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冒死从“孤岛”上海传出红色电波？

沿陕西南路向北，到巨鹿路右转，步行不到300米，便是采寿里。这是一个修建于1936年之前的旧式里弄，四排三层砖木小楼整齐地排列着，从大门进来，第一排左转到底，便是1号。

2021年春夏的上海，阳光格外明媚，1号楼的底楼正在大动土木，木质楼梯嘎吱乱响，似乎已无人居住。站在弄堂口望去，三楼的红色外墙格外醒目。

1942年，这里还是一片光鲜亮丽的新居，刘鹤孔和他新婚的妻子住在这里，还有快要出生的孩子。

刘鹤孔已经快算不清这是第几次搬家了。自从1939年5月到上海入住法租界朱葆三路（现溪口路）平安旅馆开始，他便不停地“迁徙”，只是始终随身携带一个“神秘的箱子”。每个深夜，拉上窗帘后，他便打开箱子，向远方的“家人”发起问候。

1937年8月13日，日军悍然向上海大举进攻，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4年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这座远东大都市进入日伪统治的最黑暗时期，“孤岛”彻底沉没。

为了及时了解上海发生的情况，经过严格培训的中共地下党，分批进入上海，成为隐蔽战线中具有专业水准的红色特工。

刘鹤孔是其中的佼佼者，1937至1944年，他用红色电波突破日军层层封锁，为上海与外面的世界架起了一座“空中桥梁”。

是谁冒死从“孤岛”上海传出红色电波？视频：IT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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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时期的上海，鱼龙混杂，各方力量交织在一起，对于仅剩的半个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南）和法租界，日本军方虎视眈眈，而抗日力量也迫切需要知道，日本对华和对苏策略、中国国内军民抗战的士气和舆论导向等情报。

1939年5月25日下午2点15分，霞飞路巴黎大戏院（新中国成立后改名淮海影院，现已停业）门口，刘鹤孔右手拿着一束康乃馨，左手拿一份卷起的报纸，假装等人，不经意间，他的眼睛会快速扫过四周，直到另一位和他拿着同样报纸和花的中年男子出现。

两人对视一眼，并不搭话，只是快速将花和报纸换了下手。当晚，两人在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口、锦江饭店对面的汽车修理行门口再次碰头，交换暗语后，正式确认对方身份。

刘鹤孔的任务是建立无线电情报网，打通上海与外界的联系。

这一年，刘鹤孔只有25岁，却已是一名身经百战的共产党员：1930年加入红军后，参加过五次反围剿，走过长征，亲历过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荒漠严寒的艰苦环境中，前后无援、孤军作战的生死考验。

刘鹤孔

1955年，刘鹤孔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是开国少将；1979年，任机械部副部长。

刘鹤孔原本以为，自己终有一天，将马革裹尸，和敌人在沙场上决一死战，却没想到，自己的抗日战争会在另一条隐蔽的战线展开。

1938年2月，受陈云和邓发委派，刘鹤孔带着17名西路军干部从迪化（今乌鲁木齐）赶赴莫斯科，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们18人在这里接受系统的情报训练，包括技术训练和心理训练，随后派遣到中国沿海大城市和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日占区开展情报工作。

1939年5月，完成培训的刘鹤孔经迪化、兰州、重庆、昆明、香港，几经辗转，来到上海。

与刘鹤孔接头的人是“老陈”，刘鹤孔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背景，只感觉他应该是个南方人，有学者风度。老陈要求刘鹤孔尽快参加无线电学校培训班，将莫斯科情报训练的痕迹抹去，并且从当时上海有名的四大百货公司“永安”“先施”“大新”和“新新”买来零部件，在刘鹤孔于白尔培路（今重庆中路）开的万兴五金店里组装。

1939年9月，秘密电台装备成功，情报网正式启动。

02

巨籁达路（今巨鹿路）是一条充满传奇的马路，与中共隐蔽战线有着深厚渊源。

全长仅2290米的巨籁达路，在211弄的同福里重建了中共江苏省委；251号的一间亭子间里设立了新四军驻沪办事处；391弄四成里开设了中共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培养了第一批红色通信人才；383弄的采寿里，则是刘鹤孔电台六次蛰伏的一个秘密地点。

当年刘鹤孔曾在采寿里1号发报 摄影：IT时报 郝俊慧

为保证电台的安全和隐蔽，刘鹤孔的发报工作都在深夜进行。每当夜深人静时，他紧闭门窗，靠着微弱的灯光，用电台传递情报。由于距离遥远，信号不好，往往要从深夜工作到黎明。由于每次发报时间长，极易被敌人侦察、测向，他不得不多次变换频率和转移发报地点。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上海彻底沦陷，日本情报部门开始在租界大肆搜捕抗日地下情报网。

在险恶的环境下，从1939年8月到1944年2月，刘鹤孔的电台先后6次转移。

不到5年间，刘鹤孔的工作身份改变多次，先后当过三家五金店和一家文具店的老板，比如关掉“万兴”，在公共租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重新开一家叫“大华”的五金店。1942年搬到采寿里时，他还在静安寺的大华商场9号开了家文具店，以开文具店作掩护，在屋内挖个地洞，将电台放在洞内继续发报。

此后，刘鹤孔又从老板变为转租客房的“二房东”，再从“二房东”改做“跑街”生意以掩护电台。

刘鹤孔做过跑街生意的旧上海街区 图源：《刘鹤孔画传》

1942年八九月间，刘鹤孔关闭了文具店，在安纳金路283号（今东台路国际广场附近，原址已拆）租了一幢沿街二上二下坐西朝东的石库门房子。他化名李亦鸣，以做五金跑街生意为掩护，电台则安放在楼上厢房卧室内。

刘鹤孔在这里一直战斗到被捕。

03

到上海不久后，老陈便介绍了一名新同志给刘鹤孔——后来著名的“党外秘密特工”范纪曼。此后，两人以表亲相称。

两人的相识和电台的第一次转移从白尔培路（今重庆中路）开始。据范纪曼的夫人彭雅萝回忆，有一天，老陈来找范纪曼，说有个秘密电台在一个固定地址已经蛮久了，会有危险，想转移一个地方。没想到老陈看了一圈，竟然看中了范纪曼自己开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040弄大成商场(今南京西路南汇路一带）16号的木简书屋，范纪曼二话没说就同意了。他骑着摩托车，将无线电台装进箱子里，一骑绝尘而去。待大队敌人来到五金店时，早已人去楼空。

晚年范纪曼和妻子彭雅萝在上海 图源：《 刘鹤孔 画传 》

后来，范纪曼又多次骑着摩托车帮助刘鹤孔转移电台，两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终于按捺不住，挺进了租界。

那天早上一起床，彭雅萝便发现，静安寺马路上站满了杀气腾腾的日军岗哨。不一会，老陈急匆匆地来到范家，说刘鹤孔的电台还在大华商场，门口都是日本兵，太危险，要赶快转移出来。但一时间找不到安全的地方，范纪曼建议先搬到他家。于是，范纪曼和刘鹤孔冒险进入大华商场，将电台组装件拆散，分别藏在米袋里和竹篮里拿了出来，然后藏在弄堂僻静处，分两次才把机件拿回家。

此后不久，老陈从北京调来一名女党员齐克君，以夫妻名义掩护刘鹤孔电台工作，彭雅萝便把齐克君和刘鹤孔说成表弟和表弟妹，一起领回了自己位于台拉斯脱路（太原路）的家。

当时，范纪曼家一家三口住一个屋，另外在晒台搭了一间小屋子放杂物。白天，电台就被藏在晒台上煤球炉旁的煤球箱里，晚上，刘鹤孔到小屋子里发报。那时候五个人都挤在一个房间里，条件非常艰苦。

没过多久，为了安全和方便考虑，老陈要求两家人搬出台拉斯脱路。 范纪曼跑了十几天，才在拉都路（今襄阳南路）安乐村22号租到了一间房，将电台搬了过去。 两家人在一起又住了一段时间，相互掩护，此后才又分开。 不过，这栋房子如今也已消失在时光的变迁中。

04

电台越来越藏不住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局势更加复杂，地下电波通报愈发频繁。然而，刘鹤孔知道，这一通报手法已被日寇情报机构反谍报组织熟悉的情报通道，早已成为重点追捕对象，他甚至发现，自己一出门，就会被便衣跟踪，如果继续发报，被捕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但他依然坚持，他知道，自己需要牵制敌人，换取时间，让其他同志转移。

此时的刘鹤孔已经与妻子齐克君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孩子只有1岁，他们希望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他们也知道，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必须牺牲自己。因此，要坚持到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