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寒门再难出贵子

祁同伟是《人民的名义》中的反面角色。他阿谀奉承，见风使舵，赵立春去祭祀，他去哭坟；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上任，他便跑到和沙书记感情深厚的陈老家刨地献殷勤。

他巧取豪夺，贪婪无比，一方面借助丈人的权利，在官场上平步青云，一方面暗地里和情人构筑自己的商业帝国。

他心狠手辣，无原则，无党性，他能借用上卫生间的功夫，通知高小琴协助丁义珍出逃。 当山水集团的会计向陈海举报贪官时，他竟然能雇人行凶，制造陈海出车祸的假象。

他的贪婪，自私，狠毒让他一步步走向了毁灭，祁同伟最后逃亡到当年做缉毒英雄的光荣之地——孤鹰岭饮弹自灭。

祁同伟悲剧命运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可以说祁同伟在剧中是典型的凤凰男，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

他出身贫寒，家徒四壁，在上大学前就没吃过一顿饱饭。这样的出身坏境，让他要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才能获得他想要的东西。他勤奋刻苦，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汉大，在学校里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和家境良好的候亮平、陈海三人并称为“政法系三杰”。

如果剧情这样发展下去，祁同伟应该能在大城市取得一席之地。 但是，自从遇到梁璐后，剧情逆转，祁同伟的人生命运走向发生了180°的转变。那时，祁同伟喜欢陈海的姐姐陈阳，梁璐为了追求他，动用父亲梁书记手中权利，将他和陈阳两个人分开，把陈阳分配到了北京，将祁同伟发配到了山区乡镇的司法所。

对于出身贫寒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的祁同伟来说，这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他亲眼见到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所长在这里一干三十年，从热血青年熬到暮年老者。一瞬间，他仿佛看到了三十年后的自己。

而侯亮平和陈海，一毕业就进了省级机关，同样是高育良的得意弟子，如此安排让祁同伟内心感到特别的无奈，甚至悲催。他第一次感觉到被权力玩弄了，自己犹如孙悟空一般，被如来佛手掌一翻压到了五行山下。

然而祁同伟依然不肯向命运低头，志愿进了缉毒队，身中三枪立了大功之后，本以为因此可以被调到北京，无奈老梁书记从中作梗，梦想又一次被击碎。他不得不感慨“英雄只是权力的工具”。

祁同伟遭受各种挫折后，终于屈服，违心的去向梁璐示好。结果，梁璐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下跪求婚。这“惊人一跪”，代表着曾经意气风发的缉毒英雄，在灵魂上已经死了，他已经彻底的向权力屈服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发誓要拿到权力，然后向这个世界报复的祁厅长。

祁同伟用下跪、三颗子弹、哭坟都得不到的东西，对于侯亮平和陈海来说，得来要轻松很多。 陈海的父亲陈岩石是法院检察长，侯亮平的家庭背景也不差。他们的仕途之路比祁同伟要顺利的多。

这种家庭背景所带来的反差，造成了祁同伟内心的极度扭曲。

祁同伟在剧中多次跟高小琴说：“像我们这种出身卑微的人，根本就没有资格任性。”这句话，足以看出祁同伟内心对自己身份的极度不认同，和对现实社会的妥协和无奈。

这就是现实，这才是祁同伟的命运和无奈，谁又愿意蝇营狗苟，活得像小丑呢？

造成祁同伟命运悲剧的根源是因为他的贫穷。因为贫穷，没有家庭背景，没有关系，当被权力捉弄时，他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被别人操控。这种对人生命运的失控感，让祁同伟内心产生了对权力的贪欲。

• 当一个人越是缺少什么，他就会去追求什么，这就是人性。

在剧中，像祁同伟这样的人物角色不止一个，油腔滑调，谎话连篇的奸商蔡成功出身也非常的卑微，蔡成功因为偷税，漏税，行贿，骗货等行为被抓，在狱中他向侯亮平忏悔：

小官巨贪的赵德汉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对金钱的渴望可谓疯狂到极致。他嗅着着金钱的味道，就如沉醉于家乡麦浪的香气里。

一个人的性格特点，跟家庭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反面角色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出身非常卑微贫寒，贫穷的出身无法支撑他们的抱负和理想。

“梦想在现实面前低头，人生因强势而妥协。” 曾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后来梦想和激情被现实磨平，奋起过，抗争过，终究向生存和生活妥协。

对祁同伟这个人物，小悦除了可怜，鄙视的情绪外，更多的是同情。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现实的很多无奈和残酷的一面。社会在飞速发展，但是因为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资源和财富只向少数人聚拢。有钱的人会更有钱，贫穷的人更贫穷，贫富差距将会越来越大，穷人再怎么努力，也无法超越贫穷。

一个亿对于王健林是一个小目标，但是对于没有家产年收入十万左右的打工族而言，不吃不喝工作1000年而已。

记得刘慈欣《赡养人类》写了这么一段话：“在我曾祖父的时代，第一地球60％的财富掌握在一千万人手中；在爷爷的时代，世界财富的80％掌握在一万人手中；在爸爸的时代，财富的90％掌握在四十二人手中。在我出生时，第一地球的资本主义达到了顶峰上的顶峰，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资本奇迹；99％的世界财富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这个人被称做终产者。”

曾经看过这样一个纪录片《人生七年》，它选择了14个不同阶层的英国孩子，记录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从7岁开始，每七年记录一次，一直到他们56岁。这项历时49年的研究揭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阶层在代际间得到了传承，富人的孩子依然是富人，穷人的孩子依然是穷人。

不同阶层的孩子在年幼时已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上流社会的John和Andrew从小就养成了阅读《金融时报》、《观察家》的习惯，他们明确地知道自己会上顶级的私立高中，然后读牛津大学，再然后进入政坛。而底层社会有人希望当驯马师赚钱，有人希望能有机会见到自己的爸爸，而贫民窟出生的Paul，甚至把“吃饱饭、少罚站、少被打”当成了自己的人生愿望。

49年之后，上流社会的John成为了企业家并致力于慈善事业，Andrew成为了律所合伙人，他们的孩子继续接受着精英教育。底层社会的Paul成为了泥瓦工，Symon则成为了司机，他们生了一大堆儿女，儿女中的大部分人继续在底层靠出卖劳动力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