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和一位作家过从甚密，便会产生一种担心——这家伙会不会哪一天把你写进小说？
你的担心极有道理。作家能够真正写活、写得入木三分的人，恰恰都是与他贴近的人。即使虚构的人物，也常常从熟悉的人的身上“借用”一些情节和细节。借用太多便会“酷似”某某人，这就免不了招来麻烦。最典型的例子是，契诃夫在《跳来跳去的女人》中惹恼了他的好友列维坦； 左拉在《杰作》中深深伤害了他一生的挚友赛尚。这两个例子有个特别的相同之处，就是被无辜遭到“侵犯”的皆为画家；但不同的是，事后契诃夫与列维坦重归于好，左拉与赛尚却终生绝交，至死不再见面。
从作家角度说，这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在他朋友身上发生的事实实在太诱惑了。可是谁去体验一下画家们内心深处那种难言的痛苦呢？比如赛尚。
与左拉的关系，贯穿着赛尚的一生。
这两位巨人的友谊，始自1852年。那一年他们一同进入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包蓬中学。左拉12岁，赛尚13岁。他们志趣相投，很快结为伙伴。学习之外，一起去游泳，钓鱼，爬山。人高马大的赛尚还成了弱小的左拉的保护者。而共同的理想、抱负、见解和野心，在他们心中描绘着相同的未来。后来他们都千里迢迢北上到了巴黎，左拉从文，赛尚事画。从成长到成功几乎全在一个城市里。左拉又是作家中惟一涉足画坛并举足轻重的人物。可以说，他是印象派运动的发动者。但为什么他偏偏要把自己的挚友赛尚写进小说，并写成一个艺术事业上彻底失败的人物呢？
我们去艾克斯那天正赶上周末。艾克斯市比一个镇还小。偏爱传统生活方式的普罗旺斯的人在周末总是起床很迟。我们的车子在城中转了两三转，才打听到赛尚故居所在的那条劳伏街。这条用石块铺成的小街又窄又长，有些弯曲，而且是爬坡，车子上不去。徒步往上走时，脚掌还得用点力气呢！街上极静，走了一百来米，才见一位老人迎面走下来。我说：“看，赛尚来了。他要到下边的包列贡街吃早饭去。”大家笑了，继续往上走。待与这老人走近时，便问赛尚故居是哪一个门。老人说：“你们走过了。”他朝下指了指说，“那个就是。”
一扇不起眼的暗红的门板。门两旁的石墙快给从院内拥出的繁盛的绿藤整个包住了。连“赛尚画室”的标志牌也给遮住。看上去不像是“故居”。好像赛尚还在里边。我屈指敲门。门声一响，忽然弄不清是想敲开赛尚的家，还是想敲开藏着许多秘密和答案的历史？
赛尚的性格是他与别人之间的一道墙。1861年，他刚到巴黎的苏维士学院学画，就对人际交往频繁的巴黎生活非常不适。几个月后便返回老家艾克斯。尽管强烈的绘画愿望使他不得不重新再去巴黎那个绘画的中心。但他总是待一阵子又走一阵子。赛尚的天性内向，为人拘谨，但又有情绪忽然紧张起来的神经质的一面。他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别人接近他困难，而是他难于接近别人。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印象派的形成期。巴黎的画家们十分活跃。无论是在左拉家中常常举行的“星期四聚会”，还是在巴提约尔大道11号的盖尔波瓦咖啡馆里，赛尚通过左拉结识了马奈、莫奈、雷诺阿、德加、芳汀、克洛德、丢朗提等等一大群画家。这些画家正酝酿着绘画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他们将把绘画从空气凝滞的画室带到大自然灿烂的阳光里。左拉把这即将掀起的艺术大潮称作“自然主义绘画”。他实际是这个画家群体——他们自称做“巴提约尔集团”——思想上的领导者。在印象主义者们翻开绘画史新的一页时，是他向全欧洲宣告“古典风景画被生命和真理灭绝了！”
虽然赛尚也是这运动的一员，他也声称“我决定不在户外就不画”。但他无法融入这个画家群体。他不喜欢高谈阔论，不喜欢乱哄哄人多嘴杂的场合，忍受不了与自己截然相反的见解。甚至会嫌恶个别的人，比如马奈。在别人眼里，赛尚也叫人反感。大家受不了他粗俗的穿戴，举止任性，很难与他沟通和融洽。尽管1874年4月15日举行的历史性的“无名艺术家协会”的展览会（即首次印象派画展）上，赛尚是参展的一员。但事先就遭到画家们的反对。在展览会上，他独异的画风还受到公众的嘲笑。在印象主义一开始，似乎他与大家风马牛不相及。可以说，在当时的法国，印象派是一种“另类”；在印象派群体之中，赛尚又是一个另类。他是另类中的另类，一个和谁也不沾边的个体。此中的原故，就不是他的个性了，而是他的绘画本身。他和当时的印象派（早期印象派）有根本的不同。
赛尚实际上是埋藏在早期印象派中的一个叛逆。这是当时谁也没有看出来的——包括左拉！
赛尚的一生中画不尽的圣维克多山
在当时，两个艺术时代——古典画派与印象派之间的斗争中，赛尚属于印象派这一新的时代。他和梵·高一样，都把画架搬到田野中，面对阳光下的世界作画。但是他和梵·高在骨子里，与莫奈、德加、雷诺阿、毕沙罗等人是不同的。1876年赛尚给毕沙罗的信中说：
“太阳的光线如此强烈，让我感到物体的轮廓都飞舞了起来……但是，这可能是我看错了，我又觉得这是地面起伏的现象。”
显然，凭着他天才的悟性，他刚刚迈入印象主义，马上就不满足户外作画带来的视觉上的快感了。他反对仅仅凭“印象”作画，反对那种被现实束缚的瞬间印象。他一下子就才“印象”穿越过去，谁又能有这样的眼力与勇气？
所以在赛尚的画中，事物没有消融在眩目和缤纷的光线里。它们的本质被有力和富于意味地体现出来，从神奇的色彩里可以触摸到坚实的结构，而这严密的构成中又包含许多抽象的形态。那么——这种被赛尚自嘲地称为“灰色而臃肿的大笔画”到底应该归属于哪一个艺术的范畴？人们对孤立而无序的艺术现象总要排斥在外的。所以乔治·摩亚干脆称他是一个“绘画的无政府主义”。
正像古典主义不能接受印象主义一样，前期的印象主义运动也不能接受赛尚。赛尚便成了“全世界的敌人”。我们翻阅当时巴黎的报刊就会看到，当时的巴黎对他讥讽、奚落、挖苦和嘲弄简直达到了疯狂！
比如勒罗瓦在《喧噪》中写道：
“如果与女士们一起去看画展，想找到最有趣的事情，就请赶快去到赛尚那幅肖像画前吧！看，那个像鞋底颜色的、奇妙的脑袋，一定会给你非常强烈的印象。他多么像得了黄热病！”
这样的话举不胜举，天天闯进赛尚的眼睛。
休斯曼斯的那本重要的书《关于现代艺术》，甚至没有给赛尚一个小小的地位！
他给巴黎抛弃了。
于是他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和梵·高不同，梵·高一直在圈外，至死无名；他却在圈内，在舆论中心， 于是他被认定为一个有才能却误入歧途的失败者。他孤单无助，天天被各种攻击打得满身弹洞；惟一能够给以支持的是他“人生的伙伴”——左拉。可是就在这“生死关头”，左拉忽然把他拉进他那部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之一的《杰作》中，把他写成一个名叫克劳德·兰蒂尔的人物。这个人物是一位固执己见、终生失意而无可救药的画家，最后走投无路而自杀！
左拉在赛尚的身后，非但没有托着赛尚的后背，给他以力量；反而挖了一个洞，把他拉了下去！
如果着意研究其中的根由，就会发现，早在赛尚和左拉到达巴黎之后，已经分道扬镳。他们在各自的世界奋斗着。虽然，他们彼此往来，相互赠书赠画，他们之间的友谊看似延长着，实际上却没有加深。这首先是不同工作的性质决定的。赛尚不主张画家做太多抽象的文学思考。他认为画家应该用眼睛去观察自然，头脑只是用来研究表现方法。他在自己的世界里涉入愈深，就与左拉的世界距离越远。
尽管左拉关切绘画，但在艺术的主张上，他与“巴提约尔集团”更趋一致。可以说左拉与马奈等人的志同道合远远超越了同赛尚源自童年那一份久远的情谊。因此，左拉在写作《杰作》而动用他与画家们交往“这一大块”生活积累时，顺手就从自己最熟悉的赛尚身上去选择细节了。左拉毫不避讳“克劳德·兰蒂尔”的一部分原型是赛尚。这表明赛尚在他心中仅仅是一位昔时的友人罢了，并没有太大的分量。
然而，具有悲剧意味的是，左拉完全不了解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失意潦倒的童年挚友赛尚，对自己却一如往昔的情真意切！故而在人生的意义上，左拉对赛尚的打击是带有毁灭性的。
《杰作》发表于1885年。赛尚46岁。这一年赛尚流年不利。事业的失败到达谷底，还经历了一次夭折的恋情，再加上最密切的朋友的负情忘义——不，应该说，是左拉在他人生的坠落中，又给他加上一块巨石！
走进赛尚故居的大门。一个被一些树木的浓荫覆盖的小院。一座两层的木楼。暗红的百叶窗全都打开着。简简单单，没有任何装饰。倘若不是赛尚的故居，我们一定会感觉单调乏味；然而由于它是赛尚晚年的画室，自然会感到它内在的丰富，浓郁，神秘，寂寞，还有浸透赛尚一生孤独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