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波︱论艺术“净化”——亚里士多德katharsis概念再阐释

古希腊的音乐演奏场景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4年8期， 责任编辑吴青青， 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katharsis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尽管它在现有《诗学》文本中只出现了两次，却引发了众说纷纭的阐释[1]。争议集中于《诗学》第六章对悲剧的定义：“悲剧是对一场严肃、完整、有长度的行动（praxis）的模仿（mimēsis），分别以不同形式的语言在各个部分加以修饰，凭借扮演而非叙述，通过怜悯与恐惧（di’ eleou kai phobou），实现对这样的情感（toioutōn pathēmatōn）的katharsis。”（1449b24-8）[2]这段定义语义复杂，留下了诸多疑问，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句末的katharsis一词：它究竟何义？与怜悯、恐惧的关系如何？怎样对“这样的情感”进行katharsis？

katharsis的原义是“清洗”，使事物变得“纯净”（katharos）。它既可以表示对身体的清洗，又可以表示对灵魂的清洗：前者以自然的方式或药物来彻底清除身体中的有害物；后者以宗教仪式清洗罪过或污染，从而对灵魂进行净化。毕达哥拉斯派就曾在这两重意义上使用katharsis一词：以药物清洁身体，同时以音乐净化灵魂。柏拉图也在灵魂与身体的对立中使用katharsis，他在《斐多》中提出，灵魂摆脱身体的捆绑、尽可能与身体分离就是katharsis（67c）[3]。在《智者》中，他直接将医学上的katharsis类比为哲学上的盘诘法（230b-d），就像医生清除身体中阻碍健康的东西，言语上的辩难能够清除认识上阻碍学习的错误意见，因此katharsis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智识上的“澄清”。而亚里士多德主要是在生理意义上使用katharsis，katharsis及其同源词在亚里士多德作品中的使用多达161次，其中有128次出现于生物学论著中。生理或医术上的“清除”、仪式性的灵魂“净化”和智识上的“澄清”共同构成了katharsis不同解释的语义基础。那么，悲剧的katharsis又该如何理解？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悲剧和舞蹈、演奏、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一样，都是某种模仿的技艺。而在希腊文化中，所有由缪斯掌管的技艺，包括戏剧、诗歌、舞蹈等艺术形式，都被统称为“音乐”（mousikē）。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多次讨论了这种广义上的音乐唤起的情感所导致的katharsis，若结合《诗学》和《政治学》两个文本，可知亚里士多德实际上解释了何为艺术的katharsis。

为了澄清亚里士多德使用katharsis时的真正用意，需要深入考察《诗学》的伦理学基础。他的伦理学论述要求人追求德性的完善，这是一种人在行动与情感上可能达到的中道状态，而悲剧恰恰是对人的行动的模仿，悲剧的目的就是实现对情感的katharsis。本文将考察亚里士多德在悲剧和音乐两种艺术形式中对katharsis的论述，辨析该概念在伦理、病理、认知、美学上的不同解释面向，并基于情感的中道和悲剧对行动的模仿，提出一种对katharsis的伦理解释的新辩护。

《诗学》文本于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发现，自此便被奉为经典，对katharsis语义的漫长阐释史就此发端，主宰着对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的探讨。概括来说，对katharsis的解释可总结为四种不同的面向：伦理解释（可进一步分为道德警示说、情感中道说、情感认知说等）；病理解释；认知解释；美学解释[4]。

17世纪的新古典主义者将古希腊悲剧视为直接的道德警示，悲剧人物因各种激情而犯错，他们所遭受的苦难给观众带来恐惧，悲剧教喻观众为了自保必须消除这些激情，这是新古典主义者眼中的katharsis。莱辛《汉堡剧评》第七十七、七十八篇批评了这种过于僵化的道德警示说，转而强调情感的中道对于理解katharsis的重要性，即katharsis不是一味地清除悲剧情感，而是寻求情感的中道。怜悯与恐惧的过度或不足都需要被纠正，而悲剧体验通过对情感的唤起和净化来使观众趋向情感的适度状态，以促进德性的养成[5]。部分当代学者持有相似观点，如在洛德看来，亚里士多德把怜悯与恐惧视为灵魂的自然情感，katharsis并非对这些情感的彻底清除，而是部分地减弱它们以避免过度，就此意义而言，悲剧的katharsis是对城邦成年公民的道德教育[6]。哈利维尔则断言，通过对悲剧情感进行某种程度的释放，剩余的情感得到提升，从而使情感与理性实现伦理上的协调[7]。博尔纳伊斯讥讽莱辛的伦理解释把悲剧当作某种“道德感化所”，为此他提出对katharsis的病理解释：katharsis就是一种疗法，即以痛苦的情感（怜悯与恐惧）清除痛苦的情感。悲剧唤起怜悯与恐惧，而这些过量的病态情感最终清除自身。这种治疗性的释放并非只是一个类比，悲剧体验就是针对情感的医疗过程，其中不存在任何伦理要素[8]。

以上伦理解释和病理解释都依赖于katharsis对象的情感特征，但戈登的认知解释强调katharsis是一种认知上由模糊到“澄清”的过程，因此与情感的释放无关[9]。他引用柏拉图在《智者》中对katharsis的认知性用法，即通过盘诘来展现错误意见的相互矛盾从而消除无知，以此强调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katharsis是悲剧作为一种模仿技艺所带来的认知上的“澄清”：悲剧呈现出人类行动的普遍性，使人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这一行动模式[10]。

多种相近的观点可以汇总为某种意义上的美学解释，其共同特点是倾向于以悲剧结构的内部特征来理解katharsis。埃尔斯认为，katharsis是悲剧情节自身的净化，尤其是复杂情节中的“发现”使观众认识到悲剧人物的无辜，观众的怜悯与恐惧因此得到释放[11]。内哈马斯把katharsis理解为悲剧情节本身的解决，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由“结”（desis）和“解”（lusis）组成（《诗学》1455b24），katharsis就是这个“解”[12]。费拉里主张katharsis是一种美学上的满足，即故事自身的悬念或戏剧张力的释放，亚里士多德创作《诗学》的目的是阐明如何最有说服力地讲故事，因此，费拉里声称要把《诗学》从道德论和智识论中拯救出来，使之重归美学的领域[13]。

无论对katharsis做出何种解释，katharsis的作用对象都是怜悯和恐惧这样的情感。因此，要想理解katharsis，必须厘清亚里士多德对情感的态度。观看悲剧是观众在灵魂中经历的一场情感体验，在讨论悲剧应当达到什么效果时，亚里士多德提出，最好的悲剧情节要能够唤起怜悯与恐惧这类情感（《诗学》1452b31-3）。然而，这种非理性反应恰恰是柏拉图批评悲剧的要义所在。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谴责诗人对灵魂中欲望与情感部分的模仿：“爱欲、怒气，以及我们说伴随着所有行动的灵魂中的一切欲望，痛苦与快乐，诗的模仿对我们造成同样的效果。本应令它们枯萎，诗作却培育、浇灌它们；它们本应被统治，我们才能更好更幸福，但它们却被立为我们的统治者，让我们变得更坏、更悲惨。”（606b-d）

亚里士多德也把情感视为灵魂中的非理性要素，但他并不赞成对情感的压制或清除。按照他在《修辞学》中的论证，怜悯与恐惧是正常且自然的情感。那些毁灭性的苦难，比如不同形式的死亡、人身伤害、折磨、衰老、病痛、饥饿、巨大的厄运，都令人怜悯（1386a5-9）。怜悯是对他人不应得的厄运感到痛苦，是好（chrēstos）性情的体现；相反，那些自以为处于幸福巅峰的人行事暴虐，全无怜悯之心（1385b20-2）。同时，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坏的事物都令人感到恐惧，如耻辱、贫困、疾病、没有朋友、死亡，对有些坏事感到恐惧是高贵的，不感到恐惧则是卑贱的，例如耻辱。对巨大的灾害都不感到恐惧的人实则是疯狂或迟钝的[14]。亚里士多德谴责某些养尊处优的人全然不知恐惧，他们不相信自己也可能遭难，因而养成了暴虐、侮慢和莽撞的恶德（1382b35-1383a3）。

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需要避免的并非情感反应本身，而是情感偏离适度的状态。“恐惧、大胆、欲望、怒气和怜悯，总之快乐与痛苦，都有可能太多或太少，这两种情形都不好。然而，在应当的时间、关于应当的事情、对应当的人、为应当的目的、以应当的方式，就既是中道的又是最好的，这也就是德性的特征。”（《尼各马可伦理学》1106b18-23）[15]感受到一定程度的恐惧、怜悯、怒气等情感本身并非道德缺陷，只要能够避免过度和不及两个极端，就是中道之德性的体现。

如上文所说，悲剧要通过怜悯与恐惧来实现对这样的情感的katharsis，此处“这样的情感”究竟指的是什么？如果“这样的情感”指的就是怜悯与恐惧，那么katharsis的手段与对象同一，怜悯与恐惧在悲剧体验中清洗自身。而对于这种理解是否正确、katharsis的实现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尚有一定争议。

自文艺复兴时期起，学者们就开始借助医学术语来描述katharsis的发生过程：如果katharsis意味着以怜悯与恐惧清洗它们自身，即称之为“顺势疗法”（homoeopathy）；如果katharsis意味着以怜悯与恐惧清洗其他情感，则称其为“对抗疗法”（allopathy）。自从博尔纳伊斯对katharsis做出病理解释，顺势疗法的观点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其中既包括病理解释的拥护者，甚至也包括某些病理解释的反对者。然而，这一共识实则缺乏确切的文本佐证[16]。

近代医学所说的顺势疗法和对抗疗法，在古希腊时期的表述是“相似作用于相似”和“相反作用于相反”。相似之物彼此作用的疗法源于宗教仪式上的净化程序：以血来清洗血污。大约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在其著作中多次论述以相反者治疗的原则，仅在少数地方提及以相似者治疗的原则。希波克拉底在《论人的自然》一文中提出，药物进入人体后首先祛除与之相近的成分，之后清除（kathairei）其他成分；他随后再次确认了相反者的治疗原则，即针对病因反其道而行之，以进行治疗[17]。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没有迹象表明他知悉并认可所谓的顺势疗法，对他来说，医术通过相反者实现治疗效果。在讨论将快乐和痛苦用作惩罚手段时，亚里士多德声称惩罚就是一种治疗，而治疗即借助疾病的相反者来起作用（《尼各马可伦理学》1104b17-8；《欧德谟伦理学》1220a36）。

对此，学者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来解决顺势疗法和对抗疗法的难题。一种策略是把解释重点放在pathēmatōn（通常被译为“情感”）一词上。博尔纳伊斯反驳莱辛时断言，pathēmatōn并不是怜悯与恐惧这样的情感本身，而是产生这些情感的那种性情，因此katharsis就是对“这样的性情”的清除[18]。埃尔斯则把pathēmatōn解释为产生怜悯与恐惧的悲剧事件，而不是悲剧情感本身，因而彻底否定了顺势疗法解读的可能性[19]。另一种策略把解释重点放在toioutōn一词上，即katharsis的对象并不是“这些”（toutōn）情感，而是“这样的”（toioutōn）情感，这可能意味着存在与怜悯、恐惧有一定相似性的其他情感。洛德因此把katharsis的对象扩展到更广泛的一类情感上，即血气（thumos）的过度所造成的激情，如怒气、嫉妒、仇恨、暴虐，但就katharsis仍然是由激情治疗激情这一意义而言，它仍然可以被大体类比于某种顺势疗法[20]。贝尔菲奥雷对此给出了一个极为复杂的解释，她认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如果作用者与被作用者在种类（genos）上完全不同，那么它们无法产生相互作用，如直线无法作用于白色，但亚里士多德又反对以相似者治疗的原则，因此作用者与被作用者必须在种类上相同，同时在形式（eidos）上相异。具体来说，无畏惧之心、无羞耻之心，与怜悯、恐惧在种类上相同，但在形式上相异。悲剧通过激发怜悯与恐惧来清除无畏惧之心、无羞耻之心这些极端情感，katharsis由此构成了不同情感间的对抗疗法[21]。

当下围绕着顺势疗法和对抗疗法这一难题依然有很多争论，我们对于各种悲剧情感在katharsis过程中如何相互作用仍然不甚了解。一种可能是怜悯、恐惧或其他情感可能是先在的并处于某种过度状态，悲剧体验通过唤起新的怜悯与恐惧对原有的过度情感进行部分或彻底的清除。另一种可能是观众进入剧场前并未处于一种病态或过度的情感，怜悯、恐惧或其他情感在观看悲剧的过程中被唤起并达到顶峰，最终得到释放，恢复平衡的状态。

由于katharsis在《诗学》中仅出现两次，且有关情感与katharsis实现过程的描述语焉不详，对katharsis含义的深入理解必须追索到亚里士多德的其他文本。在《政治学》第八卷中，亚里士多德详细阐述了他认为最好的政体应当采取的教育方案，其核心是音乐教育。文中共有六处谈及与音乐相关的katharsis[22]，这些文本成为理解悲剧的katharsis的重要参考，也是关于katharsis的各种解释的争论焦点。

katharsis在《政治学》第八卷第七章中共出现五次，其中前两次是：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将教育、katharsis、消遣并列为音乐的三个不同的益处。此前他将音乐的功效总结为教育、嬉戏（paidia）和消遣三个方面（1339b13-4），其中嬉戏指的就是放松与休息的娱乐活动[23]。比较前后两次划分可知，katharsis成为一个新增的要素，它既不同于教育也不同于消遣和娱乐。由此似乎能得出一个推论：katharsis与教育无关，这段文本也成为反对伦理解释的重要依据。

音乐的道德教育价值是亚里士多德整个教育方案的立足点，paideia一词指的就是对年轻人的道德教育：

亚里士多德断言，正确的教育就是从小培养人对该快乐的事物感到快乐、对该痛苦的事物感到痛苦，因为对什么感到快乐、对什么感到痛苦是一个人习性的表征（《尼各马可伦理学》1104b5-15）。音乐之所以具有道德教育的功效，是因为：

那么，katharsis是否与音乐的道德教育功效相关？亚里士多德引用某个音乐理论家的意见，将曲调分为习性型（ēthikē）、行动型（praktikē）和激发型（enthousiastikē）三种。在众多传统曲调中，多里斯调属于习性型曲调，最能达到道德教育的效果，因为它的旋律本身就是对中道习性的模仿（《政治学》1342b12-6）。与之不同，激发型曲调的功效是在一部分人的灵魂中造成katharsis，以奥林波斯（Olympos）[24]之名流传、由奥洛斯管演奏的弗律吉亚调是激发型曲调的代表，这种旋律过于激越、有失中正平和，不宜直接用于对年轻人的道德教育（《政治学》1341a21-4）。但亚里士多德也称这种音乐使灵魂被激发，而被激发是一种关乎灵魂习性的情感（《政治学》1340a10-2）。也就是说，激发型曲调虽然不宜用于对年轻人的道德教育，但能以另一种方式撼动人的灵魂、影响人的习性。

在《政治学》第八卷第七章后三次提到katharsis时，亚里士多德论述了音乐的katharsis如何影响人的习性：

katharsis在这一段中密集出现了三次，除了《诗学》第六章，这段表述也是解释katharsis概念必被引用的核心文本。亚里士多德坚持所有曲调都有其价值，为了对年轻人进行道德教育，应当采用最关乎习性的曲调，而激发型曲调的价值在于通过对情感的katharsis来影响人的习性，前者适宜的听众是年轻人，后者适宜的听众则是成年人，他们已经度过了接受道德教育的阶段并养成了特定的习性。虽然音乐的katharsis不同于对年轻人的道德教育，但它能够对成年人的习性有所影响，具有无可置疑的伦理价值[26]。

不同的受众对音乐的感受性不同，少数人在聆听神圣旋律时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并陷入迷狂，当他们归于平静，“就像经历了一场治疗和katharsis”，katharsis在此被类比为某种疾病，这些人因情感过于强烈而需要接受某种治疗。与之相比，多数人虽然也都多少感受到怜悯、恐惧与激发，但奥林波斯的音乐并不会令他们产生迷狂式的病态反应，而是根据每个人分有这些情感的强弱程度经历某种katharsis。亚里士多德暗示，katharsis并非仅有一种，观众的灵魂可能处于不同的状态，他们会经历不同形式或程度的katharsis[27]。有学者根据对katharsis的病理解释，认为怜悯与恐惧构成了一种类似于迷狂的灵魂病态，神圣的音乐通过将这些情感激发到狂热的程度来清除这些情感本身，这是一种针对情感的顺势疗法，需要将这些情感彻底排出去[28]。但这并不是katharsis的一般模式，音乐作为一种病理性的治疗只适用于情感处在极端状态的少数人，多数人在聆听音乐或观看戏剧时不是期待着治疗的病人，后者的情感或许会偏离适度，但他们所经历的katharsis必定不同于对迷狂情感的治疗。尽管亚里士多德没有指明，但可以设想多数人容易陷入情感上的过度，katharsis的目标并不是对怜悯、恐惧及其他情感的彻底清除，而是使之接近于适中的程度[29]。

在考虑是否应当在城邦中引入音乐教育时，亚里士多德总结了音乐的三种功效：为了嬉戏和休息；音乐有益于德性，因为音乐有能力造就习性的某种品质；音乐有益于智慧（phronēsis）和消遣（《政治学》1339a11-26）。由此可以判断，习性型曲调和能够带来katharsis的激发型曲调都可以实现第二种功效，前者直接用于对年轻人的道德教育，后者通过影响成年人的习性而有益于德性。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通过作用于灵魂的不同情感来避免过度与不及，在中道状态中接受理性的指引，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基于习性的德性或道德德性（ēthikē aretē）。

音乐能够实现何种功效不仅取决于音乐的类型，也取决于聆听者灵魂的品质。不同类型的音乐都能够带给人快乐，但不同的人享受到的是不同的快乐，因此音乐的三种功效实际上对应于三类人群。不具备自由人德性的工匠阶层（banausoi）在花哨的音乐中得到休息和娱乐，少部分把沉思视为幸福生活的人在音乐中寻求的是消遣和智慧。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设想的最好城邦既不是工匠的也不是哲学家的城邦，而是大多数公民的城邦，对他们而言，音乐的价值既不是娱乐和放松也不是消遣和智慧，而是在不同旋律和曲调所带来的快乐和katharsis中陶冶自己的情感、塑造自己的习性、追求道德德性的完善[30]。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八卷中讨论的是音乐的katharsis，并且是奥林波斯式的弗律吉亚调这一音乐类型的特殊效果，没有直接讨论悲剧的katharsis。但如上文所言，此处对katharsis的含义只是概述，更具体清晰的解释将在有关诗艺的论述中阐明，这可能指的就是《诗学》[31]，只是现有《诗学》文本并不包含对katharsis的详细解释。不过，亚里士多德至少暗示了此处的katharsis与诗的katharsis从属于同一种论述。从《政治学》与《诗学》的文本可以判断，悲剧的katharsis与音乐的katharsis存在着共同点。悲剧和音乐都被亚里士多德理解为某种模仿，此种模仿影响情感的效果并不限于音乐，缺乏节奏和旋律的模仿也能带来相似的情感（《政治学》1340a11-3）。《诗学》所聚焦的两种悲剧情感——怜悯与恐惧，在《政治学》中也构成了描述katharsis的不可或缺的要素。katharsis在这两个文本中都被描述为与快乐相伴随的体验：诗人应当借助模仿使人由怜悯与恐惧获得快乐（《诗学》1453b11-3）；神圣的曲调必然给每个人都带来某种净化和伴随着快乐的如释重负之感，katharsis的旋律给人带来无害的快乐（《政治学》1342a14-6）。虽然不能将《政治学》与《诗学》中有关katharsis的讨论直接等同起来，但有关音乐的katharsis的论述确实能够给理解悲剧定义中的katharsis带来重要的启发[32]。

由于《诗学》中缺少对katharsis的直接阐释，要想对悲剧katharsis做出合理的解释，除了参照katharsis在其他文本中的用例，还可以考察katharsis在《诗学》中出现的上下文，把katharsis作为一个未知项，以结构性的文本分析尽可能反推这个未知项的含义。从《诗学》第六章的悲剧定义可以得出以下基本观点：第一，katharsis的实现以悲剧的本质为前提，即对行动的模仿；第二，katharsis的实现过程是通过怜悯与恐惧施加于“这样的情感”，这一点涉及上文讨论的顺势疗法；第三，完整的行动在悲剧中呈现为情节，katharsis的效果与情节的目的密切相关。

首先，理解katharsis的基础是悲剧本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悲剧是对行动的模仿，行动者的习性和理智（dianoia）决定了他是什么样的人，以及这一行动是什么样的行动（《诗学》1449b36-1450a1）。习性和理智对应着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所论述的人的德性的两个方面：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dianoētikē aretē），其中与行动相关的理智德性是实践智慧（phronēsis）（《尼各马可伦理学》1140b4-7）。因此，悲剧所模仿的行动是什么样的行动、悲剧人物是什么样的行动者，这个问题内在地包含着一个道德要求：对行动与行动者在道德德性与实践智慧层面上进行评价。因此，在考虑最好的悲剧应当模仿什么样的人所做的什么样的行动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这样的准则：悲剧不应表现道德完善的好人由好运转向厄运、坏人由厄运转向好运，也不应表现极恶之人由好运转向厄运，因为这些类型的行动者的行动不能引发怜悯与恐惧；应该选取处于完善的美德与十足的邪恶之间的人，他们不是因为邪恶而是因为某种错误（hamartia）[33]而遭受苦难。作为悲剧模仿对象的行动者及其行动是在一个道德评价体系中被选取的，就此而言，悲剧的道德意涵一目了然。

其次，katharsis针对的是怎样的悲剧情感，要实现怎样的情感状态？在《诗学》中，悲剧情感聚焦于怜悯与恐惧：“悲剧模仿的不仅仅是完整的行动，而且是令人怜悯与恐惧之事。”（1452a1-3）情节安排应当包括突转和发现，以更好地激发怜悯与恐惧（1452b1），并且“诗人应当通过模仿从怜悯和恐惧中带来快乐”（1453b11-3）。可以说，能否有效地造就怜悯与恐惧的悲剧情感，构成了判断悲剧优劣的标准。但是，作为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模仿，古希腊悲剧所表达的情感类型十分多样。亚里士多德曾列举所有情感，包括欲望、怒气、恐惧、大胆、忌妒、愉悦、爱、恨、渴望、钦慕、怜悯，以及一般而言伴随着快乐与痛苦的那些情感（《尼各马可伦理学》1105b21-3），它们在悲剧中多少都有所呈现。而悲剧在观众灵魂中造成的情感体验也超出了恐惧与怜悯：他们为俄狄浦斯的命运感到恐惧，对得阿涅拉的结局深感怜悯，对杀子的美狄亚深感痛恨，为菲罗克忒忒斯遭受的不公感到愤怒。所以，当亚里士多德说悲剧应当通过怜悯与恐惧来实现对“这样的情感”的katharsis时，katharsis的对象或许并不局限于怜悯与恐惧本身，也包括与怜悯、恐惧类似的其他令人痛苦的情感，比如与血气相关的义愤、怒气、嫉妒和虚荣，以及对羞耻的恐惧[34]。这样，对katharsis过程的顺势疗法理解将被对抗疗法理解所代替。就《诗学》而言，虽然将katharsis所处理的悲剧情感扩展到怜悯与恐惧之外缺乏足够的文本依据，但这种推测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也符合亚里士多德关于情感的一般观念，可以给解释katharsis带来新的启发。

那么，悲剧体验所带来的katharsis将造成观众怎样的灵魂状态？值得注意的是，katharsis不仅表示对某种有害或多余事物的清除，也表示这一过程完成后的剩余物所实现的更好状态[35]。例如，在柏拉图的《智者》中，katharsis被描述为“把较坏的东西与较好的东西分离开”，针对身体的katharsis能够祛除疾病、恢复健康，针对灵魂的katharsis则通过消除卑劣、保存德性而达成更好的状态（226d-228e）。在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论著中，katharsis也经常被用来表示祛除障碍物从而恢复事物的良好状态（《动物的生成》738a27-30）。因此，katharsis并非只是对多余或不洁之物的清除，同时也代表着由此带来的洁净的优化状态。它既涉及被清除之物和剩余之物两方面，也是过程和状态的结合。而人类灵魂中怜悯与恐惧这种情感也并非需要彻底清除的有害之物，情感的katharsis将带来灵魂的更好状态。无论是顺势疗法还是对抗疗法，音乐和悲剧的katharsis都是一种情感的相互作用过程，其效果是促使情感达到或恢复类似于健康的更好状态，接近于情感的中道，从而有益于灵魂习性的养成。

最后，悲剧的目的反映着悲剧人物的幸福观念。在悲剧的定义中，对情感的katharsis构成了悲剧的目标，这一目标是通过情节实现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六章中逐一分析了悲剧的六个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事件的安排即情节：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断言情节是悲剧的目的，是因为由行动构成的情节反映着悲剧人物乃至诗人自身所秉持的幸福观。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起点是人的任何行动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而人所追求的最高善就是幸福。悲剧人物同样如此，他们的每个行动与选择都在追求自认为的善，最终导向一种有关什么是好生活的幸福观念。悲剧人物的行动处于命运攸关的危急时刻，幸福还是灾祸就在一线之间。观众注视着舞台上剧中人的一步步行动，自然地将人物置于伦理价值的坐标系加以评价：他的行动意图是什么？灵魂中的哪种力量在驱使着他？什么错误造成了他的苦难？他是否需要为此承担道德责任？更重要的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本想追求一种什么样的幸福？对于悲剧人物最终的苦难，观众报以怜悯与恐惧，他们所经历的katharsis正是这种伦理反思的情感性回应。

悲剧所呈现的并非不具备任何道德价值的行动，它所追求的善和背后的幸福观是亚里士多德眼中最重要的伦理问题。诗人将人物的行动构思为悲剧的情节结构，这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悲剧的目的，正如人之为人的目的是以其选择与行动追求好生活。悲剧作家对情节的恰当安排为的是更好地营造情感效果，使观众感受到灾祸同样可能落在自己身上的恐惧，为悲剧人物不应遭此大难而深感怜悯。这种情感伴随着悲剧情节的推进走向高峰，最终在观众灵魂中带来相同或不同情感的katharsis。虚构的情节真实地撼动了观众的情感，而情感的起伏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他们的习性。技艺高超的诗人将人类生活的某个特殊片段搬上舞台，观众以情感性的共振获得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普遍性体认。这是政治共同体中公民共同的闲暇与快乐，也构成他们共同的道德生活的一部分。这种道德生活不是对年轻人从头塑造习性的道德教育，而是成年公民共同经历的潜移默化的情感陶冶。

经过对亚里士多德有关音乐和悲剧的katharsis论述的考察，可以对上文提及的不同的katharsis阐释做出进一步评判。戈登提出的认知解释把katharsis理解为一种纯然智识上的“澄清”，但这种理解更多是把柏拉图有关盘诘法的论述套用于亚里士多德的结果。《诗学》和《政治学》的文本都清楚地表明音乐与悲剧的katharsis是情感性的，如果说katharsis的实现确实造成观众在认知上的某种变化，那是因为情感本身就包含着认知性的要素。亚里士多德将情感定义为“因为某种变化而造成判断上的改变”（《修辞学》1378a19-22），并且情感的适度需要通过实践智慧来确认。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模仿过程中的认知性特征，但将katharsis与情感反应彻底割裂的观点很难得到真正的支持。哈利维尔主张把强烈的情感与认知上的洞见相结合以解释katharsis，悲剧的价值正在于激发一种对人类生活的“情感性理解”[36]。纳斯鲍姆认可戈登将katharsis与认知上的“澄清”关联起来的提议，但她否认这是一种纯然的理智过程，因为“澄清”可以通过情感性的回应发生。在她看来，悲剧体验消除了遗忘、无知、专注自我、征服欲等认知和情感障碍，使观众获得一种更好的怜悯与恐惧，以及对脆弱而不自足的人类境况更清晰的认识[37]。

医术上的清除无疑是katharsis的本义之一，但音乐和悲剧的katharsis都不应被彻底还原为医术的治疗过程[38]。对katharsis的病理解释将前往剧院的观众设想为期待着在悲剧表演中得到治疗的病人，而怜悯与恐惧等情感被视为不健康的灵魂产物，必须予以消除。亚里士多德反对彻底否定情感的价值，德性恰恰要在情感中寻求：作为灵魂中某种非理性的要素，诸种情感可以通过服从理性来避免过度与不及，从而实现道德德性的中道。情感与习性的关系是解释katharsis的关键，博尔纳伊斯把katharsis的对象pathēmatōn理解为“习性和某种情感的内在倾向”，但他拒绝进一步将习性与伦理联系起来[39]。

无论是情节的最终“解决”还是悬念与张力的“释放”，美学解释倾向于把对katharsis的理解限定在悲剧内部。这一面向强调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开头为自己设定了研究的任务：诗艺本身，它的种类，每个种类所具有的效力；如果打算创作一首优美的诗，其情节应当如何安排；诗的组成部分的数目和性质等。但这些研究并不是亚里士多德为自己划定的独立的美学园地，他认为应当从事物的本性和开端谈起，即诗是对人类行动的模仿（1447a8-13），而人物的行动构成了作为悲剧灵魂和目的的情节。悲剧诗人的技艺体现于其讲故事的方式是否高明，但在此种美学判断之前，悲剧的模仿对象及其目的已经预设了其超出虚构本身而与人的生活世界形成的内在关联。

本文对认知解释的反驳确认了实现katharsis的主体是悲剧情感；对病理解释的反驳否认了katharsis意味着对情感的彻底清除，应避免的是情感的过度与不及；对美学解释的反驳显示出人类的行动及其构成的情节对于理解katharsis的关键价值。一种反对伦理解释的观点认为，观众中的道德完善者不再需要进一步的道德教育，所以对katharsis的伦理解释是不可能成立的[40]。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怀疑现实中有缺陷的政体是否能培养出足够多的德性完善者。在他看来，城邦中多数人的品格状态处于自制与不自制之间，即便他们已经成人，这也不是一种稳定的性情。虽然由他们构成的悲剧观众不是急需治疗的病人，但他们在情感上的确容易偏离中道和理性的要求，所以成年人同样需要道德上的磨炼。在城邦的共同生活中，悲剧和音乐体验的katharsis恰恰能够带来这样的效果。

本文也试图避免传统伦理解释中僵化的道德警示论，悲剧并非诗人的道德教科书，诗人同样关心自己的诗艺如何撼动人的情感。但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情感与人的习性紧密相关，在情感与行动中存在着过度、不及与中道，而德性就在于实现情感与行动的中道（《尼各马可伦理学》1106b14-7）。在对悲剧本质的阐述中，亚里士多德对行动与情感的强调呈现出直接的伦理意涵。

katharsis的意义涉及病理、宗教、认知等方面，病理意义有助于理解katharsis的发生过程，宗教意义强调灵魂得到净化后的状态，认知意义表明katharsis能够带来认识上的改变。由于存在诸多义项，对katharsis的中文翻译也有着不同的选择，包括“清除”“宣泄”“净化”“陶冶”。在讨论不同问题的语境中，需要依据不同的语义来翻译katharsis。对于音乐和悲剧的katharsis，亚里士多德将其类比于医术上的清理和宗教上的洁净，最终呈现为一种优化的灵魂状态。考虑到以上层面，本文认为可以用“净化”来翻译音乐与悲剧对灵魂的katharsis。

《诗学》并没有直接陈述悲剧的净化的伦理意义，但亚里士多德将其置入的语境表明，对净化的恰当理解就是对悲剧的性质、对象和目的的理解。观众目睹悲剧人物的行动，伴随着情节的变化而被激发出怜悯与恐惧，情感的相互作用最终影响了观众自己的习性。结合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有关音乐的考察，可以获得一种关于艺术净化的理解。净化的对象无论是怜悯和恐惧还是与血气相关的其他情感，无论其过程是顺势还是对抗，成年观众在聆听音乐或观看悲剧之际，其情感的过度得到纠正而趋近于中道，在城邦共同文化生活的耳濡目染中，他们的习性也受到潜移默化地塑造。正如音乐教育是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最好城邦的德性培养之道，悲剧所带来的情感体验同样影响着公民的灵魂，这正是艺术净化的力量。

亚里士多德在辨析诗人在遣词造句上的技巧时断言，政治与诗的技艺并不从属于同一的标准（《诗学》1460b13-15），但这并不是诗在美学上的“独立宣言”。政治的技艺也不同于医学的技艺，不会以自身标准衡量医术的对错。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凡是在某种意义上追求人之善的知识或技艺都服从于某种好生活的观念，因为那是政治共同体所追求的最高的善。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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