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马桶时来点历史，拉的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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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一生都在为改革奔忙的梁启超对自己动了刀——割肾。
他恐怕是接受此手术的第一个中国人，却也因此而早早夭亡。
如果他能再活二十年，也许我们的民族觉醒会更快、更好，中国人会更早地挺直了腰板，“肾虚”而屈辱的民国历史就有希望被改写。
别的人读书，是为了考取功名；他读书，是为了粉碎功名。
别的人从政，只能掩埋于历史；他从政，却缔造了历史。
别人做学者，最多做到教授级别；他做学者，却做到了“教授的教授”。
有人说，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是两个广东人：孙中山创造了中华民国；他创造了“中华民族”。
他，是梁启超。
我家有子初长成，广东的咸鱼要翻生
“余生太平天国亡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这是梁启超在自述自己出生时候的一段话。飒飒笔法当中，隐隐然有种气势：我的出生，与古今中外的大事一样，都将成为历史中的一件大事。
在如此霸气的年份出生的梁启超，小时候确实也是神童一个。
比如对对联这种小事，梁启超从来不用多想。
有次父亲的朋友来了，给他出了个上联：饮茶龙上水。
梁启超眼睛都不眨，说：写字狗趴田。
朋友震惊，再来一个：东篱客赏陶潜菊。
梁启超摇头晃脑地说：南国人思召伯棠。（召伯是古代的仁人，曾在海棠树下裁决断案。）
朋友击节赞赏：这小子，是个大才。
祖父和父母看着灵性的孩子，都乐坏了，对他的要求更高。梁启超十岁的时候，就要他去广州应童子试。
当时从新会去广州，水路要走三天。一船的人都惊呆了：所有人都比这个十岁的小孩大，有的甚至已经四五十。
吃饭的时候只有白米饭、蒸咸鱼，于是有人提议用咸鱼来作诗做对子。一船人都难住了：咸鱼这种屌丝食品，难登大雅之堂，怎么作诗做得高雅起来呀？
梁启超看看周围的人都在犯难，于是率先说了一句：
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胶鬲和姜太公一样，也是商朝人，只不过被纣王贬谪，不得不隐居卖鱼，后来被周文王赏识提拔为相。）
同船的人再度震惊，个个听得后背发凉，再也没人敢小看这个小不点。后来的人评价梁启超的这一句对联：
“广东咸鱼从此翻身，入风流儒雅一类了。”
其实岂止是广东的咸鱼，一直以来，广东文人都处于边缘地带，在全国没什么影响力，现在机会来了，梁启超仿佛注定了要帮这个地方“咸鱼翻生”，扬眉吐气。
闻君一声狮子吼，悟彻诸天
梁启超虽然是个神童，早年也和一般人一样：
读书是为了什么？科举。科举是为了什么？功名。功名是为了什么？光宗耀祖。
仅此而已。
但人生何幸，他遇上了康有为，原本迷蒙的生命天际裂开一道缝，光明才透进来了。
初次见康有为的时候，康就“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给他讲了十多个小时，条理清晰，偶尔引入西方文化阐述，切合现实针砭时政，然后又回到孔子之道，入则深入，出则浅出，完全不是教八股文的那种路数。
梁启超听得如痴如醉，“冷水浇背，当头一棒”。先是茫然不知所措，“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继而翻出困局，悟彻诸天，境界一时豁然开朗。
他从小以来做学问、考科举的那种书呆子念头，全部被震碎了。回去以后，他决定从原来的学校退学，一心一意跟着康有为学习。
而康有为也非常满意这位学生，把自己平生最得意的两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都交给梁启超参与校勘、编撰，还让他代替自己去外地讲学，建立名声。
天才如梁启超，很快就超越了康有为。
1895年，师徒两人一起进京参加会试。主考官早就听闻康有为要来考试，之前他就对康的主张非常有意见，于是下令众考官，凡是措辞和文风很像康有为的，一律不予录取。
结果梁启超文采斐然，见解深刻，完全像康有为上身，本来可以名列三甲的，结果被这条不明文的潜规则给害了，替老师扛推了一把，硬是给名落孙山了。
而康有为本人，居然还高中进士第八名。
但是，其实当时梁启超已经无心功名了。在他心中，变法救国的梦想已经形成，一人的得失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开启民智，变法图强。
最终，梁启超和老师一起领导的维新变法开始了。
梁启超
康有为
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
变法最终当然是失败的。
梁启超甚至都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了。
当他听到官兵已经到康有为家中搜捕的时候，他匆匆赶到了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求见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当时他脸色苍白，急忙要来笔和纸，要和对方笔谈，因为怕自己的广式普通话对方听不懂：
“我可能三日内将要遭遇不测了，请您不忘旧交之情，帮我完成两件事。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毫无可惜。”
林权助一听就知事态紧急，连忙问什么事。
梁启超神色凝重地说：
“一，救光绪皇帝。二，救我师傅康有为。”
危急关头，梁启超先想到的，是不负自己的理想，也不负自己的老师。
林权助立马说：
“你为什么要去死呢？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到我的地方来，我救你啊！”
梁启超没说什么，只是暗暗落泪。
当时逗留在北京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一听到梁启超有难，马上指示林权助说：
“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去。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一个日本政治家都知道梁启超的价值，中国的政治家却要追杀他，可以想见，当时的中国是多么诡异。
林权助帮梁启超化妆逃出了北京，离开中国，东渡日本，开启了流亡生涯。要描述他这时的心境，用他在甲午失败之后就写就的一首词就好了：
“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人生总是在不幸的时候赐予你幸运。梁启超虽然流亡日本，很苦；但也有一大得着，那就是他再也不用通过老师康有为的介绍，而能直接接触西方最先进的思想。
更重要的，是他结交了孙中山。
没去日本、还在上海办报纸的时候，梁启超就听过孙中山的革命运动。章太炎曾经问他觉得孙中山怎样，梁启超说：
“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
恰好日本宪政党的党魁犬养毅是梁启超和孙中山共同的朋友，于是他出面，邀请了他们在他的寓所见面。
梁启超见了孙中山，居然对他的言论非常倾倒，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1899年，梁启超召集齐十二个同门师兄弟，在日本镰仓江之岛结义，谋求革命反清。他们联合孙中山，两派合作成立组织，并且推举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启超问：
“中山先生当会长，我当副会长，那我的老师怎么办？”
孙中山回答：
“弟子为会长，那么弟子的老师，地位岂不是更加尊贵吗？”
哦也对。梁启超也没话说了。
孙中山
“中华民族”
梁启超虽然没话说，可是康有为却火大了。他的弟子来报，他最得意的门生梁启超跟孙中山走得非常近，还居然要把他架空，都快要合成一派了，他气都不打一处来。
康有为自恃“帝师”，也是很看不起孙中山的。于是他电报叫梁启超马上离开日本，去檀香山组织保皇会。
作为一个尊师重道的好学生，梁启超还是马上动身去了檀香山。孙中山觉得没关系，檀香山也是他兴中会的地盘，于是还写信介绍他认识自己的大哥孙眉。
去到檀香山了之后，梁启超打出了保皇会的旗号：名为保皇，实为革命。在梁启超的巨大名声帮助下，一下子就筹到了十万银元的款项。
后来孙中山自己到檀香山募款，结果只募到了两千，气都不打一处来，把责任推到梁启超身上，责备他借着革命的口号，却行保皇之实，消耗了海外华侨的民气，也背叛了当初大家共同的誓言。
其实这就是梁启超。
保皇也好，革命也好，他考虑的，始终是哪一种方法对中国最好。如果两种都好，那就把他们都糅合起来。
早在1902年，梁启超写了一篇文章《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后来他进一步解释：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也就是说，梁启超在历史上第一个将汉、满、蒙等多种民族糅合起来的人，“中华民族”这个词凝聚了他对中国未来的思考：
既然多种民族都是中国人，那么革命党人的排满主义是不对的；革命党、立宪派和满清政权的开明贵族，完全可以万众一心，为一个美好中国而奋斗。
“如果复辟，就是叛国”
梁启超在海外流亡了十四年，在外国人眼中，梁启超就可以代表中国的形象。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一再邀请他加入自己的政府，担任法务总长。
梁启超想：既然皇帝完成不了自己的志向，没准这个大总统还是可以的。
于是他满怀憧憬，回到祖国。梁启超给自己的女儿写信掩不住得意：
得知自己回国的消息，全国若狂，自己成了北京的中心，每个人都围绕在他身旁，好像天上无数的星星拥戴北斗星一样。
无奈袁世凯还是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组织“筹安会”准备做皇帝。但他最怕的是梁启超的笔，所以不遗余力去笼络、贿赂梁启超。
但梁启超算是认清了这个人，愤然说道：“如果复辟，就是叛国！”并且马上和他的最得意的弟子、云南军阀蔡锷商量，“再造共和”。
首先，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痛斥袁世凯，举国震动。蔡锷此时在北京，假装公开表态说：
“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但书呆子不会做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呢。”
先稳住了袁世凯的心，以为他不会和他的老师一起反对。但蔡锷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不久就乔装出京城，密会梁启超。
蔡锷见到老师，一时愤慨：
“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过他，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师徒于是约定：
“今兹之役若败，则吾侪死之，决不亡命；幸而胜，则吾侪退隐，决不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