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三会领导今天说：不能动摇金融开放和创新决心

周小川：对高杠杆、低资本及不良贷款不得宽容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通过参与竞争，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经济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在此过程中，对外开放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里我想结合对国际国内有关经验和背景的观察，就对外开放问题谈几点理解。供大家参考。 

第一，制造业的开放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在我国开放较早，早期也有争议。对制造业的开放，我的一条观察是，较早参与开放和竞争的大多数行业最终都发展壮大得快，竞争力强。开放是资源配置优化的进程，是通过市场和竞争机制带来了优化的配置。具体来说，在引进来方面，是通过进口和引进国外企业到国内投资办厂，与国内企业形成竞争。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内企业就没有来自外资企业的竞争，只面临少量的国内竞争。竞争给工业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压力和进步。在走出去方面，通过出口和国内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一开始国内企业也不大参与国际竞争，出口也只是一些大宗资源类的产品，80年代很少有人相信中国制造制成品出口能够有什么太大的前途。然而对外开放之后，从加工贸易到工业制成品都参与了国际竞争。随后又走出去办企业，中国的制造业和企业不仅没有被冲垮，反而快速发展。中国成为制造业强国、世界工厂，不少领域正在迈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 

通过竞争也改掉了国内过去存在的垄断，过去国内的竞争也不充分，外贸企业之间也缺乏竞争。有些人可能还记得，过去的外贸纺织品、轻工、器械、仪器仪表等公司都是按行业切块的，相互之间的财务规则也不同，不允许相互之间竞争。为了吸引外资，1979年中国专门颁布了第一部中外合资企业法。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形成了竞争压力，制造业的行业切分和垄断开始消散。有了竞争机制之后，国内企业有了很大的进步，越是开放充分、竞争激烈的行业竞争越快，制造业开始走向繁荣和强大。

第二，开放促进了国内的政策改革，开放过程强烈冲击了传统的集中型计划经济的政策体系，并引发了国内一系列重大改革。回想起来，包括价格体制改革、增值税改革、出口退税、汇率市场化，以及当时开启的关贸总协定和WTO谈判等影响深远的改革，都是由开放所引发的。80年代初，为了吸引外资，国内体系要加快向市场经济规则靠拢，要有平等竞争，随后还要考虑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平等竞争。平等竞争和开放是相互关联的，也包括国内企业之间的公平和充分的竞争。对外开放促进了放开国内的民营资本的准入。随后我们又引入了“国民待遇”的概念，无论是对内资还是外资，准入条件应该是一致的。对外开放推动了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汇率市场化，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政策改革。降低了市场准入的门槛，使市场和竞争成为普遍适用的政策机制。 

第三，回顾一下服务业的开放，也有类似的进程。过去经济学把服务业列为非贸易或者说不可贸易行业。但是随着信息、交通运输的大幅进步，随着全球化的进展，有不少服务都已经变成是可贸易的。人们开始说“世界是平的”。我国服务业开放体现出与制造业类似的规律，也是通过对外开放引入竞争，推动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提升，并带动国内相关的政策改革。在工业领域，除了国防等例外行业不适用于一般的市场竞争原则，绝大多数行业都是可以引入开放和竞争的。服务业也有一些领域涉及敏感行业，也有一些服务难以跨境提供，市场经济难以全部覆盖，但大多数服务业是可以开放的。对服务业开放的认识和政策改革的进程，与制造业也是相似的。在引进来方面，服务业先从酒店、餐饮、交通等行业吸引外资起步，随后不断向其他服务业拓展。在走出去方面，一开始是工业企业、出口产品和售后服务一起走出去，后来发展为银行、保险、医疗、行业、旅游、软件、零售、支付、文化等多个领域走出去。这方面上海也是很突出的，比如上海的航运业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第四，中国的区域性试点经验增强了开放的信心。早期中国决定开放是开放四个经济特区，当时有不同意见，后来特区取得了效果，向其他地区进行了推广。中国刚加入WTO时，当时对各种试点也很有争议，但是事实证明，入世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积极影响。本届政府成立以来，有力推动了上海自贸区的试点，开始时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现在自贸区的数量已经扩大到11个，很多先行先试的经验推向全国，说明大家看到了开放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第五，金融服务业是竞争性的服务业，金融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从WTO谈判的内容还是中国统计体系对服务业的分类都可以看出，金融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人们也经常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将金融业描述为“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在90年代初期，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对资源配置的作用非常突出。当时银行业还是四大专业银行体制，各管一个专业，相互之间竞争较少。再有就是当时的金融机构还承担着少量的政策性金融业务，未充分市场化。90年代经验也告诉我们，金融如果不稳定，往往会出大乱子。90年代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市场经济五十条，已经将四大专业银行全面转入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告诉我们，要防范金融危机首先要保证金融机构的健康性。对那些高杠杆、低资本、不良贷款等等现象均不得宽容。而越是不开放不竞争往往会纵容这些低标准。此后，金融服务业作为市场竞争中的服务业的属性变得十分清晰。从全球来看，绝大多数金融行业都是竞争性服务业。当年我国引入外资银行，最开始希望引入资本。回过头来看，国内商业银行从竞争中学习到了很多内容，为我国金融业带来了产品的演变、市场建设、业务模式、管理经验等一系列的变化。后来又通过竞争性股改上市，国内银行的经营效率、资产质量、公司治理等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外资银行的进入也对国内政策带来了改革的压力，其中包括会计准则、监管标准以及最近所进展的营改增的改革。 

当然个别人也许会从自身行业的利益出发，主张对金融业进行保护，等成长壮大后了再开放、再参与国际竞争。各国的经验也包括我们中国自身的经验表明，保护导致懒惰。财务软约束等问题反而使竞争力更弱，损害行业发展。市场和机构的不健康导致市场不稳定，容易产生危机。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亚洲金融风暴前后所发生的那些现象。

再有，国内的金融机构现在都已经有很多都走出去，适应了国际竞争，他们在风险管理、定价、反洗钱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变化。目前，中国已经有五大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已经成为资本充足、金融稳健的市场化经营主体。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健康化已经受到股票指数的关注。这些均说明金融服务业是竞争性服务业，受益于对外开放，今后还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第六，“一带一路”为中国金融业开放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央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号召，各方面都积极响应，推动各项政策落地生效。“一带一路”是开放之路，涉及大量的新兴金融合作，会带来进一步开放的需求，也为我国金融开放和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开发性金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首先探索了开发性金融，服务于国家战略、市场运作、自主经营，注重长期投资、依托信用支持，不靠政府补贴，是财务上可持续的模式。该模式不会形成对财政资源的挤占，避免滋生道德风险和导致市场扭曲等问题。“一带一路”的建设也为金融机构开拓海外布局，为贸易投资资本运作等提供了更好的金融服务和发展空间。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20日在上海陆家嘴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中国金融改革和创新不是过快，而是相对滞后。不能因为出现一些金融乱象和风险，就动摇已经在进行的改革和创新的决心。

王兆星认为，一切金融改革的创新应该服务于经济发展。金融的安全稳定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安全和保障。在当前经济的下行周期之下，金融风险在不断暴露，会出现不同风险的叠加，必须高度加以防范。

他指出，要深化改革，使得银行业金融机构出现高效完善的风险管控体系、激励约束体系以及业务创新体系。要构建完善金融金融监管体系，包括金融监管政策，影子银行监管、金融消费者保护加以协调和全覆盖。要建立起金融数据、金融信息的集中与共享体系，同时也要真正建立起金融风险的有效化解和处置体系。

王兆星表示，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业已经深入全球化的进程，金融业发展要有更宽更高的全球视野。要通过深化改革及金融宏观审慎，形成利率调控、拨备调控等具有逆周期调节的宏观金融调控体系，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对经济的重创。要将强监管与减杠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

他还指出，当前中国金融业总体安全稳定，中国银行业的流动性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目前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13%以上，处于较高水平。

“2017陆家嘴论坛”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共同主办。本次论坛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金融改革与稳健发展”。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保险作为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特别的意义。保险对过程改革发展具有独特的作用。

第一，中国的全球战略，需要强大的保险业。加入WTO以来，中国成为全球化的贡献者和受益者。2016年，中国GDP达到了74万亿元人民币，全球货币贸易总额达31万亿美元，分别是2000年的8.3倍和2.4倍。与银行、证券相比，保险起源于国际贸易，有覆盖全球的再保险体系，灾害风险可在全球范围内分散，其全球化特征更加突出，无论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全球贸易还是配置全球资源，都离不开强大的保险保障。

第二，中国的稳健发展，需要强大的保险业。从稳定经济看保险能够把灾害损失在时间和空间上分散，使经济更加安全稳健。十八大以来保险赔付达到3.3万亿元，增长32%。现在保险占灾害赔付比例已提升到10%左右，但与全球平均超过30%以上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从社会保障看，保险可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第二、第三支柱，让老百姓分好和吃好蛋糕。保险业承办大病保险保障，覆盖人群已超过10亿人，累计积累养老和医疗资金7.7万亿元。但是商业保险替代率，健康保险赔付医疗总费用中占比不到2%。从国家治理看，保险以市场方式配置资源和管理风险，可以优化以行政手段为主的传统治理方式，提高治理效率，改进公共服务。

第三，中国的金融改革需要强大的保险业。2016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约为8.3%，但大而不强。从资产 结构看金融体系存在结构性失衡，约90%的金融资产集中在银行，保险成为短板，仅占6%左右。从发展水平看，我国保费占GDP比重为4.2%，人均保费为336美元，低于发达国家平均8%3400美元的水平，也低于全球平均约6.2%、人均621美元的水平。从竞争能力看，全球500强中有118家金融机构，其中银行54家，保险公司56家。而我国上榜的银行有10家，保险公司仅为5家。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稳健发展都需要保险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保险业服务业近40年，所经之路就是一部解放思想、不断改革、谋求发展，破解难题的历史。这就是第二个层面，改革是保险按照稳健发展的关键一招。

其一，中国保险业的诞生源起于国家的改革。从历史起源看，从1805年外资在广州首设保险公司后，正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孵化了民族保险业。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于1865年在上海成立，从制度设计看，正是由于国家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风险由国家大包大揽，转向全社会分担，保险才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可以说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没有国内保险业务的复业，保险就是国家改革的产物。从发展基础看，正是由于国家的改革全社会生产生活极大丰富，如2016年中国GDP是1978年的204倍，对保险产生了全面关注的兴趣。

其二，中国保险业的成长和发展则是得益于自身的改革。从发展动力看，保险业通过不断改革，增强了内生动力，保费从1980年的4.5亿元，攀升到2016年的3.1万亿元，增长了6730倍。保费规模跃居全球第二。今年1—5月保险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保费超过了2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6%，仍然是国民经济行业中发展最快的行业。整个保险业现金流十分充足，偿付能力十分稳健，整体性风险有效可控。从发展周期看，中国保险业复业后经历了五轮大的周期，改革都是主要的推动力，第一轮是1980年—1989年前后，主要是改革金融体制，实行政企分开。第二轮是1990—1996年前后，主要是改革市场体系，打破独立垄断和引入营销体制。第三轮是1997年—2004年前后，主要是改革经营模式，实行产寿险分业经营和开发寿险新型产品。第四轮是2005年—2010年前后，主要是改革销售体制。第五轮是2013年以来主要是改革价格体制，实施人身保险产品，费率定价机制的改革。

其三，中国保险业的问题解决和风险防控有赖于继续推进改革。保险业的发展历程就是不断解决问题，化解风险的过程。过去40年保险业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了挑战，但都是前进中的问题，都是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当前保险业也存在不少突出的问题。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我认为恰恰是改革没有到位所造成的。比如资本不实的问题，导致偿付能力失真，就以市场准入退出和资本穿透监管不到位有关，违法违规运用资金的问题就以管住后端的改革没有跟上有关。保险产品的问题就以发展理念的改革，深化没有跟上有关。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只有靠进一步深化保险业的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啃硬，涉险滩，没有改革就没有保险业的昨天和今天。保险业站在新的起点，只有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实现稳健发展和建设美好的明天。这就是第三个层面，打好保险业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战。

第一，改革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开发保险产品提供保险服务，都要以人民群众满不满意为唯一标准。保险好不好最重要靠市场来检验，根本是要看老百姓的口碑。

第二，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路径，这是保险业的立业之本。要大力发展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健康、养老等保险业务，要发挥保险分散风险和长期资金的优势，助力投资消费和出口，壮大实体经济，只有坚持正确的发展理念，保险业才会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

第三，改革发展方式，促进稳健经营。只有遵循把握保险业的基本规律，发展才能行稳致远。一是商业性的业务要注重资产负债匹配。商业保险业务市场化程度高，特别是人身保险，涉及到生老病死养，周期性长，风险具有滞后性，不能急功近利，只有向冷水泡茶慢慢浓那样，才能做到持续经营，打造百年老店。二是政策性业务要注重平衡、保本微利。农业保险、大病保险的核心是要坚持收支平衡保本微利的原则。否则经营就不可能持续，不可能长久。要么政府和老百姓不乐意，要么保险公司受不了。

改革管理机制，增强竞争能力。从构成保险产品的两部分成本来看，我国的风险成本与欧美差不多，但因机构多，管理链条长，决策效率低等因素，造成了保险公司营运成本明显偏高，导致了产品价格高，竞争力不强。如2016年，我国保险服务贸易逆差达到了88亿美元。一是要通过管理创新，降低营运成本，探索扁平化管理、专业化经营，挤压成本，向消费者提供价廉物美的保险产品。二是运用科技手段，创新商业模式。我国2016年研发投入超过1.5万亿，居全球第二，正在推进金融科技蓬勃发展。要深入运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升级保险商业模式，满足保险市场需求。

我们还要改革保险监管，有效防控风险。一是价格监管改革，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要更大发挥市场在产品定价中的作用，引导资源配置。二是资本监管改革，通过穿透透明监管、严查虚假注资和增资，确保保险公司量力经营。三是稽查体制改革，统筹全系统力量向稽查系统，提升发现问题和风险的能力。四是风险处置改革，把防控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改革风险监测、预警和化解机制。五是队伍建设改革，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解决恐慌问题。

“我国资本市场影响面广，敏感度高，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更要坚持稳中求进。”姜洋强调，在经历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后，必须要把稳定市场作为稳固修复资本市场的基本前提。在吸取异常波动的教训后，目前市场运行基本稳定，自我调节和恢复明显增强。

但姜洋同时强调，要看到我国资本市场稳定运行的内在体系仍不牢靠，股市、汇市、债市风险关联度提高，内外市场共振增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重要位置，为行业和市场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秩序，对市场运行出现的问题快速反应、及时解决，坚决防止大起大落;要在稳定的前提下奋发有为。

“坚定推进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过去20多年来，资本市场改革创新取得重大进展。但总体而言，市场规则制度还不完善，某些方面还存在缺陷。”姜洋在会上总结称，去年以来，证监会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包括简化并购重组行政程序、完善再融资政策、规范上市公司股东和董监高减持的行为、推进新三板分层改革。其强调，制度改革未来将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导向，逐渐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

姜洋还强调，要稳步扩大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坚持依法全面从严监管。

姜洋总结了近年来资本市场引进来、走出去的情况，包括沪深港通的启动和运行现状，境内外企业上市情况，以及资本市场服务支持一带一路所取得的进展。未来，将本着互利共赢精神，继续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

同时，其还总结了在抑制投机炒作等方面的监管工作，包括交易所一线监管在规范市场秩序上取得进展，监管信息化水平大幅提高，打击违法违规效果明显。“去年查处案件数量创历史新高，今年前5月罚没款超过60亿元。”姜洋还强调，监管层未来将保持监管定力，继续引导上市公司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回归本源，坚持主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