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倭北虏”是明代嘉靖朝的两个时代大问题，然而谈及此时，士大夫们会有两个极端表现。说“北虏”时，大家都不知道事情有多么复杂，但是喜欢发表貌似洞悉内情的意见；说“南倭”时，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却喜欢故意谈不相干的。
所以，了解明代“倭寇”问题，难就难在这里，资料越多，所说的事情越假，想要寻根究底，历史只能无意间给你留点零散证据。
谁是“倭寇”？谁在谈论“倭寇”？谁又在帮助“倭寇”？为什么会有“倭寇”？当时的明朝人如何对待“倭寇”？
笔者拟梳理这些问题，把自己认为的“历史事实”摊开来给你看。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无意翻案，对此有所期待者，可绕行。
谁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倭寇？
一群劫掠为生的日本人，一个个华夷混杂的海商集团，还是一群想做海贼王的男人？
历史学家戴裔煊认为，“真倭并没有多少，最高估计不过十分之三”。在两淮和倭寇打过大仗的士大夫郑晓说：“自壬子倭奴入黄岩，迄今十年，闽浙、江南北、广东人皆从倭奴，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
郑晓所说的闽浙一带华人“从倭奴”，并非听从倭人管理，相反，是华人海盗王雇佣日本人，“其魁多闽浙人”。“从倭奴”的意思是说，追随者要髡颅（顶前剪发），留日本发型（当然还有许多连发型都不改的），入寇之时甚至要胁迫当地居民剪发，可见自古以来，发型就是身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倭”的成分复杂，汪直是徽州做生意亏本的盐商，徐海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林道乾是惠来县的县吏，毛海峰是读书人。在嘉靖三十七年的战争中，有一位“倭寇”在寺庙的墙壁上题诗，表明科举失意，在船上复习功课，下回还要再考的意思。大抵上，这群人都跟海上走私贸易有关系。
被抓的“倭寇”俘虏。明代《倭寇图卷》
但是说倭寇都是海商或者海盗，也不尽然，今人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必须回到明朝人的立场来看问题。“倭寇”作为嘉靖朝的“时代问题”，时人喜欢把各类不相干的人和事，统统与倭寇联系上。
譬如一个明代的县官，境内若遇上搞不定的事，像一群人“脱籍”，不交税服役，不服从管制，甚至还要反抗等情况，官员们往往束手无策，便说这些都是倭寇，于是祈求朝廷帮助。
另外，曾任抗倭“前线指挥”的江苏人、慈溪县知县薛应旂，提到了另一种很有趣的情况：今海宼之深入吾境也，杀掠焚荡之惨，自昔所未有者也。彼固以倭为名，而我亦以倭名之，是堕其计也。不谓其非倭也，盖实我中国之贼为之主谋向导，引致倭夷以为之助也。惟以倭名，则彼得以藏匿掩覆，而室家族戚可保无虞。曰今兹之宼是倭也，我无预也，人亦曰是倭也，彼无预也，于是金帛财货得以菌载而归，虽白昼大衢之中人所共视，而莫敢谁何矣。
薛知县说，那些海盗说自己是倭寇，朝廷也跟着说是倭寇，这样就中了海盗们的计。海盗们说自己是倭寇，那些岸上的亲戚们就推说那是倭人，与我不相干。当海盗抢完之后，常常大摇大摆地把财宝运回岸上的家，大白天走的是通衢大道，其他人都看着，不敢怎么样。
所以，面对“倭寇”问题，有的人喜欢说别人是倭寇，甚至在离海岸几百公里远的地方也敢跟皇帝说有倭寇（官员们的无奈委责之举），有的人喜欢说自己是倭寇，但和我一起分财宝的兄弟妻子不是倭寇（海盗们的心思）。
薛知县的行政经历还告诉我们，“倭寇”们的家大抵还是在陆上。著名海盗王汪直就化名汪五峰，就是不想连累徽州的家人，嘉靖朝的这些人，其实是浙闽的走私海商，姑且按照明代人的说法称之为“倭寇”，他们在陆上有很多伙伴，在岸上有你难以想象的诸多必要联系。
海商们为什么必须要有陆上的关系？
原因有二：
一、海商需要陆上各地商人把货物聚集到沿海。
二、海商需要陆上的人提供金融支持。这点更为重要。
明代浙江海盐学者姚士麟曾经访问过一名海商，海商告诉他：“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江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
单是杭州一城，出口的大宗商品就有布席、脂粉、金银箔等。唐力行教授曾指出，这类内地的商货，多由徽州商人经营运输，通往外番，行销之地非只日本，还有菲律宾的马尼拉以及南洋等地。所以看似简单的远洋贸易，其实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内地商贸网络在予以支持，海商们绝非事事都能亲力亲为，终究离不开陆上行商。
浙江台州府、宁波府海防图。来自明代《万里海防图》（局部）
当内地的货物聚集到沿海一带时，海商们还需要与一群特殊的人打交道，他们在文献中常常被称为“窝主”，或者说“主于某某家”，是沿海一带中间贸易的牙行。“窝主”一方面聚集内地的货物给海商，一方面又把番货散卖入内地，居中谋利。也就是说，他们是内地商人和海商的经纪人，但其工作不像现在的地产中介那么简单，原因与当时的国际贸易结算方式相关。
嘉靖朝闽浙沿海的国际贸易结算，大体分两种：一是“日本夷商，惟以银置货，非若西番之载货交易也”。日本人以白银直接买中国货，具体交易情形是：“漳、潮乃滨海之地，广、福人以四方客货预藏于民家（这些民家就是窝主、牙行），倭至售之。倭人但用银置买，不似西洋人载货而来，换货而去也。”
二是“西洋人”（马来群岛、苏门答腊、波斯、阿拉伯等地方的人，非现代意义上的欧洲人）采取“番货”换“白银”，再用“白银”买中国货的形式。
然而无论是番商（例如日本商人），还是海商、窝主，在结算时，通通没有实力用现银吞下所有货物，所以彼此赊借是一种常态。
立在日本的汪直铜像
这样，若选择第一种结算方式，海商（倭寇）往往会从番商处借得白银，来到沿海“窝主”处购买中国货，再运销往海外。若选择第二种结算方式，那么海商（倭寇）们往往从番商那里赊得货物，弄到沿海出卖，于是就欠下一笔帐，他们必须在沿海“窝主”那里迅速出货，才能得到白银，用以直接结算或者购买内地货物，用以抵扣番商处欠下的帐。海商就是在这个转手过程中获利。
可以说，海商不是货物的所有者，他们只是货物的搬运工。而窝主们常常在贸易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往往是资本雄厚的势要之家（地方霸主），又由于嘉靖朝士大夫家庭和军官家庭的频繁加入，更使得窝主有官方和军方的背景。
这些窝主资本丰厚的时候可以自行押货，资本不足时方才做内地商人的代理。而海商们是带着债务来交易的，急于回去偿还番商的债务，这让搬运工们在时间上和价格上处于不利的地位。
这种不利的贸易地位，一旦遇到“窝主”欠债，更加脆弱，与倭寇交战过的郑晓说：
“番货至，（倭寇）辄赊奸商，久之，奸商欺负，多者万金，少者不下千金，转展不能偿。乃投贵官家，久之贵官家欺负不肯偿，贪戾于奸商”。
倭寇是郑晓的敌人，后者非常了解“敌”情，他看到海商运番货到“窝主”处，起初遇到奸商，常常被赖帐，多的亏一万两，少的也要亏千两，后来他们去贵官家庭卖货，结果更惨：“不肯偿”，一分本钱都没要回来——要知道他们在海外还欠着番商全部货物的债。
海商和陆上伙伴——窝主的关系，常常是一种“相爱相杀“的依存关系。彼此没了对方，都无法在国际贸易中获利。而一旦“窝主”欠债不还，导致的连锁反应是海商们亏负番商巨债，整个海上金融链条随时崩溃。
虽然我们相信，二者多数时间彼此守信，但最关键的问题是，明代缺乏一套制度、一套游戏规则，来维护这个信用体系。当贵官家说，我就是不还债我朝廷有人的时候，海商们只能摆出一副我手上有武器不怕你不还钱的面孔。由于缺乏第三方的权势作为裁定者，缺乏银行和保险业提供信用与风险保障，海上生意越来越倾向于用私人武装做保障，这就是海商变成倭寇的重要一步。而嘉靖年间的海禁政策及其实施力度，既给了窝主们迅速发展的契机，又加剧了海上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意外地成为引爆“倭乱”的炸药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