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4丨吴建伟：《石刻文献与陈垣的史学研究》

陈垣像

石刻文献与陈垣的史学研究

吴建伟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

作为史学大师，陈垣深知石刻文献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因此，他自始至终予以关注。如1933年尹炎武致函，有云“前寄《佛陀波利经幢》，偃师新出土也（见《高僧传》三集二卷）。尚有装师碑未到。……金元新拓，寂寂无闻，次第访求，异日再报命也”。1936年柯昌泗来函，有“兹先将蠕蠕国可敦造像记一石竣，谨即驿呈清鉴。已属此工驰往蔚州椎拓辽金国书幢碣，拓成当再奉寄。”关于石刻文献在陈垣史学研究中的利用，学者略有论及，但未展开论述。事实上，只要全面研读陈垣的论著，可以发现，他对石刻文献勤于搜求，熟练利用，在石刻证史、补史方面，有杰出的成就。石刻文献在陈垣史学研究中的利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景教

如所周知，要考察唐代的景教，最重要的文献就是出土于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陈垣对此碑如是评价：“此碑在景教考证上最有价值，明季天主教士目为至宝。碑文系唐代文字，上列诏文语句，与他书如唐会要、册府元龟等相符，不过稍改几个名词而已。”他还说：“关于景教碑中的文字，大半都可解释。‘景’字解释作‘大’也，‘光明’也。……关于景教的命名，……我想大概是译音的。景教碑中有这么一句话：‘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

景教在唐代的流传情况，碑文也有记载。陈垣据此说：“碑文中所载之寺满百城，法流十道，有自夸没有，我们不得而知，无法证明，但我们总可相信它胜极一时是无可疑的。”在书法艺术上，景教碑“书法遒整，亦可与他唐碑媲美”。

（二）也里可温教

也里可温教在元代遍布中国，盛极一时。但随着元代的灭亡，也消失于中国大地。历代文献均未加详载，以致众说纷纭而未能确解。陈垣凭借碑刻文献和传世文献相互发明，揭示也里可温就是基督教，廓清了长期笼罩的迷雾。不夸张地说，石刻文献在确立陈垣史学地位的《元也里可温教考》一文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元至正《镇江志》卷九收录了一篇原碑已佚的碑文———梁相《大兴国寺记》，此碑记载了也里可温教之由来及大兴国寺之兴建。陈垣正是根据此碑的线索，由表及里，对也里可温教作出了全面、令人信服的论述。何谓也里可温，历来众多纷纭。陈垣进一步定谳：“观大兴国寺记及元典章，均有也里可温教之词，则也里可温之为教，而非部族，已可断定。复有麻儿也里牙（马利亚）及也里可温十字寺等之名，则也里可温之为基督教，而非他教，更无可疑。”陈垣此论中断定也里可温教即是基督教最重要和关键的锁钥就在于石刻文献。

在认定也里可温为基督教以后，陈垣穷尽关于也里可温的史料，在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章中分别考察了也里可温的各方面。其中第三章《也里可温之戒律》引用了《大兴国寺记》。第十二章《也里可温被异教摧残之一证》征引了至正《镇江志》所收录的赵孟頫奉敕撰碑、潘昂霄奉敕撰碑以及虞集记泽心寺《万寿阁记》。陈垣对此评述曰：“观此右三碑，则元初佛教与基督教势力之消长，可得其大略。赵碑一则曰‘也里可温擅作十字寺’，二则曰也里可温‘倚势修盖十字寺’，潘碑则曰也里可温‘綰郡符，势张甚’;虞碑则曰‘马薛里吉思所据银山二院’：此也里可温极盛时代也。既而斥之曰外道，蔑视之曰彼教，复奉旨申之曰，也里可温子子孙孙勿争，争者坐罪以重论：则当是释氏之气焰，咄咄逼人矣。”也里可温教兴衰过程生动体现在以上三碑中。

也里可温教的势力消长情况还可从1937年马定在内蒙古发现的残碑中窥见一斑。1938年陈垣得到马定赠与之残碑照片，辨认出二碑，一为《王傅德风堂记》，一为《耶律公神道碑》。前者记载了也里可温教由兴而颓，后者表明了也里可温教的接受。陈垣撰成《马定先生在内蒙发现之残碑》一文。该文首先考证了《王傅德风堂记》，认为此碑主人即若望蒙哥未诺1305年遗札中所提到的佐治王阔里吉思之后裔。但遗札和《元史·阔里吉思传》均只记载到阔里吉思世子赵王主安为止。《元史》诸王表对世系也语焉不详。陈垣敏锐地指出“此碑虽为赞扬赵王历任王傅而作，而其前半截则叙述赵王世德，故东边第二石适可补元史赵王世家所未备”。在厘清赵王世系之后，陈垣又据碑文推想主安后代之信仰。主安诸父本信聂思托里，其后裔信仰又如何呢？陈垣指出“碑称其崇敬三教，吾恐赵王一家，此时并聂思托里之信仰亦不能保持矣。惟东边一石背面题名末行有管也里可温八忽塔不花一名，隐约可辨，足证当时王府所属，尚有也里可温。然德风堂诸石并无‘十’字及叙利亚文诸标志，除此题名外，尚无法证明赵王怀都仍奉也里可温也”。耶律公神道碑发现的最大意义在于“此碑明著为管领也里可温者之墓，又有‘十’字及叙利亚文诸标志，其管领也里可温者又为契丹贵族之耶律氏，皆前此所未闻，此所以可贵者”。陈垣之所以如此看重此碑，盖因曾撰有《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异趣》一文，认为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不同，一喜佛教，一崇道教。而此神道碑之墓主耶律于成，“又为也里可温管领之人。在元代耶律氏中，实为创见”。

为了更确切理解也里可温在元代的情况，陈垣曾广搜相关的石刻，“约有十四五方之谱，最古的乃太宗五年的”。在第十三章《关于也里可温碑刻之留存》中展示了所收之碑刻。除上文提到的赵、潘二碑文外，还有北京护国寺至正十四年圣旨碑、盩厔重阳宫圣旨碑、刘侗《帝京景物略》所附至正十四年皇帝敕谕碑文、顾炎武《山东考古录》录元泰定帝圣旨碑、法人罗朗波奈巴《元代金石图志》收虎儿年七月圣旨碑影本、《常山贞石志》灵寿县祁林院圣旨碑三道、《安阳金石录》彰德府正一宫圣旨碑三道、《山右石刻丛编》河中府棲岩寺和平遥县崇圣宫各一道、《濬县金石录》濬州天宁寺一道、《金石萃编未刊稿》终南山崇圣宫三道、《新刊湖北通志》武当山万寿宫一道、许州天宝宫一道拓本、平山县永明寺二道拓本、平山县万寿寺三道拓本等有关也里可温的碑刻。“此等圣旨，大抵系免除僧、道、也里可温各教差发之圣旨，寺观刻石，以为抵制骚扰者”。

由于史料记载简略以及语言方面的原因，也里可温还有不少难解之处，但陈垣利用石刻文献互相发明，破解了一些难题。如《大兴国寺记》中有“忽木剌”，陈垣起先不知是何意，后来“在凤翔长 春观碑中，发现有也里可温的胡木剌，先生的观与院，和尚的寺，一律不许骚扰等词，于是我乃断定‘忽木剌’即教堂也”。利用两碑文字比较，正确推断出“忽木剌”的含义。

（三）天主教

《天主正道解略碑》1925年出土于西安。碑文有云：“万历后二十三载癸未仲冬。”陈垣根据《明史》和《中国耶稣会士传略》解释立碑年代当在李自成破西安之时，“时崇祯年号已革，新元未建，故称万历后二十三载。”

居住于中国开封的犹太人族群前后共存续了八百多年，十九世纪末，这一族群日渐衰落并最终走向消亡。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历史和开封犹太人文化在近代的衰亡，其中的经卷、谱谍多流失到国外;中国地方史志有记载的犹太人著述主要有《圣经记变》、《四竹堂记异》、《明道序》等，但都已流失难觅。开封犹太人遗留下来的石刻碑文是“目前开封犹太人仅存的文献资料”。中外学界围绕碑文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考证和研究，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是一部研究较早且影响较大的著作。他搜集整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最为完整的碑文、楹联、牌匾等，参阅当时中外有关开封犹太人的记述和文章，系统研究了开封犹太教情况。

第一章是对弘治碑之考证。此章主要对文字进行整理。一赐乐业初来者，有李、俺、艾、高、穆、赵、金、周、张、石、黄、李、聂、金、张、左、白十七姓。而“今拓本尚有李、艾、金三姓可辨，余均捶琢，则同治回乱，及光绪间拳乱，一赐乐业子孙所毁灭以为避祸者也”。

第二章是对正德碑之考证。陈垣认为此碑有研究价值之处有四点：“一，不用清真寺旧名，而改为尊崇道经寺;二，撰者左唐，是否一赐乐业人;三，书丹者高淓，何以讹为高洘;四，此碑与淮扬人，极有关系。”对于第一点，陈垣解释“盖是时回教寺亦已名清真寺，故左唐特易为尊崇道经寺，以自别于回教”。关于第二点，陈垣认为：“左为（一赐乐业教人）十七姓之一，江都又为一赐乐业族散居之地，记末又有‘俾我后人’之言，其叙述道经传授源流，历举阿罗汉以后宗派，比弘治碑加详而无误，则唐之为一赐乐业苗裔，殆无疑义。”第三点，书丹者高洘之“洘”字在正德碑中清晰可辨。然而在正德之前进士题名录中并未高洘其人，只有弘治乙丑年有一人名为高淓，两者一字之差，孰是孰非呢？陈垣唯恐题名录刻本有误，“尝亲至国子监，证之题名碑，高淓江都军籍数字，幸尚完全无缺”。接着根据明史和康熙扬州志所载高淓之记载，“以其时代爵里考之，则高洘之为高淓，断然是一非二”。但问题依然存在，淓、洘二字虽字形相近，但“无论自书非自书，何至混用，诚不可解”。如果高洘就是高淓，“则其父诠，曾按察河南，并升布政，淓当随宦汴梁，飫闻一赐乐业之教也”。通过以上考察，第四点就顺理成章了，陈垣认为：“此碑与维扬人极有关系：撰者、书者、篆额者，均维扬人，请经及出资修寺者，亦有维扬人。维扬之有一赐乐业，幸得是碑为证。”

第三章是对康熙二年碑之考证。此碑之原碑业已不知所在，陈垣所据乃藏于徐家汇藏书楼之罗马教士拓本。碑文为开封人刘昌所撰。他在碑文末自称：“予汴人，素知一赐乐业之教，且与游击赵承基、大参赵映乘、医官艾显生，为莫逆交，颠末颇能道其详。”游击赵承基、大参赵映乘、医官艾显生均为一赐乐业教人，所以陈垣十分重视此碑的史料价值，他说：“此碑不啻康熙以前之开封犹太教史也。无此碑则不知正德以后至清初犹太教之盛。”此碑叙述一赐乐业教规中赎罪节一事要比弘治、正德二碑为详。此碑云：“秋末闭户清修一日，饮食俱绝，以培养其天真。”这就是犹太教中最古最重要的赎罪节。陈垣以深厚的宗教史修养，独具只眼地拈出此点，说：“近今犹太人虽无圣殿，不能守此节，犹以七月十日为禁食悲伤之日，不敢或渝。碑独著之，……”此碑记载了后来犹太教所未曾继承的礼仪，对犹太教礼仪演变史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

陈垣在《人物之大略》章中指出：“今吾人能在祥符志中搜出一赐乐业人者，赖有此数碑耳;不然，亦第知其为祥符人而已。”接着结合碑刻和方志等，疏举了开封一赐乐业人物姓名、事迹等。在《寺之沿革及康熙季年之景况》章中，陈垣根据此数碑所载，梳理了寺之修建年代及寺院布局等情况。再之后的两章中，陈垣又对碑中提到的犹太教经典予以研究，并重点探讨了只在康熙碑中提到的方经散经。

（一）《释氏疑年录》

《释氏疑年录》是陈垣编纂的一部查检历史上僧人生卒年代的工具书，全书始於康僧会，终於清初，按生年（或卒年）编录，共二千八百人，分十二卷。此书收录广泛，考订精审，所征引资料，除了历代灯录、僧传等各类佛教文献外，还广泛采录各种文集、方志和石刻文献。

在这部书中，石刻文献占据了相当比重。按照不算恰当的分类，石刻文献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汇编类如《江宁金石记》、《八琼室金石补正》、《山右石刻丛编》、《金石录补》、《匋斋藏石记》、《安阳金石录》、《金石萃编》、《嵩阳石刻集记》、《十二砚斋金石录》、《南汉金石志》、《湖北金石志》、《台州金石录》、《两浙金石志》、《河内金石志补遗》、《金石萃编未刊稿》等。第二，《全唐文》、《唐文粹》、《辽文存》、《金文最》等文章总集、个人文集、寺院志、普通地方志、语录等典籍中所收之碑、墓志、塔记、幢记等也是重要的资料来源。最后，还有少量有单行的石刻拓本。比如考察唐代唯识学高僧圆测、窥基的生卒年，就分别依据了宋复撰《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圆测法师舍利塔铭并序》拓本、李弘庆撰《大慈恩寺大法师基公塔铭并序》拓本。

据笔者粗略统计，大约有六百人涉及到相关的石刻文献。而其中又有一大部分僧人的生卒年月的唯一的史料来源就是石刻文献，除此别无依傍。这在书中所在多有，毋庸赘举。

当然，石刻文献虽说大多是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各种原因，历代的石刻文献中都含有一定数量的缺误失信之处。对此，陈垣有着清醒认识，他对于石刻文献中所提供的材料，总是经过一番认真细致的分析考证，择善而从。如宋僧随州大洪山净严守遂，“《补续僧传》九作‘净慈守遂’，无年岁。今据冯檝撰塔铭，《湖北金石志》十一。名上一字泐，《志》作‘宗邃’。盖因庆显塔铭有 ‘宗邃’之名，而误宗邃庆显弟子、守遂徒孙也。”这里，陈垣对传世文献和石刻文献进行了对照互 补，守邃的生卒年和法号依冯檝撰塔铭;而其名字则从《补续高僧传》。

（二）《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

在两书中，石刻也是资料组成的一部分，唯非主要来源耳。如《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引阮元《云南通志稿》中所载之石刻，目录如《雄辩法师大寂塔铭》、《无照玄鉴禅师行业碑》（此碑内容则在《阮志·曲靖府·仙释类》），全文如《中峰广录》附《中峰道行碑》、《鸡足山志补》四《寂光开山定堂禅师塔铭》、《浮山法句》附吴应宾《浮渡山大华严寺中兴尊宿朗目禅师塔铭》、《有学集》三六《中峰苍雪法师塔铭》、《宝华山志》七李模《见月大律师塔铭》等等。

《清初僧诤记》则直接在卷一《济洞之诤》列有第二章《〈晦山天王碑〉诤》，卷二《天童派之诤》列有第一章《〈天童塔铭〉诤》，都是对二碑内容之辨析。

（三）《谈北京双塔寺海云碑》

在此文中，陈垣考证“此碑虽只载海云个人事迹，但都关涉元朝开国史料，足补史所未载，……”清代僧性统编《续灯正统》卷八、超永《五灯全书》卷五十六将海云及其老师中观沼的卒年都移后了六十年，陈垣说这是“先辈作文，纪年喜用甲子，甲子六十年一周，若不细加调查，就往往移前或移后六十年”，如今“幸有此碑为证，可以正各书之失”。此外，陈垣指出此碑立于海云生前，乃道行碑，而非塔碑、塔颂。

（一）《道家金石录》

为了研究道教史，陈垣“曾将《道藏》中碑记，及各家金石志、文集，并艺风堂所藏拓片，凡有关道教者，悉行录出，自汉至明，得碑三百余通”，编为《道家金石录》百卷，只是“校雠不易，久未刊行”。其后，由于各种原因，该书稿一直未曾付梓。直到1988年6月由文物出版社印行了由陈智超、曾瑛共同校补的《道家金石录》，堪称道家石刻文献的大型资料库。此书之特色和贡献，学者已有评述，兹不赘述。

（二）《南宋河北新道教考》

陈垣在此书中首次采用大量道家石刻材料入史，而这些石刻文献主要取资于《道家金石录》。孙楷第对《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有高度评价。此书之所以取得如此重大成就之原因之一就是广泛搜罗和挖掘大量鲜为人知的石刻文献。篇末所附《征引书目略》中所列有《宫观碑志》、《安阳金石录》、《偃师金石遗文》、《汧阳述古编》、《山左金石志》、《山右石刻丛编》、《京畿金石考》、《寰宇访碑录》、《金石萃编》、《金石萃编补正》、《金石萃编未刊稿》、《潜研堂金石跋尾》以及“石刻拓片若干种”。此外，各种文集中也有大量石刻文献。如陈垣注意到“虞道园撰宫观碑记最多”，“《遗山集》全真碑铭最多，与《秋涧集》之太一碑铭等”。比如卷一《全真篇上》分六章，其中《全真教之起源第一》引王恽《秋涧集》五八《奉圣州永昌观碑》、《甘水仙源录》二《郝宗师道行碑》、《金石萃编》一五八《全真教祖碑》及拓片《重阳仙迹记》，通过以上各碑可以大概知晓全真教之起源。又如卷三《大道篇》之《大道教之起源及戒目第一》在征引了《吴草庐集》廿六《天宝宫碑》、《道园学古录》五十《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广化真人岳公碑》、《宋学士文集》五五《书刘真人事》等探求大道教之起源后说：“草庐、道园、景廉皆著作名家，其言已可信据。然吾于大道教书本史料之外，尚有实物史料，……然其所载事迹，往往质实如簿记，犹是史氏之遗，……”所谓实物史料就是存于河南偃师之《洛京缑山改建县天宫记》，陈垣说：“予所知现存大道教碑，以此为最古。《碑》于大道教七祖以前之授受源流，及行教年岁，详载无阙。卷首《大道教祖师传授表》，其年寿及行教年，即据此《碑》而作。”在陈垣之前，虽然乾嘉学者毕沅、孙星衍、武亿等都有著录，但此碑的史料价值未能引起他们重视。陈垣“于艺风堂藏石中得其拓本，始利用之，以考大道教”。又如《大道教宫观一斑第五》中，陈垣着重迻录了《房山隆阳宫碑阴》、《许州天宝宫碑阴》全文，认为两碑“有道众题名，详载各宫观道众师号执掌”，是现存各类史料中最详细的两种。

以上几例，足见此书对石刻文献的依赖性。纵观全书，石刻文献无处不在，几乎支撑起了全书的架构。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垣辛勤爬梳、搜集各类道家石刻，就不可能有这部著作的问世。

《南宋河北新道教考》书影

《通鉴胡注表微》是一部爱国主义史著。而促使陈垣着手撰著此书的起因之一，就是在光绪《宁海县志》中读到了胡三省儿子幼文为其父撰写的《墓志》，深感胡三省一生始终坚持抗击外来入侵及在国灭后把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寄托于《资治通鉴音注》的撰写。这与陈垣当时所处的境况何其相似，在胡三省的感召下，重读胡注，完成了《通鉴胡注表微》。

兴起于波斯的摩尼教在唐代传入中国，其后又风靡于回鹘。摩尼教在回鹘的传播情况主要依赖《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陈垣据《册府元龟》记载，定此可汗为保义可汗。他指出此碑“虽极残阙，然摩尼僧之学行，摩尼教之活动，均已现在纸上，可以想见当年”。在《唐人重视摩尼教》章中引用《唐文粹》卷六五舒元舆《重岩寺碑序》以证明当时以摩尼教居首，“此必当时社会之一种现成排列”。《五代宋初摩尼消息》章中以此碑文中“睿思等四僧入国”证明《辽史》“回鹘进梵僧名医”之“僧”为摩尼教人。

在《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一文中，陈垣将陕西西安清真寺有题为唐天宝元年户部员外郎兼御史王鉷所撰碑定为明代之物，因“其碑文语意，纯是宋明以后语，与唐人语绝不类，其书法亦非宋明以前书法;且译摩诃末为谟罕默德，尤为元末明初人译音”。这解决了回教史上的一个大疑案。

在《跋何其厚重修晏公神庙碑记》中提出：“一，碑称庙建于省城西南隅水浒，可知此庙本载水旁，南向，与今绝异。二，著者何其厚，南海人，明嘉靖十九年举人，官户部郎中，碑称稚年即见此庙，又云岁代殊远，可知此庙之建当在嘉靖以前。三，碑称庙貌巍焉，可知嘉靖以前，庙极宏伟。四，广州外城之筑，在嘉靖四十二年，碑称城郭变迁，庙鞠于荒烟茂草，可知嘉靖筑城后，庙遂零落，庙前且为城墙所堵也。五，碑称著者领荐北上，见凡江河祷赛者，莫不有晏公，此语诚然。……七，碑称重修之役，始于癸酉，成于甲戌，癸酉甲戌，为万历元二年，即建筑新城后之十年也。八，碑称重修之后，丹青炳焕，灯烛荧煌，可知万历元年之修，庙亦宏伟。九，碑称初以此为乡民漫设，又云耆英联集，里社祈禳，宜有一定之所，动无妨众，财不费公，可知此庙为里人所公建，既非私有，亦非官有。……碑称本乡父老常称其俗能相友助扶持，可封比屋，然则四百年前吾里风俗之厚，可见一斑矣。”对碑文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进行了如斯深入、周密的挖掘。

在《跋元苌振兴温泉颂》中，先对碑年代进行考述。陈垣考出《水经注》成书在北魏正光以后，而《水经注》渭水条下不载此碑，亦未言温泉侧旁有元苌新建馆宇，“是此碑之立，必在水经注既成之后，至早亦在正光末。”接着是对碑文文字的考订。碑文末有“控鹄来思，俟我于堂而”句，清人严可均辑《后魏文》时，在此句以下注云“下阙”，意即尚有下文，只是碑文付诸阙如而已。陈垣认为“而与思为韻，语意已完”，已无下文，何来“下阙”？所以严可均“亦未考”。

由于陈垣深邃的石刻文献学养，常接到各方书信垂询此类问题。如1926年答王重民函云：“承示询易州龙兴寺观道德经碑。此碑今尚在，数月前有人过易州尚见之，系唐景龙二年刻。《绩语堂碑录》载其全文，又有唐广明元年道德经残幢，原在泰州，今移置焦山，《绩语堂碑录》亦载之。未知曾见及否？……”光绪《畿辅通志》收有张留孙神道碑，跋称“天□二年五月赵孟頫奉敕撰”，并书“年号泐下一字。元有天顺、天历二号，天顺无二年，此为天历无疑。而张留孙卒于至治元年，后一年孟頫亦卒，奉敕书撰自在至治元年，刻石乃天历二年事，而后人‘妄填’年月耳。”1932年4月30日美国传教士福开森致函陈垣求教，陈垣回信详为剖析，一一列举《通志》此碑跋语有五点错误，指出“颇疑纂者并未细读原碑也”。

综上可见，陈垣在新旧学术交替之际，在坚实的旧学基础上，以新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工作，取得了开拓性的成就。而在这些史学成就中，石刻文献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些几乎是决定性的。所以说，石刻文献在陈垣史学建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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