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知道我内衣穿多少码的是家政阿姨，唯一知道我吃面不加香菜的是外卖小哥。
2017年的下半年，我结束了做时尚博主的工作，带着许多阴郁且迷茫的情绪，一人住在上海前法租界中心的一间老公房里。那时我没有工作，屋子里堆满做博主以来积压的衣服鞋子包包。这些重达一吨的衣服在之后的两年中使我不断感到拖累，直到在19年4月底我将其全部送人前，我像是住在一个巨大的，崭新而精致的垃圾堆里。
而当我踏出这个垃圾堆之外，我看见的是宽阔，干净的淮海中路，精致到每一个毛孔都要用细腻粉底填上的薄薄嘴唇的女孩。纤细的腰肢，无论什么发型都显得柔顺的头发。
那段时间我每天不工作，早上起来以后便与朋友约着吃饭，下午去闲人做闲事的咖啡馆，晚上在外面喝酒闲逛，到一两点还在看得见云的清澈天空下压马路。
我约会了一个男生，他住在北京，而一天在回北京的高铁上，他给我发信息，让我去书架上看看。
我走过去，发现我的书中间夹着一本薄薄的书，是黑塞的《悉达多》。
“疲乏就像一道纱幕，一层薄薄的雾气，慢慢地降临到悉达多身上，每天都变厚一点，每月都变混一点，每年都变重一点。就像一件新衣服随着时间变旧，随着时间失去鲜艳的色彩，出现斑点，出现皱褶，衣边磨损，有些地方开始出现破绽那样。”
在黑塞的《悉达多》中，他的眼睛突然被打开，然后可以看见星星月亮和树一直存在于身边，却意识到自己对它们一直忽视。法租界的这些年轻人想必也看见了相似的色泽艳丽的景致，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而已。
在蔡国强的纪录片中，蔡国强在泉州的时候经常从早到晚都在大自然里作画。其实这对于一个从小就生活在农村里面的人来说，睁开双眼去感知并不是一种极大的奢侈，就像我们的父母在长大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空闲时间可以与自然相处。
法租界的年轻人成天与静谧的街道，美丽的法国梧桐相处。也许会被外界定义为是一种优势，一种有成本的浪费时间。实际上，这里的大自然都是被规划好的，这里的文化都是被规划好的。那是已经被列入社会层级的文化，而悠闲也是有代价的悠闲。在能买得起奢侈品的时候选择vintage和原创帆布包，使得在上海法租界的女孩们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的都要耐看和自在。
1.自由人
我的第一个饭友是一个四川小姑娘。我们之前通过工作认识，却没交流过几次。自由人有钱，有时间，也喜欢跟我聊天。聊了几次，我知道她工作的店是上海新天地的一家还没开张的日料创意菜餐厅。她是一个自由人，没有固定的工作，有满脑子的主意和用不尽的创意，还有一群去哪里都可以拉上为那处地点增色的朋友们。
在日料店，自由人带我认识了大陈。
大陈大概30多岁，算是一个“前法租界人”，他戴着鸭舌帽，蹦蹦跳跳地去组织和参加各种party。大陈不顾及外界的眼光和社会，他说流利的日语，没有结婚，手指上涂着五颜六色的指甲油。
挂着从美国买回、装裱完好的《2001宇宙漫游》海报的私人影院是餐厅的一处包房。没有最低消费，任何人都可以来包房里用餐。据说，前两天台湾某当红艺人就在这里吃了饭。
在一个工作日的晚上，自由人让我去与他们一起品酒。我们坐定，开始讨论酒单上的英文翻译。翻译是过得去的，就是鸡尾酒的质量还需要改进。总体而言，杯子不够奇特，淘宝上能买到的那种不行。可以用烧杯，化学教室里的烧杯，也要比普通的玻璃杯好。五原路上那些小酒吧里层出不穷的新品鸡尾酒都是些什么名字？十个里面有一个听起来还可以。不，那我们就要起十个里面十个都好听的。
几轮试酒之后，话题开始从鸡尾酒的杯子到名字，再转向一些八卦的议题。大陈开始有些厌倦了年轻人的挑三拣四，问我们的择偶标准。
自由人说，她可以选择去跟有钱的男人约会，她也可以选择去跟与她年龄相仿的创意人士约会，然而后者就代表了要承担这些心思细腻时间充裕热爱drama的男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比如，很可能你就有一天被无声无息地甩了。他突然开始不回你短信和电话，一点礼貌都没有。他可能出国了，可能又谈恋爱了，就是不会像你希望的一样——死了。
自由人喝了两杯，说：不要去有人知道的地方，不要想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不要把每件事情都写在网上。买热搜？那等于剥了衣服把自己脱给别人看。gossip要在小圈子面传播才Q弹带劲。法租界的女孩都很在乎隐私：这件事情是我的，我跟你是有距离的。我站在我自己小世界的中央，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一点点生活，但这就是全部我给你看的——剩下的你可以猜，但是我也不在乎。
2.老板娘
在一个夏末的午后，我跟同住在淮海中路上的老板娘出门喝奶茶。走在武康路上，年过三十却保养得如二十出头，肌肤吹弹可破的她在路上感叹：我们这些女孩，不管是住法租界的还是不住在法租界的，都会有年老色衰的一天。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像现在一样有这么多朋友了。所以，她想开一个店。有了一个店，就可以总是把好朋友召集在一起，那就不会孤独了。
她说开店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吧。开店的人，比一般人更加惧怕衰老。
一种比玻尿酸和美图秀秀更好对抗衰老的方式就是不断地让自己沉浸在工作之中，沉浸在工作和创造带来的“活在当下”里，于是住在法租界的在家工作的年轻人有些也是工作狂。他们有做噪音音乐的，有写作的，有做翻译的，做花艺的。
其实这些工作与在上海其他地方的工作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只是一种比另外一种更加独立而已，更需要跟自己和那个坐标在乌鲁木齐路上的自己在一起。在法租界租房的年轻人把这种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变得模糊。生活的灵感一下渗入工作，工作的紧张感攫取着生活的意义，侵涉着面积30平层高4米的小房间。
在没有工作的时候，或者说没有固定的坐班工作的时候，这些年轻人的聚集地就是几个在晚上看现场的地方。咖啡馆和酒吧。在这些地方你总是能够碰见朋友。朋友的朋友，给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圈点赞的朋友。
人和人的关系如同蜘蛛网一样，复杂而又简洁分明。你知道谁住在高安路上，也知道谁住在湖南路上，然后他们中间隔了一个住在黄陂南路的女朋友，还有住在兴国路上某一个收集古董的富二代，和跟这个富二代一起合租，或者说合租而不付房租的中年诗人朋友。
就站在路口望着过路的人，走着的，骑车的，中年人，年轻人。你一眼就可以分出来，谁是选择住在这里的人，谁是出生在这里的人，谁是习惯了法国梧桐和小洋房的人，谁原来的家就在街道办事处楼上。就像她说的一样，想开一家店来减缓孤独。孤独是什么，老板娘去花园了，你等半天，她也不会回来。
半年后，老板娘在乌鲁木齐中路上开了自己的店。她的男朋友就在同一条路上工作，两人一周见两次。
3.纽约客
我与纽约客的相识，起源于一起读《悉达多》。
“他觉得，在最近的时日里，他已尝够了痛苦和烦恼，一直至绝望得要死。这样也好。不然他还会在卡瓦斯瓦密那儿呆很久，赚钱，挥霍钱，填饱肚子，却让心灵焦渴难忍。不然他还会在那个温柔的、软绵绵的地狱里住很久，那也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了：那个彻底失望和绝望的时刻，他悬在滚滚流淌的河面上，准备自尽的那个极端的时刻。他感受到了这种绝望，这种极深的厌恶，但是他没有被压倒。那只鸟儿，那快乐的源泉和声音，依然活跃在他心里。”
纽约客对于“法租界”这个称呼是抗拒的。但是她却没有办法离开她在湖南路上的小洋房。
应该是“老早额法租界”这个称呼。她说，此地已经不是法国人的地方了，此地是阿拉的地方，上海人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