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rick Prunious在不久前结束的日内瓦钟表展上向媒体表示:“到目前为止,这场行业已经对一些规模较小的制表品牌造成了打击,并可能会持续一整年。”
此前瑞士媒体《新苏黎世报》就曾报道,今年已有约40家制表公司向汝拉州政府提出缩短工时的申请,随后该消息得到了汝拉州工商会负责人Pierre-Alain Berret的确认。作为瑞士制表工业的核心地带之一,汝拉州境内分布了AP爱彼、积家、江诗丹顿、宝玑和宝珀等制表商的工坊,此外汝拉州还聚集了大量钟表产业上下游的供应商。
值得注意的是,Pierre-Alain Berret上个月在接受《新西兰报》采访时曾透露到,在今年年初,向州政府申请该政策的制表商只有五个,
但到了7月份,这一数字就飙升到了40家,涉及高达2000名员工,申请量大幅增长。
这表明,作为瑞士支柱性产业之一的制表业在今年受到了外部环境变化的严重打击。
据瑞士钟表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7月瑞士钟表出口额为22.4亿瑞郎,同比仅录得1.6%的微弱涨幅
,这主要得益于瑞表对美国和日本两个市场的强劲出口,二者分别实现了11.3%和25.6%的增长,这一定程度上抵消了
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市场需求的进一步下滑
,其中内地市场的瑞表出口额在7月份甚至同比大跌了32.8%,香港市场也有高达19.1%的跌幅。
由于亚太市场低迷,今年前7个月的瑞表出口总额也因此下滑了2.4%至152亿瑞郎。
要知道在疫情之后,中国市场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瑞表出口额更是实现连续三年实现创纪录的增长,但自去年底开始,整个奢侈品消费市场开始迅速降温,以往被视为更具抗风险韧性的高级腕表也受到了冲击。
Patrick Prunious就表示:“中国市场目前还没有改善迹象,这意味着整个腕表行业至少要到明年才能逐步复苏。”
这家原先属于开云集团、后来在2022年被出售给集团高管的腕表集团预计今年全年的销售额将会同比持平或略有下降,而去年的业绩则保持了个位数的增长,2022年甚至还曾实现翻倍的业绩增长。
不过瑞士腕表出口虽然整体出现下滑,但依旧和往常一样保持了两极分化的趋势,即价格高于3000瑞郎的高级腕表和价格低于200瑞郎的中低端腕表,相较于那些价格在200至3000瑞郎的中端腕表面临着更小的压力。
原因也很好理解,高端腕表的目标客群为高净值人群,他们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小,消费力即便有降低但也能帮助这部分金字塔尖的品牌“续命”,而那些低价的腕表则受益于面向大众市场,大基数客群可以撑住它们的基本盘,但
那些处在中档、位置不上不下的品牌就没那么好过了,它们是最容易在经济环境变化之际被消费者率先抛弃的品牌。
瑞士钟表工业联合会发布的7月份出口数据显示,价格高于3000瑞士法郎的腕表出口额就同比增长了5.4%,价格低于200瑞郎的腕表表现最为强劲,出口额同比大涨13.7%,而价格介于200至3000瑞郎之间的中端腕表则出现了14.4%的跌幅。
这一趋势放在制表品牌们身上,就是常年霸榜的劳力士、 百达翡丽、江诗丹顿等传统头部品牌表现出了更强的韧性,甚至还实现了逆势增长,而一些市场知名度不够高或是中等规模的品牌则受到了较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