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晓宇
上个礼拜，郎平拿下金牌的时候我曾经想写一篇，但终于还是没写，可能是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谈论一位已经上升到政治高度的人物吧。
但确实是一场难忘的比赛。
2016年，中国经济进入失速时代，创投融资一片哀鸿。很多去年的独角兽，恨不得今年就成了小乌鸡。听说，很多VC因为拿不到母基金的钱，已经开始做FA挣钱了。
上半年，最火热的话题是雷洋案件。历时半年，冤屈或正义仍未明朗。
及至夏天，奥运赛果不彰，未如预期。数位教练员在赛前险些被双规的消息，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流传。
最后，犹如一记欢快的礼花，中国人的夏日激情竟然被一桩明星出轨捉奸事件占据。
这个看似荒诞的事实说明，一方面，严肃的困境已经无法或无需继续谈论，人们只能老实面对，自己想办法。另一方面，既然办法要自己想，话也要自己说。个体主张已经踉踉跄跄地从集体意识中脱胎，人们从百度贴吧、微博、微信朋友圈里习得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的习惯，尽管还有被主流民意挟裹的嫌疑，但是整体舆论的走向总有缝隙，已经不再完全受政府部门的控制。
由人自己来决定自己想说什么，仍然比由宣传部门来决定要好得多。
这种氛围下，一次女排决赛，让大家集体穿越回了1984。人们想说的，和宣传部门希望大家说的，难得的实现了高度一致。失落的时代精神又一次得到强调，它是积极的、拼搏的、向上的，它既是熟悉的，又是新鲜的，还是当下急需的。重提女排精神，让人瞬间重返1980年代，那个短暂的自我解放和自由流动的初民时代。
84年奥运会中国女排夺冠
郎平是当年时代精神的表表者。1984年，她和中国女排一起拿到洛杉矶奥运会金牌。那是中国人十年动乱之后在国际公众舞台上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有不言而喻的政治意义。因为这枚含金量极重的金牌，郎平也成了一代女性精神的化身。
仔细梳理一下就会发现，1980年代的女性偶像还有另外两位：张海迪和刘晓庆。在郎平拿金牌的前一年，高位截瘫的张海迪写书、翻译英文小说，被共青团中央树为全国模范。也是在郎平拿金牌的前一年，刘晓庆婚变，到处流传她和导演的婚外恋情，为了辩诬，她开始在《文汇报》发表自传《我的路》。
刘晓庆
郎平、张海迪、刘晓庆，这三位女性都曾经是自强不息的象征，分别代表了人和世界的关系、人和体制的关系、人和自己的关系。如果今天有人能够把郎平、张海迪、刘晓庆这三位女人攒在一起搞个论坛，那将多么有趣。
三个人里头，郎平是唯一一个从未遭遇公众信任危机的人，也是唯一一个至今仍在主流舞台的人。张海迪曾因为时代语境的变化而被质疑，卷入骗局争议。刘晓庆曾经因为经济问题身陷牢狱之灾。唯有郎平，即便她在2008年带着美国女排回国打奥运，也没人真说过她什么。这可能跟当时还没有微博有关系，但想想当年的小山智丽，郎平得到相对平静理性地对待，不得不说是公众认知上的巨大进步——一个人可以不代表任何其他东西，只代表她自己。
张海迪
另外，郎平的确是个情商非常高的人，她思虑周全，不轻易得罪人。我看她赛后带着队员上央视，接受张斌的采访。主持人挺坏的，最后拼命问她，是不是要让自己的队员做闭幕式旗手。郎平连连摇头否认，说，我们充分尊重其他项目的运动员，人家也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
郎平会照顾别人的感受。这就是说，她不是一根筋，她在做决策的时候，不会只凭一己好恶，而是权衡各方面的因素，既实现自己的目标，又巧妙避开雷区。这在盘根错节、举国体制的中国体育界，算是一样相当重要的本领。
有专门跑体育口的朋友告诉我，当年2004年雅典奥运之后，陈忠和功成身退，重回福建，关于中国女排由谁来接手，一度是个极富争议、极其棘手的事情。当然有人提到郎平的名字，但是浮皮潦草。当时郎平身在海外，单身，要执教俱乐部赚钱，又要照顾年幼的女儿，国内各种人也争得厉害，选帅大会搞了又搞，人选走马灯一样换，她也犯不着趟这个浑水。一直到好几年之后，中国女排经历了一系列尝试，进入历史最低谷，连亚锦赛都打得一塌糊涂，袁伟民才找到弟子郎平，请她出山。
郎平临危受命，也是抄底入场，反而比蔡斌高点进入有更大的弹性和空间。说白了，中国女排连亚锦赛都可以输给泰国，也没办法变得更糟了。
这时候，郎平当年的队友已经无一在球场第一线。女排姑娘们已经是不同级别的体育官员，掌管各种名额和预算，承担各种责任。说句实在的，在中国的举国体制中掌握关键权力，是一件非富即贵的事情。辛苦是辛苦，但早已不是球场上用比分说话的游戏规则。
这时候的郎平，也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一个著名的段子是，当年她刚刚退役的时候，有集训地领导让她去陪同参加活动，就为了拿到上级拨款。有女排英雄出席，最后拨款自然到位，但是这笔钱最后却用得不明不白，郎平无辜受牵连，还写了检讨书。这次事件，也直接促使郎平拒绝了退役后的体制内安排，出国留学。
算起来，郎平应该是跟陈冲差不多时间出去的。那个时代出国的人，肉体上吃过多少苦头，精神上受过多少震撼教育，自不必提。我记得一个细节，陈冲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说她当时在美国，一边读书，一边洗盘子，还离了婚，有天凌晨，她昏沉沉回家，街灯暗黄，一瞬间，她竟然在自家巷子口看见了一只孔雀。
这个细节，简直和雷蒙德·卡佛小说里的白马有一拼。孔雀可能是幻觉，但是从集体主义语境进入个体自由语境的那种惶恐、无所适从和荒诞感，却是真实的。
人生往往是这样——荒诞感是存在和成长的开始。这个阶段，郎平学英文、打工、读书、执教，她习得了许多本领，这些本领，如果留在中国的体育管理机构做一位官员，永远学不会。可以说，决定出国，这是郎平的精神性事件。从此，她离开了所谓的“桃花源”，身在一个没有体制照拂的环境里，独自面对“旷野”，也因此不得不与时俱进，保持学习的激情和能力。
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曾经提到，东方文化的一个经典意象是“桃花源”，期待人能够在一个没有干扰的完美环境里得到庇护，而西方文化里这个相对应的意象则完全相反——它推崇“旷野”，认为一个人无需被庇护，唯有在独自面对旷野时展现的勇气和智慧才是最宝贵的。
“桃花源”和“旷野”，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模型。最终，几十年过去，郎平和刘晓庆从桃花源出走，走向了旷野——当然，郎平是个更加温和的叛逆者，却也因此走得更远，更彻底。张海迪却留在了桃花源里，安然终老。
世界变了。在这几十年里，三个女人都已经不似当年，女子排球技术也已经风云流变。郎平的个头放在今天，作为一个主攻手已经算矮了。更不要说，最新的拦网技术对于手势、手指的变化都有更加精细化的要求。在技术和管理精细化的潮流下，她作为教练员阅读比赛、排兵布阵的能力，也面临更加严酷的考验。
郎平自己说过，这次刚接手中国女排的时候，发现队伍素质实在差到没法想象的地步，所以，几乎每次带队重大比赛，自己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反复看录像，反复琢磨自己手里那么几张牌，要把她们用到极致。
创业过的人都知道，如果团队不太给力，创始人就要自己撩袖子下地干活，补齐短板。不过，这样长期下去会有弊病，就是CEO成了老虎，带着一群羊打仗，创始人累个半死，团队得不到成长，最后还是三三两两离开这个最苦最累最操心的人。这时候，CEO简直委屈死了，觉得自己是鲁迅说的那种人，“独自肩住黑暗的闸门”。
我记得英国的财经杂志曾经请弗格森讲他怎么管理一群超大牌球员，其实也应该有创业平台请郎平，讲讲她是怎么带出一支草根队伍，同时还跟各种上层利益关系进行平衡和博弈。这不是只有热爱就能办到，再加上学习也不行，再加亲历亲为还不够，还需要极大的智慧。
这个智慧是什么呢？很值得深入请教郎平，她也应该把这个有价值的命题梳理出来，惠及他人。说到底，无论创业还是打球，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办到的事，很多东西是相通的。
我只记得一个细节。郎平有一次带队出国比赛，赛前记者采访她的队员。队员提到说，郎平给她发了微信，说有个小球你可以打直线，队员恍然大悟，说，我打球十几年，从来没想到还可以这么弄，如果明天我们比赛拿下，你一定要帮我写出来，郎导对我启发太大了。最后，这场比赛果然拿下，记者也果然要写这个细节，但是郎平阻止了。
她说，比赛能拿下是每个人的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所以不必提。
看起来，郎平似乎具备了所有成功必备的素质：天赋、勤奋、热情、机遇、谦逊，她一样不缺。但是，这仍然不是我今天谈论郎平最想说的话。
郎平最大的价值在哪里？
郎平的不可多得在于，她既没有被体制化，又仍在主流的最核心。或者说，她能够做到身在主流的最核心，但却不被体制化，仍然保持创造力和某种进退的自由。想一想，中国改革开放38年，又有几人可以做到？一个人具有如此广阔的光谱和如此丰富的象限，以至于既是自我奋斗的典范，又能被塑造为集体精神的翘楚，实在难能可贵。
最后，我想说，当我们万众一心又开始怀念女排精神的时候，郎平说了，光凭精神是拿不了冠军的。这话说得非常有水准，非常有智慧，也非常自由。可以想见，这话在舆论官员看来甚至是不太乖巧的。
确实，当我们怀念女排精神的1984的时候，还应该记得，那一波的时代精神还有另外一面。除了向上的、拼搏的，它还是开放的、探索的——甚至是充满怀疑的开放和探索——例如“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例如“人生的路是不是越走越窄”的讨论。一个大时代，曾经在这种深刻又理性的怀疑中走向未来。但是如今，单讲“真理的标准问题”吧，这个标准既更加多元了，也诸事更加不可说了。
若没有伟大的理性和开放性，所谓的怀念，就是单向度的怀念，所谓的郎平，也是一个单薄寡淡的郎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