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白莞
与江南籍上海人的恶劣歧视不同,近代来华的外国人对待苏北人要友好得多,他们通常不会刻意区分什么江北、江南。
当时的苏北籍工人也普遍更愿意去日本人开的工厂工作,而不愿进中国人自己的工厂。除了日本工厂有较好的设备,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他们获得了久违的尊重。
一位中国女工曾说:“日本人对待我们苏北人就像对待上海人一样有礼貌。他们把我们当人看。每天当我们去上工时, 他们都会向我们点头问候, 并对我们微笑。但在中国人的工厂中, 他们把我们当作垃圾一样。他们咒骂江北人是如何的糟糕。”(韩起澜,《姐妹和陌生人-上海棉纺厂的女人们,1919-1949》)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日开战,没有几个苏北籍上海人替日本人做事,反倒显得不正常了。
果然,在 1932 年的“一二八事变”中,据说曾有相当数量的苏北人充当了日本人的间谍,并在战后替日本人善后。根深蒂固的歧视混杂战败的屈辱,终于爆发,上海社会舆论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批判“江北汉奸”怒潮。
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当时也曾留意苏北汉奸问题,并写有小说一篇。与上海报纸的喊打喊杀不同,瞿很替广大苏北劳工说了几句公道话,并借机谴责了中日资本家的虚伪可恶。尤其难得的是,小说全篇由充满上海方言韵味的文字写成,读来特别的接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