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高手低，意淫世界，警惕活成许知远式的中年男人

每一个很酷的人都置顶了霍老爷

在面对精彩的真实人生时，许知远那套从各种典籍中总结出来的预设是多么虚弱。

“知识分子”许知远制作的访谈节目“十三邀”播出以来，几乎是遭到全网清一色的嘲怼。

许知远何许人也？

现年41岁的他有着一串闪亮的精英标签：北大微电子系毕业；《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书城》撰稿人；《经济观察报》主笔；《生活》杂志出版人；《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2010年，韩寒登上时代周刊封面，许知远撰文《庸众的胜利》对韩寒的流行大肆批判，一朝天下知。

2015年，许知远获得中国青年领袖奖，发言时他表示对获奖无感，并对娱乐时代的肤浅，个人精神的丧失，媒体公知的堕落，十分失望。

10年前，许知远在圆明园一座院落里创办了家“只卖想卖的书”的店面，店名取自德国思想家本雅明的同名著作“单向街”。据他自己说这个文青聚集地的生意其实不太好，因此要做点别的副业，于是有了十三邀。

十三邀号称“寻找13位具有模板作用的个人，观察他们的行为，分享经验和心得，探求中国发展的切片。”

这个立旨乍一听挺高，然而在视频中，许知远又称自己是带着 “偏见”去寻求碰撞。这个偏见既是他从20来岁年纪开始念叨至今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娱乐横行，灵魂空虚”。

霍老爷很不愿意去怼一个文艺青年（中年？），因为对于社会，文艺青年是最无害的存在。

然而看了几期十三邀，我真心为许知远这类眼高手低，牢骚满腹，拿着迂腐当情怀，抱着典籍当生活，老想质问对方却被啪啪打脸，人到不惑之年仍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的大叔感到悲哀。

许知远孜孜不倦的追问每一个人：

你焦虑吗？

你痛苦吗？

他问蔡澜：读圣贤书所为何事？

他问俞飞鸿：你怎么能拍《小丈夫》这种庸俗的片子？

他问罗振宇：你是个理想主义者吗？

他问马东：一个文化人怎么就做娱乐了呢？

所有提问背后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逼嘉宾们承认，他们没有履行精英的责任，他们的成功不过是在取悦庸众。

一个读书人的底线是尊重不同的声音，一个采访者的本分是建立起对话的管道，许知远两点都没能做到。

十三邀这档节目的出彩在于：在许知远邋遢的外形，空洞的提问，狭小的视角，种种中二气质的映衬下，已经超拔到人生另一阶段的老炮儿们是如何的淡定老道，从容得体。

连罗胖这种被知乎er们集体不待见的知识贩子都通过对谈，而让自己的人设丰满了起来。

当蔡澜避而不答，只道：拿个勺子舀汤；

当俞飞鸿说：我没有觉得电视剧庸俗；

当罗振宇撂下狠话：我是现实主义者，我要做鼠目寸光的人；

当马东连说三遍：我喜欢这个时代。

这些自由经济下的成功者们不约而同的回避了非黑即白的答案，甚至故意站在与“知识分子”对立的阵营。

建议邵逸夫拍一部英格玛·伯格曼式“不赚钱”电影的蔡澜；

畅谈“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真名士”的罗胖；

像张爱玲一样洞悉到生命荒凉底色的马东；

这些人是真的如他们自己所言那样没情怀，只认吃喝和赚钱吗？当然不是。

然而，当情怀被拿出招摇时就不再是情怀了。能力之外，空谈诗与远方难免流于矫情。

说白了， 许知远的境界人家一目了然，但人家在做的事情，许知远玩不转。当同龄人们早已放下包袱，认知到“生命本无意义，仍需勇猛精进”，许知远还停留在青春期的困惑和呐喊。

许知远式的清高和不屑其实是对无能的回避。

许知远以知识分子自居，总是把别人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衡量，而他自己的认知范围又远未能达到臧否人物的高度。

在十三邀中，这种问答间强烈的不对等呼之欲出，就像是一只老鼠非要把大象拽入树洞。

康德、乔治·奥威尔、杜兰特、简·莫里斯……许知远抛出了一串又一串的大师；

存在主义、乌托邦破产、社会达尔文主义……许知远抛出了一串又一串的术语。

对于许知远丢出的每一个书袋，罗胖总能信手接来，信奉银货两讫的他奉上了内容最为精彩的一期。

与此相反的是，拒绝肤浅、悲天悯人的许知远几个回合之下便被卖知识胶囊的江湖贩子击得节节败退，无力招架，只能打开书本，干巴巴的念上几段翻译体。

许知远号称要以自己的成见与受访者碰撞，然而几集看下来，除了云山雾罩，大而无当的发问，我压根儿不记得他说了些什么。在通达的智者面前，许知远的干瘪与苍白被分秒碾压成纸片。

如果说同男性对话的许知远尚有种知识分子气的执拗，那么在面对大美女俞飞鸿时，他的反应简直可以用猥琐失态来形容了。

许知远一边对《小丈夫》的庸俗痛心疾首，一边不顾俞飞鸿“无意回看往昔”的意愿，坚持在其面前播放《喜福会》的片段——情色意味浓重的一幕。在影片中，一个男人切开西瓜，用手掏出鲜红的瓜瓤暧昧吞食。

嘴上厌恶庸俗的许知远却又乐于享用庸俗，充满铁肩道义使命感的他其实并不尊重个体的感受。

据说他曾一边口述辞职，一边踩在上司的茶几上系鞋带。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不是雇佣与被雇佣关系”。

对于许知远的花式挑逗，俞飞鸿始终泰然以对，安之若素。对她而言，可以选择庸俗的自由才是真自由。

她说：

“我不想活的那么哲学，我情愿活得像个凡人，找到让人安于生活下去的点，过得乐呵一点。”

或许，她还有句没有说出的话：人总得做点什么养活自己吧。

对于这一集，有人评说为：一个中年直男癌在面对成熟女性时的无知与可怜。在面对精彩的真实人生时，许知远那套从各种典籍中总结出来的预设是多么虚弱。

2001年，24岁的许知远出版了第一本书《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15年过去了，许知远不再年轻，当那个北大计算机系毕业却认为手机令人类不思考的邋遢男人出现在屏幕上时，无论从相貌还是内心，许知远都落后于这个时代甚远。

许知远的傲慢是一种无知的傲慢，虽然他热爱文字，饱读诗书，但一直处于消化不良的尴尬。

他认为韩寒浅薄，但也没看见他像韩寒一样往事故现场放个路障；

他鄙夷看《奇葩说》的90后，可是一个不了解现代的人又如何能了解过去？

他向往精致与古风，但又不能像白先勇一样数十年来安心淫浸昆曲研究；

他想要尝试洒脱的生活，但老想给寄情声色安上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他也暗暗渴望过商业上的成功，但听到罗胖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录音不由神色复杂。

《红楼梦》中有首判词：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

潦倒不通庶务，腹内原来草莽。

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以前，霍老爷以为作者是在借世人之口对宝玉明贬实褒，如今才知，这分明是作者极其严厉的自我批评。

看到许知远称iphone为“白色金属物体”，追问“你心里还有英雄主义吗”，坚信“科技令人类倒退”，老死不肯踏入时代的洪流，霍老爷觉得毛骨悚然。

我提醒自己千万不能活成许知远。时代不会辜负任何人，作茧自缚的只有自己。

与许知远对时代的礼崩乐坏发出悲鸣与挽歌相比，罗胖则把世界想象为练级和打怪，追逐浪潮，乐此不疲。这两种思绪不分高低，但有完成度上的区别。

许知远在批判现实的道路上却是越来越找不着北，像一个青春期的小孩动辄愤怒，觉得世界都不理解他的忧伤。

同时，相识于微，一起成长起来的罗胖已经在自己的价值领域成为跑得最快的那只老鼠。

10年前，在央视任编导的罗胖以1000元的价格请懒洋洋躺在沙发上的许之远为自己授课。

10年后，之远付出百倍的价钱在“刚猛一路”的罗胖面前寂寥的咽下红酒。

“我尊重保守主义传统，但如果我个人想活的好一点，我不会选择保守。更极端些，在不知就里的情况下，我先把所有新事物都当作是好的。”

这是罗胖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霍老爷完全理解蔡澜无意回访邵氏，俞飞鸿拒绝观看旧影，“怀旧”是个需要警惕的信号。当汪峰念叨着“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并不是因为那个时代更美好，而是因为那个时代他年轻。

因此，放手去追风，去享受互联网时代带来的自由吧。投身浪潮、勇猛精进、奔跑不停，寻找能够点亮自己的一事一物并随时准备着去拮取涌动的浪花。

在这个多元的世界中，没有被埋没的才华，亦不存在愤世嫉俗的理由。科技改变了文化改变不了的壁垒，对于任何一位求知者，这无疑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如果你想要生活的好些，不要因自己的无能与狭隘而批判世界，赞美自由、公平的等价交换，相信金钱是最好的回馈和选票。

警惕成为许知远这样的文艺中年，渴望世俗的成功绝不可耻。在妄谈改变世界之前，先变成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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