计中的精英主义大加赞赏，他认为，“直接民主由其狂野的本能去支配，使民主就像失去父母照顾、流浪于街头、只知社会的弊端和悲惨、靠自立成长起来的孩子”。他称赞美国总统产生过程的间接性和运行的相对独立性，并声称如果采用直选，美国总统将会成为多数人手中的一种工具，会成为他们喜怒哀乐的表达，会主动投其所好、避其所恶，会屈从于他们最无聊的愿望；总统不再去引导公众，而是简单地对公众唯命是从。
当然，众所周知，华盛顿还未归隐庄园，精英内部就出现了分别以他的
“左膀右臂”——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
）和财政部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Alexander Hamilton
）——为首的派系斗争，所以选举人团制度没有实质性地发挥作用就退居历史幕后。精英的派系化挑战选举人团制度的一个基础性前提是：精英能摒弃私人考虑，以国家利益为重。结果党派化现实最终葬送了带有理想色彩的精英主义制度安排，即选举人团制度。可以说当杰斐逊为了己方候选人能胜出，要求弗吉尼亚州的全体选举人支持一位候选人，从而开启所谓“赢者通吃”模式时，选举人团制度就宣告“寿终正寝”，因为作为该制度核心的选举人已经失去其关键的精英意义，不能独立运用其判断力。
选举人团制度的关键是，精英要承担预设的精英角色，超越派系之恶。麦迪逊认为，如果普罗大众无法克服派性倾向，那么精英阶层因为其视野、人格和判断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摆脱派系干预，寻求共同体利益的最大公约数。遗憾的是，预设的共和国的精英最终沦为党派精英，精英制度安排还是输给了党派利益。如果说超越党派是一种理想，那么党派倾向就是一种现实，理想最终输给现实。纵然联邦党式微，共和党（即反联邦党或杰斐逊派共和党）也很快在
1824
年总统选举之后分裂为民主共和党（
Democratic-Republican
）和国民共和党（
National-Republican
）两个派别，前者以安德鲁·杰克逊（
Andrew Jackson
）为核心，后者以亨利·克莱（
Henry Clay
）和约翰·昆西·亚当斯（
John Quincy Adams
）为代表。随着国会党团会议提名候选人制度的终止，相应的权力和责任被部分地下放到各州。
1831
年和
1832
年，国民共和党和民主共和党先后在巴尔的摩举行提名大会，党派制度得以确立。
党派的兴起与选举人团制度的终结，总体上是一个去精英化的过程。制宪会议的参与者所预想的精英，尤其是最终能成为总统的精英，主要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无论其能力还是社会地位，都属于杰出的少数；二是其人格修养和视野能超越党派，拥有国家（共同体）情怀。随着党派的介入，第二个条件已经无法满足，最终的人选可能还是一位能人，但已经不一定甚至不可能拥有超然的、对共同体整体的情怀了。所以党派的兴起，拉低了对于总统的精英特质，尤其是对于修养的要求。丹尼斯
·佩克（
Dennis L. Peck
）认为，无我（
disinterestedness
）会带来文明（
civility
），特殊利益和党派政治会带来粗俗（
incivility
）。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
10
章中也指出，对共和国的文明最大的威胁来自政权本身的特征。在一个人人自由的政体里，个人和群体都自由地表达各自的利益，派系（
faction
）的暴力和诽谤就会成为公共政治永恒的部分，成为政治的原料，群体间的相互攻击会成为主导的公共政治话语。托克维尔在区分“大党”和“小党”的基础上，认为派系化的小党通常因为缺乏足够的政治信仰，“没有高远的目标支撑及提升自尊”，其成员往往在行动中表现出自私的本性，他们“总是装出热情洋溢的样子，他们的言辞激烈，但其行动优柔寡断”。所以派系化本身会削弱参与者的美德，会让他们沾染上一定程度的俗气。
（二）初选改革与政党去精英化
国民共和党与民主共和党两党的竞争已经具有现代政党竞争的特征。
1831
年和
1832
年，两党先后在巴尔的摩举行由各州代表组成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是美国政党制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步，也是美国总统推举制度发展史上重要的界线。从那时起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初选改革，两党以全国代表大会为平台，一直控制着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实际上保证了精英的控制权。首先，代表们由各州的政党推举产生，各州政党机器主导代表的推选，这也就确保政党精英的控制权。其次，代表大会推举过程中基于斡旋的投票也规避了意外结果的产生。以民主党为例，
1832
年大会规定被提名人须获得大会三分之二代表的支持，该项规定一直被沿用到
1936
年。
这样的制度安排固然有其弊端，比如过程不透明，但是它可确保最终的候选人是精英们所认可的成员。当然，这里的精英已经与之前的包括国会党团会议的精英有了较大的区别。一些候选人也因为产生过程中的幕后交易和妥协等，无法达到最初对总统的要求，但是他们仍经过了精英们的层层筛选，是多数精英信任的“自己人”。这样的筛选有时繁琐冗长，例如，1924年民主党代表大会用时18天，经过103次投票，才推选出约翰·戴维斯（John W. Davis）为总统候选人。以党内斡旋、妥协等方式产生总统，虽然不一定，甚至不利于推选出出类拔萃的领袖，但是能很好地杜绝另类人物的产生。奥斯汀·兰尼（Austin Ranney）如此评价道：“虽然有些政治明星会被错过，但是最终的候选人是精英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什么样的推选制度会产生什么特质的总统。如果说1824年之前通过在精英主义主导下的制度（尽管掺杂了党派情绪），产生的是德高望重的、在一定程度上超然的总统，那么后来通过政党机器选拔出来的总统则更有职业政治家的特点。他们总体上遵守规则、敬畏权威、尊重同僚，深谙如何利用党内的政治资源。
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两大政党的初选改革，无论是代表产生的过程还是代表的构成要求，都削弱了精英的控制，两个政党开始沦为竞选平台。民主党率先发起改革，紧接着共和党也开始借鉴和效仿。1972年民主党实施以“麦戈文—弗雷泽委员会”（the McGovern-Fraser Commission）报告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主要包括：各州或者选区必须通过初选或者党团会议推选代表；各州或者选区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要减少精英的人数比例，体现多样性。改革结果可谓立竿见影：首先，组织初选的州的数量迅速扩大，从1960年到1984年，其数量是原来的两倍，达到34个。其次，参加两党大会的代表多样性增加，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中精英的人数比例锐减，从1960年到1980年，民主党参议员参加大会的比例从68%降到17%，众议员从45%降到11%。
改革的最终结果是初选替代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两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关键，政党精英从此无法主导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过程。首先，精英人数比例的下降意味着，纵然其他条件不变，精英们要主导候选人产生的过程会更加困难。其次，因为初选制的扩大，以及各州（选区）代表都是承诺性代表，所以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作为磋商平台的意义大大下降，政党精英也因此很难再在大会上施加影响、左右结果。最后，纵然在一定条件下各地区代表可以从承诺中获得释放，但是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整体规模和非封闭性特征，已经不再利于精英磋商和主导。所以，在一定意义上，20世纪70年代初的初选改革，解构了19世纪30年代初期确立的由政党精英控制的提名制度，将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选拔职能下放给各州，从决策上将精英控制转交给民众投票。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成为追认性的仪式盛会，两个政党相对于候选人也更多地是竞选平台， 而不再是政治组织。
（三）传统政治人物优势的削弱
总统的产生过程，甚至任何政治职位人选的产生过程都至关重要，什么样的制度就会倾向于产生什么样特质的人选。制度的变化会改变规则，增加一些特质的相关性，降低另一些特质的相关性。如果说在政党机器时代，重视的是体制内的认可度，那么现在因为初选结果的决定性意义，最被看重的就是能否获得选民的支持，即可选性。最终结果取决于民众投票的叠加，而投票则不一定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就此而言，美国总统推选制度吊诡地走到了其制宪会议参与者们初衷的对立面。汉密尔顿曾认为，芸芸大众容易受人蛊惑、操纵、误导，而行政长官可以通过自己的判断保护他们，将“他们从自己致命的错误中拯救出来”。所以，美国建国初期的精英主义制度欲通过举贤任能的方式推选出智贤合一的总统，帮助民众减少受非理性要素的负面影响。而现在，总统在许多时候则是“受人蛊惑、操纵、误导”的选民选择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