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首发 | 【“新人文精神”对话】如何把握我们这个复杂的时代

如何把握我们这个复杂的时代

文 | 丁耘、罗岗、吕新雨、陈恒、韩潮

一 “人文精神讨论”的遗产是什么？

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是当代世界和中国的真正开端。我们仍处于它所开启的历史阶段中。二十一世纪头一个二十年的基本历史格局，是在那时奠定的。对我们来说，九十年代仍是某种“当前”，而八十年代已经过去了。

一九九四年，《读书》杂志组织和推动的“人文精神讨论”，可以说是思想界对这个“当前”的第一次反思与回应。

1994年第3 期《读书》刊发的《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一

王晓明：《人文精神寻思录》（1996）

二十多年的时光已把大量内容从潜伏或萌芽状态展开了，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的当代史。第一次人文精神讨论中预感和警告过的东西，早已变本加厉地化为坚固的现实。非但如此，还有不少当年难以逆料的东西起来支配着社会、政治与思想诸领域。 例如人工智能的兴起，为人文生活带来了巨大的、颠覆性的挑战。改变是整体性的，既昭昭可见，又渗透微细。生活、感受、期待、交往的方式，甚至生产、理解和表述自身 的方式都发生了巨变。所有这些，都刺激着新一代学人重新思考。不知诸位怎么看？

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基本上可看作八十年代终结的标志， 参与讨论的几位不约而同地预感到了某种新的形势正在来临，也试图把握这一新形势，但他们应对新形势的那一套知识和方法，基本上还是八十年代的。所以，“人文精神讨论”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方面预示了一种全新形势的到来，另一方面回应这种新形势的方式却深深地打上了八十年代的印记。

可以说这是八十年 代对九十年代的一个反动。今天之所以要重新讨论，当然是因为时代境况又有了巨大的变化，“人文精神”有零落消磨之虞。这迫使我们对“人文精神”乃至人本身的意涵做彻底的反省。

这点其实是对上轮“人文精神讨论”的继承。正因为敏感地抓住了时代的命题，它才引起了极大的争论。然而它并未提出一套方法。对这一命题及相关方法的自觉，大概要到九十年代后期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争论时，才真正出现。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由“人文精神讨论”开启的九十年代讨论，除了在传统媒体上展开，伴随着互联网在中国兴起，BBS上也为激烈的争论拓展了空间。

但那时的互联网只是争论的媒介，本身没有成为话题，更没有进入寻常生活，不断地生产新话题。

我补充一点，参加九十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学者，跟我们有一个代际之别。参与讨论的代表人物，以及那一代整个的学术走向也非常有意思。例如汪晖当时对人文精神是有批评的。他点出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九十年代“人文精神”讨论之间的重要勾连。当市场经济被呼唤出来的时候，人文主义者就是失落的人道主义者。他认为“人文精神的失落”是一个假设，使得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危机都归咎于它，却遮蔽了自我反思的基础。

汪晖

这就是老罗指出的: 用八十年代的方式去应对九十年代的问题已经不够了。而现在更到了这样一个时刻，非但市场社会及其相应的关系总体，而且整个现代对于文明与人类本身的理解与设想都应该被重新检讨。 这里，西方文明、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三者都脱不了干系。它们密切相关，又非直接等同。需要面对的问题很多，更与中国的具体状况纠缠在一起，会让讨论变得复杂。现在这个切入点很好：由阿尔法狗（AlphaGo）、大师（Master）人机大赛引起的，“人”对“人工智能”的反思。这并非另一场“人机大战”，毋宁是“人文精神”与几乎成为上帝的“技术精神”的战争。如果“人工智能”的不断凯旋都无法激活人类的彻底反思，那么“人文精神”大概就真的要灭绝了。

所谓人文精神面临的困境，九十年代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过三十年、五十年还会不断有新的人文主义讨论。其实在不同的时代、场域下，人文的价值总会凸现出来。 所谓的“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危机。 现在最弱势的就是人文学科。不管是哪个国家、政府、大学，如果要削减财政的话，第一刀就砍到你人文这一块。问题是作为整体的人文科学出现的总体性危机。

陈兄点出了对话的宗旨。总体性危机一定需要有各自学科的协同研究。由于目前的学科壁垒，在进入各自学科之前，很重要的事情大概是前学科的描述。对现实的把握是最容易产生对话的地方。较一致的前学科描述或可弥补各学科间的差异。

第一次人文精神讨论预示了以市场社会为特征的九十年代，但几乎无法对它进行一个很有效的把握和描述，因为事情才刚刚开始。恰恰在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时至今日，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怎么理解九十年代的改革在其中的作用，这是一个问题。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技术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和发展，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两个问题是叠合的。另外，从二〇〇八年所谓中产阶层兴起，这和刚才讲的这两个问题，又可以叠加在一起。例如，中产阶层特别容易掌握互联网的资讯，所谓“数字鸿沟”就把许多低于中产阶层的人区隔在外了。

这次与九十年代的讨论不同。那时的“人文精神”似乎是一种先定的存在，可以用某种坚持的姿态来面对急剧变化的时代和社会。 而当下的“新人文精神”却是一个正在形成、尚待把握的对象和过程。 如要使之成为一种可以持守的立场，那么首先应是描述和理解这一“新人文精神”得以形成的历史前提、社会条件和生产与技术状况。这在某种程度上就转化为对我们所处时代和社会状态的讨论了。

关于时代的总状况，可以讲四个特点。 第一就是高度的市场化。市场化伴随着两个结果，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化。第二是技术的迅猛发展与推广，特别是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第三是全球化。第四就是中国崛起。 二〇〇八年最重要的事件，是中国崛起成为青年的时代意识。互联网爱国主义的背景非常复杂，不仅仅概括为中产阶层的兴起。中国崛起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互联网时代的标志。没有互联网，很难想象那些年轻人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团结起来的情形。这些都值得具体分析。先讲一下人工智能，因为它作为一个“症候”折射出当下的许多问题。人工智能是现代文明的巨大成功，同时是人类文明的巨大失败。人也许终将在他的这个创造物面前臣服。问题在于，现代人要发明一个拥有人类难以掌控的力量的机器，来终结自己的历史。这究竟是为什么？人被理解、模仿为数据处理器，宇宙被理解为数据，情感、思考、生命本身被理解为算法。这些已不再是个别人的妄想，而是有强大的资本、技术乃至哲学的支持，配备了改造整个人类世界的巨大力量。人凭技术制作了“上帝”，而引导着这一制作的仍是某种“技术神学”的想象。无论支配着人的“智能”多么可怕，其根源仍是技术人对人类自身“应有”能力的想象和开发。人工智能不是别的，就是伪装为超人的异化人。技术神学只是把某种片面的能力（演算与理智）当成了人性乃至神性本身。这既迎合了资本主义精确、高效的要求，也有西方文明自身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技术神学只是资本神学与努斯（Nous）神学的又一次结合而已。人工智能满足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管理需要，它将彻底改造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资本主义创新了生产、消费、贸易与信用方式，同样也创新着生活方式甚至万物的存在方式。它创新一切，除了生产关系及其法权。

这个时代的大事件是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全面渗透与改造。八十年代我们把科学技术想象为一个单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是“四个现代化”之一。今天可以更多地看到科学背后的权力和资本，以及它所具有的全面改变社会结构的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社会的兴起，包括科幻小说、新的网络文化等，都是新意识形态的表现。这次讨论以“人机大赛”为触发点，也许意味着我们比前辈对当代“人文性”的社会生产条件的变迁有着更多的自觉。“人文性”应当被理解为与物质生产条件密切相关并且由相应的社会状况生产出来的“难题性”，理解为对“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的自觉把握，理解为对“科学技术”任何新发展的“社会使用”的严格追问。

在八十年代的想象中，科学技术被认为只是改变世界的诸多力量之一，是价值中立的。但后来发现它和其他因素纠缠在一起，成为改变世界的主导力量。

互联网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发展的路径选择。当时认为，我们在工业化浪潮中落后了，在信息化浪潮中一定不能再落后。互联网、信息化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上推进的。这是新媒体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崛起也有一个前后三十年的关系问题。

九十年代的讨论，基本上不讨论前三十年的问题，不把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纳入到它的视野中去。

我们今天讨论中国崛起，一定要从新中国六十年的脉络来谈。在共和国的历史中，可以看到科学在不同时代的不同面相。即便后三十年中国的崛起也不能仅仅归结于市场经济。要问：市场经济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发生的？其动力与过程究竟为何？评价中国的崛起，要区分不同层级与取向的市场化，打破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唯一崛起的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主权至关重要。

中国崛起的意义并不只是争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主导权，而是在现代社会的基础上探索现代性本身的边界。因此要关注近年文明复兴及保守主义的论调。虽然对此可能有不同的评价，但这也是中国崛起的一个面相。上述四个特点是相互交织的。例如中国崛起是一个全球史现象，也是全球化的结果。

刚才讲到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和中国崛起。这两样其实可以合一，就是中国互联网问题。九十年代市场化刚开始的时候，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但经过二十多年，中国在整个世界的位置，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单从技术嵌入的程度看，今天中国的问题恐怕反而更尖锐。就网络购物、移动支付这两点，夸张点说，基本上中国在一个级别，所有其他国家在另一个级别。在某些技术应用层面，后发优势已是活生生的现实。但是，这会带来一个近百年中国历史从未出现的局面， 我们实际上已处于某些世界性难题比如技术边界问题的第一线。技术带来的新伦理、新政治、新人文问题，都是今天中国要面临的新问题，没有他国经验可以借鉴。 人文学科和所谓人文精神在今天遭遇各种挑战，但最严重的挑战也许来自信息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早已从科幻走向了现实，从实验走向了开发。但也许直到去年阿尔法狗人机大战，公众还没有被刺激到去重新思考人和机器的界限问题。整整五十年前，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曾出现过一本奇妙的哲学小册子：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而人机大战提示我们另外一个命题：“机器是人。”甚至机器是超人。如果人的活动都能被机器更好地履行，那么留给人的还有什么？人文精神、人文学科乃至整个人类文明还有存在下去的必要和可能吗？

拉美特利：《人是机器》

已有媒体这样讲：“人文科学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危机，但反过来，在这个时代，人文学科或许变得尤其重要了。为什么？如果我们把一切可工具化的都工具化了，就会发现有创造力的人类活动，最后剩下的是如此之少，好像就是人文和艺术。也许核心问题在于：人文主义是不是人最后的界限。

人工智能如足够复杂，也许会产生出某种不可测的效果，会出现拒绝为人服务的情况。人的主体性在强大的技术面前其实非常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