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恢复工作，先发一篇流水账，慢慢恢复）
1
在2017年的盛夏，我开始新工作，这份工作可能为期一年。我可能离我的目标更近一些，也可能更远一些。
但说实话，我不是很能清楚地看到我的确切目标。
几年前，我知道我的目标是在香港找到一份记者的工作，能够入职亚洲周刊，能够获得几个重要的新闻奖。后来这些我都实现了。
实现了之后就觉得一切都不过如此，我除了能获得一瞬间的对那些曾经看低我的人的打脸的快感，其他一点没什么变化。
我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睿智、看得更透彻、更没有因此变牛逼了——因为很简单，那些荣誉无非表彰的就是曾经的那个自己罢了。
我的目标是什么呢？这难住了我。我的官方答案是，未来想做一个“有学术修养的自由作家”，这是一个我斟酌许久之后的答案。
“有学术修养”，意味着要进入学院进行再次的锻造。“作家”可能意味着至少要出几本书吧，小说也好，散文也好，学术著作也好，最好呢都有，这样才能称作一个“作家”，总不至于当一个自由撰稿人也叫作家吧。
当然，英文介绍呢，我会称自己为Writer，比如我在某款交友软件上就是这么称呼自己的，但中文我都叫自己“写作者”。那“自由”呢？什么叫自由作家，我就不太清楚了。
每天不用上班就叫自由作家吗？我很难分得清楚。我去年底辞职以来，一直以Freelancer的称号，写得不多的稿子里有访谈、书评、小说，靠这些养活我自己，我还挺骄傲的。
简单讲一下，我过去大半年在北京租的房子每个月房租5600元，还有自如的400元服务费，房租6000元，然后我再简单地生活一下，约约会，谈谈恋爱，喝喝酒，再旅游了两三次，全靠一个月写一篇稿就够了。
今年年初我在香港跟张洁平喝酒的时候说到这件事，她说你就写点稿子，能这样生活很不错了，还想怎么样。
但我确实没觉得我很自由，这大概也和我的性格有关系，几乎在任何时候我都不能很好地放松，谨慎小心，谋篇布局，总是在思考，我未来怎么办？
是留在北京还是回到香港呢？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无比困难的抉择。
2
比如说吧，今年年初，在北京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长期为之撰稿的XX书评，居然让我去做XX书评主编——天知道我当时有多兴奋，我当时才25岁半吧。
朋友杨一就极力鼓吹我去这家著名的书评做主编，潇冉也在群里怂恿我去，因为她自己就是看着XX书评长大的。
可我没这么做，从理性的角度来讲，可以说是极品脑残了。但是我觉得这不算什么，我好像一直都是这样的。
2016年8月的时候，我强行改变自己的人生轨道，非要去北京不可，在香港做得好好的——过一年又回香港去了。今年年初我的老同学宋宇航祝我新年快乐，叫我2017年别折腾了。我回答说，该折腾的还是继续折腾吧。
我先讲一讲前两天我在群里问大伙儿的一些话。我们那个微信群有十一个人，我就说，哎呀，咱们这个群的大部分都去站街发财去了，有新闻理想的就只剩谦公麦记朱玉了吧。
谦公可能是最懂中国的台湾人，他回答说，“严格来说，我觉得我的理想不是新闻理想，但具体是啥，我也说不清楚，道可道，非常道。”
我一下觉得很有共鸣，说，“我也觉得有一种东西在前面，但是我看不清楚，前方终年大雾弥漫。最关键的是，我不能用理性去判断，因为理性会告诉你，放弃吧。这种时候，只有直觉告诉你，让你往前走。”
就是这种感觉。去年我非要去北京，有现实可行的一面——我一看签证，靠，我的工作签注还有一年多点儿才到期呢，看来必须去北京了，到时候再找香港工作吧。
另一面，就是觉得在做完五十年那个耗尽心力的专题之后，觉得人生产生了严重的存在危机——我确实觉得活着太没意思了，现在做的工作也太没意思了，加上受到有关部门干扰，所以也觉得很难去做端的驻京记者，于是就只好算了，随波逐流吧，这是最好的。
我最开始动心要去北京，是听了杜修琪的劝，我在2016年初就对他说，我做完这个大专题，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完成了，到时候就去北京，不管干啥都去。他特别开心地答应了，然后自己就去了大理。
到了去年七月份，我还是想去北京。因为我特别想知道，我的这些朋友也好，耳闻的年轻人也好，他们野心勃勃的这个地方，到底在发生啥。
所以我在给中国三明治的2016年终口述就说了，人做决定的时候，就是想Inception里一样，被植入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和理性简直毫无关系，但就是非做不可。
反正个人对自己的决定，又不涉及公共利益，所以也无需和他人进行商议讨论，对吧，“路是自己拣，扑街不好喊”，自己承担后果就得了。
去了北京之后，我请财新世界说的一帮小伙伴吃饭，在工体三样菜，逸蕾和越越问我来做啥，我就说，“随便做啥，反正一切都是经验，你们呢？干得开心吗？”
她们俩就摇了摇头，我说，“没事儿，把这一切当成流动的经验嘛。”后来这就成了她们笑话我的一个梗。
3
我不这么说的话，能怎么办，我那段时间的生活完全没有目标。
托我师妹鲸书的关系，我给一个影视文化公司写过一个剧本番外，赚了几万块钱，还认识了我未来的形婚对象张高兴，她那时候是我的写作顾问。
然后我还给大象公会做过一个行走计划，坐路虎的车队从西宁出发，经过甘南自治州，最后走到四川阿坝……这趟行程折腾得厉害，但最后，我还是因为实在不想再做媒体，非常惭愧地婉拒了黄章晋教官，没有去。这让我一直对教官心怀愧疚。
后来我就去了一家资本公司，我记得面试完那天，基本上我确定我可以去了之后，我给张洁平发了Telegram，说我觉得现在我这个样子，还是在每天读书、锻炼，但完全是靠惯性，感觉现在自己这种状态配不上任何一份工作，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完全像是大学一年级的新生一样。
张洁平安慰人的功夫是一流的，她直接告诉我，人生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随波逐流也是挺好的。可能我也不需要任何人的指导，只是有一个你信任并怀有敬意的人给你一个确认，像是一次击掌，这就足够了。
老实说这份工作我除了自学一些资本世界的基础知识，更多的还是看到人在其中的挣扎。
不仅仅是我自己挣扎，我同时还感觉许多人都在挣扎，只是大家都在貌似体面地挣扎。
有时候我会觉得挺难过的，看着自己的上司突然在吃饭时哭起来，看着公司的老大们撕来撕去然后大船不知道去向何方，看着曾经自己敬佩的那些媒体人很多都在“站街”（王代表的话）被压榨，看着实习生那么努力地工作却其实在这里没有一个未来……
那时候我突然觉得大家都在悬崖边缘，却只能向前。
我自觉，如果要以写作为志业，其实随波逐流还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的那种可悲可怜不肯认命，用体面遮住狼狈的那种神态，真是很难彻底虚构和想象出来的。
我那时候老对一些朋友说，人的处境都是很微妙并且脆弱的，看上去非常强大的一个人，撑起她或他那些外表的因素都相当不稳定。
如同火柴支起的金字塔，一个变量撤离，所有的一切就都变了。
4
我从今年初开始考虑要回香港续签证的事情，为的就是两年多以后能有一个特区护照，到那时我都29岁了，想想真是件让人难过的事情。
还为了这么个东西，拒绝了一个那么好的我一直想去的地方——我在端负责整个中国评论积累的资源，其实可以很好地对接到那家书评，做主编还要操心商业的事情。
这些都恰恰是我喜欢的，我不想太书斋了，那样也不太带劲。
目前的这个职位，当时是Global Recruitment，所谓的全球招募，笔试题是汉译英翻译中英联合声明——
然后半年后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这个全国人大通过的文件，只是一份历史文件了，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面试的时候，考官问，鉴于你在媒体里获得的荣誉来看，你为什么要进入高校做一个研究助理？
我的回答就是那个“想成为有学术修养的作家”的官方回答。
确实是这样，许多有学术训练的许多学人写的文章都太难看了，那些写文章好看的人，又多半没什么新东西……说起来我还是有野心的，但是道路漫长。
多半选择这条路的后果就是，我出走半生，归来已经老了，但仍是傻逼。
5
反正辞职这八个月，我去了三次香港，找工作，笔试面试等等。
一个不得不提的细节就是，我每去一次香港，就分一次手，全是被女生甩的，操。
特别是最后这次，我以为遇见真爱了，很中意这姑娘。遇见她第一天，我就借了她一本《昨日的世界》，她没两天就读完了。
我们不同的地方还是有不少的，比如她是个威权主义者，我是个自由主义者，她是个理性主义者，我是个直觉主义者，但我们分手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她要去美国了，我要回到香港这地方来。
六月份我在土耳其旅行的那十几天，就老回忆起和她之间的故事，七月初我们见了最后一次面，在五道营胡同的藏红花西餐厅，请她吃了个饭，送了她生日礼物。
我深情地看着这个小姑娘，然后她对我说，没有人会真正爱上一个浪子的。
6
六年前，我去湖南卫视做节目认识的一个女孩，好几次她从上海来北京出差，我们见面，就觉得，“你好惨啊，怎么回事啊刚刚从香港来了北京又要走？折腾起来不累啊。”
她是那种典型的安稳白领，读名校，进外企实习，业绩好顺理成章留下来，遇见男朋友，买房结婚……
我问她为什么，感觉如何，一旦问到细节问题，她就回答我，因为时间到了嘛。所以在她的朋友里，一个我这样的人都没有。
我说，我的朋友许多都是我这样的人，香港那帮小伙伴，结了婚的要么已经离婚了，要么正在办离婚，这就是同温层。
这样世俗意义上的幸福生活，我真是一分钟也过不下去。
7
六月份，我在土耳其遇见的一个职业旅行家当我们领队，我们俩有一次喝酒的时候就聊起来。
他今年三十三了，他过三十岁生日的时候，在拉萨大昭寺喝多了，然后对着自己在拉萨开旅店的朋友翻开自己的钱包、信用卡、储蓄卡等等，发现所有加起来，还剩四百块钱，就对朋友说，“怎么他妈混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第二天，《国家地理》杂志的稿费打来了，大几千块，他就又高高兴兴地过上了环游世界的生活。
我欣赏他除了这一点以外，还在于我们一群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抽水烟的时候，他开始给我们讲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引用的是《人类群星闪耀时》里的《拜占庭的陷落》，我说出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俩都相视一笑，引为同道。
这就是我的G点，我也没办法控制我自己。
8
去年底我还干了一件事儿就是和我三叔一块开了火锅店，卓星就笑话我，“首先你一家加盟店，其次你的名字还叫什么XXX，一家大街上的火锅店，居然我那些朋友说什么北京的文化人不得不去的火锅店，你好意思吗？”
我也没办法，我都为了我们火锅店上网易直播做深夜食堂了，和一群我完全不认识的人进行名副其实的尬聊。我这都能豁出去，还会不好意思说我们这家加盟店是北京文化人必去的火锅店吗？
这就是妥协，反正人总是要妥协的，大部分人的人生以妥协而告终，我这样的人，人生以妥协而开始。
小时候在父母那儿，我就从不如意，我要做一切自己想做的事情，读书写作，都不得不面临漫长又讨厌的妥协，所以很早就习惯谋篇布局了。
这次回香港，花原来一倍的房租，住不到原来三分之一大的房子，不也是妥协吗？我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做心理建设，然后就做出了之后的盘算和决定。
要我概括我的人生选择，无非就是一场漫长的出埃及记——说得没那么文艺一点，就是向着自由的方向逃跑，根本不看脚下有没有路。
活到这个年纪，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讲，人生就是承受漫长的痛苦和失望，并且注定要带病活着。
我在人生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以后，我开始真正地理解这一点了。
当我理解这一点之后，我就觉得活着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并且会一件一件地去做我想做的事儿，我想去试一下，在自己身上能否克服一整个时代。
因为回过头去看前几年，我甚至都还没用全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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