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清平乐》剧照
南宋吉州的各个家族并未“地方化”，士人并非将视点局限于地方，他们对中央及南宋全境同样保持着关注。
南宋士大夫与宗族
魏峰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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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0年代以来，家族史研究就是宋代史研究中一个经久不歇的领域，从家族视角观察宋代历史，连缀政治、社会、文学诸主题，是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前辈学人的开拓，后继者的不断推进，使研究积累成果丰硕。而关涉议题却从来不是囿于宋代，而是从清代以来宗族社会的回溯，探究近世社会的源头，唐宋变革的转折，精英社会的地方化等等，议题繁复多样，取径多元而交错。小林义广先生新著，即是这样背景下累积的宋代吉州家族的历史探究。
《南宋吉州的士大夫与宗族、地域社会》
[日] 小林义广 | 著
盘媛| 译
崇文书局
2024年5月
本书在前言即开宗明义，“主要考察南宋时期吉州的士人、士大夫如何与自己的地域社会互动，以及通过这些活动，如何让自己的家族宗族延续”。家族史是作者自1980年代以来长期关注的议题，而选择吉州显然与作者花甲之年关注欧阳修有关。
正如作者所说，作为吉州宋代文学仕宦的代表，欧阳修所撰写的《欧阳氏谱图序》展现的是欧阳氏家族在吉州的繁衍，正是吉州地区发展的例证。由欧阳修拟定、与苏洵所拟并称为“欧苏谱”的制谱原则，不但是宋代宗族、谱学的代表，他的谱图也必然对欧阳氏在内的吉州宗族产生广泛的影响。南宋吉州在科举、文化方面令人瞩目，文集存留也可以支撑研究的展开。
在具体选择代表人物及其家族时，本书各章从时段即两宋之际、南宋时期、宋元易代为序作为时间安排。作者展开相关研究次序虽不尽如此，于对象选择时应有时代与文献支持的双重考虑。
选取的家族既有周必大、杨万里这样仕宦、文学为人所熟知的吉州家族，又有如胡铨、王庭珪这样于吉州地方被奉为乡贤、保留有文集者，至于晚宋的欧阳守道，是当时吉州地域社会中最为活跃的士人。刘辰翁则是完全放弃在元代出仕的地方士人，关注乡里地域。通过他们的传世文集，结合其他文献，可以考察其家族和地域社会的互动。
自家族而凝聚为宗族，以宗族的互相扶持延续一姓繁衍，士大夫们主动的敬宗收族活动，往往发挥关键作用。
作者述及的吉州各家族中，以研治春秋学而立身的“值夏之胡”，因其族人科举和学术成为地方颇有威望的家族，在胡铨这样对宗族存续抱有强烈志向的士人的努力下，以家学和家训等教导族人，倾注巨大心血维持家族的学术声望。
胡氏家族的葬地，可能也呈现聚集的形态。但是与支撑“范氏义庄”数代范氏族人不同，发挥核心影响力的胡铨去世后，胡氏家族于科举仕宦后继乏人，家族随之衰落。自北宋末期迁居的周必大家族，把聚合族人作为宗族存续的关键，族人聚族而居，百口同居共食，围绕始迁祖周诜墓逐步形成家族墓地，营建祭祀祖先的家庙，以墓地和家庙为中心的祖先祭祀团结本族。作为新迁徙一地的家族，齐心协力至关重要，更为集中的家族组织方式，成为周必大家族应对不确定环境、维持家族存续的主要方式。
吉水的曾氏家族，经过先世的不断积累，拥有相当多土地，作为家族维持的经济基础，家族成员之间保持着相互帮扶的紧密联系。王庭珪虽然没有聚集宗族的具体举措，但是其兄弟四人互帮互助的生活持续多年，本人被贬辰州时已是家口众多。
就家族形成重要标志的族谱、祠堂而言，曾氏、欧阳氏都曾编纂本族族谱；周必大家族虽未见相关记载，考虑到周氏家族能为同宗找到符合辈分的后嗣，应是有同宗谱牒为依据；南宋吉州地区的祠堂，以及具有祠堂一样祖先祭祀功能的墓祠、刻石则广泛存在。
吉州的这些家族，多因儒学成为地方望族，并藉由学术、仕宦扩大社会网络。王庭珪曾不断对于家人、亲族强调，“学问第一”是王氏家族的传统。深厚的儒学传统、家传的春秋之学，对胡氏家族在乡里确立威望起到重要作用。杨万里家族自其祖父杨格非起，就以学问为生业。
欧阳守道家族则强调其家族的“文学”传统，以学问世家自居。曾氏建有名为“槐堂”的家族私学，以教养子弟。各个家族劝勉子弟的家训、箴铭，大都要求子弟以儒家学问为本。以学术为媒介，社会网络就不限于乡里。王庭珪以钻研学问作为支撑家族在地域社会中建立威信的源泉，并以学问关系为主轴，建立起多层次的人际网络。
胡氏学问之家的名望，使得其家族往来的士人多是当世贤达，这就进一步巩固了其名门望族的地位。曾氏家族以家乡的交友关系为基础，通过学问与南宋境内各个地区的人建立联系。
作者认为，上述家族尽管大多长期生活在家乡，但并不意味着士人和士大夫困居乡里，不仅是有过中央或地方官任职经验的士大夫，即便是王庭珪这样曾出仕，但生涯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家乡的士大夫，交友范围也不限定于家乡，而是以家乡为核心，依靠各种机缘将自己的交友范围扩大到南宋的广阔地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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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的婚姻与社会网络，是作者观察家族与地域社会关系的又一侧面。作者对各个家族均首先在资料所及的前提下，对家族的世系、婚姻关系等做可能的复原，资料丰富程度虽有差异，作者仍尽力搜检复原家族的世系。对于婚姻关系的范围，作者依据不同的家族进行了区别。
王庭珪家族的婚姻关系集中在同县的狭窄范围内，与其说是南宋士人的特色，不如说王氏自父祖以来一直居住地方的特殊条件对子孙的婚姻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从郑州管城县迁居庐陵的周必大一族，最初的婚姻对象多在郑州，在迁居吉州一段时间后，才形成与地方家族的婚姻网络。
吉水县的曾氏有以吉水为中心，与吉州内以及吉水县北邻临江军新淦县士人建立婚姻关系的倾向。这与曾氏一族虽然有人做官但基本上是一定年纪任官，以及就算赴中央做官也没有活跃太长时间有很深的关系。家族婚姻对象的选择，与家族不同的仕宦、定居环境有关，与名门望族联姻则是各族共性。
士人及其家族如何与地域社会互动，这是作者重点讨论的话题。在王庭珪心目中，稳定政治环境和井然有序的乡村生活就是地域社会的理想状态。为此他不仅向地方官员提出保卫乡里的建议，还积极参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在他的诗文中流露出对家乡的深切关怀。
胡氏家族则积极投身于维护乡里秩序，胡铨在赣州兵乱之际受命在乡里组织义兵，其家族也投身其中。族叔胡登臣，则组织族人囤积粮食，以救援亲族友人，成为在变乱中维护乡里的家族，与家族学问一样成为确立家族地位的重要原因。
最为典型的则是文天祥起兵抗元，是以吉州的家族和乡里为基础组成，这是家族在应对变乱中的举措。曾光庭在歉收时候，把粮食低价卖给邻里，曾三异率先出资修缮地方庙宇。刘辰翁则始终关心地域社会，推动本地建立社仓，以备凶年，建议没收赃款以修建桥梁等。呈现出家族维护乡里秩序的努力。
在作者看来，南宋吉州宗族与地域社会的互动是紧密的。由于科举解额较少，大量士人无法通过解试；即使考取进士，在官之日短，在乡之日长，吉州士人长期在乡里居住，更重视宗族自身的建设。家族教育和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宗族强化了乡里的建设，通过宗族和乡里的结合，地域社会展现出有较强凝聚力的状态。
对吉州的总括性的地域社会的概括中，南宋初年的地方宗族以祠堂、墓祭等方式强化宗族的凝聚力。从宗族繁荣所具有的族谱、祠堂、族产标准而言，南宋的吉州宗族在族谱、祠堂等方面已经显示出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