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最有“钱”的人，却一套房都没有，把毕生收藏全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吴筹中（1916~2004年）

吴筹中，祖籍安徽徽州，出生于上海，我国著名的纸币研究和收藏家，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和学朮委员会委员，上海财经大学特约研究员，上海钱币学会副理事长、顾问。广州、江西、浙江、云南、安徽等11余省市钱币学会和新加坡亜洲钱币学会的学朮顾问，上海南市区政协常委。

吴筹中自幼好学，迫于生计未读完中学就去当学徒，40年代开始收藏，主集古今纸币，藏品颇丰。

在今天的纸币收藏界吴筹中无人不知，但知道他过去的人却并不多。

最初，吴筹中只是上海滩上一个极普通的工商业者，早年在纺织厂当学徒，后来独立经营一家纺织厂，对收藏基本上一无所知。

中国银行袁世凯像双狮“共和纪念兑换券”试印样本   吴筹中旧藏

中国银行袁世凯像双狮共和纪念兑换券壹圆正、反单面印刷试模样票各一枚，财政部印刷局制，均贴于财政部印刷局存档卡纸上，盖有“财政部印刷局制印样本”档案专用图章，据记载，国内共有八枚此样票之收藏记录。

2006年秋季北京李安深氏收藏拍卖会，一枚正面黑色、背面绿色样票拍卖成交价52.8万元人民币。

1942年7月5日，正是上海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吴筹中正在外面跑业务，酷暑难耐之际，碰巧路过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那里正在举办“ 中国历史钞票展览会 ”，展品是由当时被称为“钞票大王”的管江民提供的。为了避暑，吴便买了张票进去。

这一进去，琳琅满目的中国历代纸币像磁铁一般，牢牢地吸引住了从小酷爱历史的吴先生，其中辛亥革命时期“中华民国金币券”、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银行袁世凯像共和纪念券”和北伐战争时期“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等，都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有了这一次参观，吴先生开始从身边容易得到的崭新钞票赏玩，以后又陆续买些纸币书和有关的历史书来看。

从此，吴先生对纸币收藏从感兴趣变成了一种爱好，走上了纸币收藏的道路。

集钞的道路上充满着艰辛，当然更多的是在历经曲折后获得佳品时难以形容的愉悦。

一天，吴先生偶然在钱币摊上见到一张一百元面值的中国民国金币券，当时因没有带足钱，没能及时买下，结果第二天被别人买走了，吴先生非常懊丧。要知道，这种中国民国金币券是，1909年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旧金山同盟会为扩大革命宣传和筹饷发行的，面值有十元、一百元和一千元三种。

打这以后，他一直留心着这张金币券，还托人多方打听，但始终没有发现这张钞票的行踪。

工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之后，吴先生终于打听到广东路的古玩店里，有人想要出售百元金币券，便马上托了人买了下来。当看到失而复得的金币券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张金币券的面值并不是一百元，竟然是一千元的！

而中华民国金币券三种面值中以一千元的金币券最为珍罕，存世寥若晨星，目前知道的只有三张——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吴筹中旧藏

背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谭洵之告示；此钞为2009年北京·中国历代纸币展之重量级参展品，乃中国纸币之顶尖珍品。

还有一次在老山东的废钞摊，吴筹中看到一张“钟灵堂伍两布币”，票上有四句旋读诗，他直觉地认为是一件罕见的珍品，就出高价买下。

当时并不确切知道这张布币的性质，后经专家研究，确认此币系天地会之物，当时持此币者，如被清政府发现，有灭门之祸，因为天地会是反清组织，人们不敢保留，故“钟灵堂伍两布币”极为稀少。

现在国内外仅此一张，是无价之宝。

钟灵堂伍两布币（正背）　吴筹中旧藏

为了扩大集钞的渠道，吴筹中先生特意在原太平桥和八仙桥的百货商店内租了柜台做小商品生意，同时回收旧钞。

有一回，一位老太太带来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纸包，吴先生小心翼翼地一层一层剥开，直到第六层才见到了庐山真面目，仔细一看，这居然是他多年索而不得的中国银行第一版兑换券！

一元、五元、十元三张一套俱全，这是难得的珍品，他二话不说就出高价买下来。

为了扩大集钞的范围，吴筹中先生还经常辗转于南京、苏州、杭州、北京等地的古玩市场、文物商店和钱币摊。

他常会为了一张难得的钞票不惜用高出开价几倍的价钱购入，有几次还冒着生命危险携带珍贵的“红色”钞币出入敌区关卡。

光绪丁酉年（1897年）湖北官钱局九八制钱壹千文  吴筹中旧藏

由偶然发展为兴趣、上升为爱好、乃至毕生的事业，不仅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更需要恒久的毅力。

吴筹中先生在其收藏生涯中一直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却舍得把绝大部分积蓄用于集币。

至1965年，他所收藏的纸币已达 一万五千余张 ，成为中国历史上拥有中国纸钞品种最多的收藏大家。

1953年冬，张之洞、端方像的直型银两票始现于北京，引起了钱币界不小的轰动。张、端像银两票是湖北官钱局于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发行的，正面印张之洞、端方像，背印张、端二人的告谕，面值为估平宝银十两。

这张纸币是中国最早的人像票，也是中国古钞中唯一的双像票，满汉官员合于一张钞票之上在当时更是仅此一张，堪称奇珍。这张纸币当时正为北京著名的邮票商沙伯泉收藏。

为能收到这张钞票，当吴筹中先生从同好那里得知这一消息时，不惜放弃大年三十与家人团聚，连夜赴京。大年初二，吴先生就带着礼物去沙伯泉家拜年，并委婉提出收购双像票的请求。起先沙伯泉还婉言谢绝，可吴先生坚持不懈，多次登门拜访，虚心求教收藏经验，与沙伯泉进行坦诚的交流。

谈话中，沙伯泉觉得吴先生为人诚实，并非投机取巧的生意人，更何况是在新年里千里迢迢地赶来呢。“精诚所致，金石为开”，这位钱商终于为吴先生的真诚所打动，不仅把这张纸币让于他，还将作为清代及民国时期印制和雕刻水平最高、并印有摄政王载丰像的大清银行兑换券（试色票）三十二张全套试样票也一起转让于他。

后排右一吴筹中先生

吴先生在其收藏生涯中，逐渐地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志趣相同的圈子。

在这个圈子中，包括了纸币收藏家 管江民、王松麟、崔显堂、蒋伯勋、徐枫、顾文炳、陆世百（柏文）、钱币收藏家沈子槎、戴葆庭、许廷宪、马定祥、丁林虎 等这些在中国纸币和钱币收藏界赫赫有名的大家。

解放初期，吴筹中先生就开始致力于纸币研究，他曾亲自赴北京拜访崔显堂先生，两人一见如故，不仅对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如纸币的产生和发展演变的过程、各时代纸币的发行对社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纸币在钱币研究中的地位等，进行了深入地探讨，而且对如何更好地进行纸币的整理、分类和收藏等作了相互交流。

崔老不禁为眼前这个年轻人对纸币收藏的满腔热忱和努力钻研的精神所打动，勉励他为中国历代纸币的收藏和研究多做贡献。

两人从此结下了忘年之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光绪30年 湖北官钱局拾两  吴筹中旧藏

吴先生回沪不久，便收到了崔显堂邮寄的包裹。

在这件包裹中，崔显堂不仅将其倾注几十年心血而收集的有关纸币方面的书籍赠与吴筹中先生，而且将其收藏的许多纸币也赠予了吴先生，其中就有 户部天贞银钱局五十千文、天元银钱局二千文、乾恒官号二千文、乾豫官号二千文和二十千文、乾丰官号一千文和四千文等官钱票 ，极其珍罕，尤其是其中的天贞和乾豫简印式官钱票，为目前所知的仅存之品。

所谓宝剑赠烈士，崔显堂和吴筹中的一赠一收，看似旧玩家之间的惺惺相惜，完成的恰是纸币收藏的薪火相传。

1979年吴筹中先生退休了，开始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中国纸币的研究与普及之上，这时候数十年纸币收藏的经验帮了他的大忙，收得多，看得细，使他的文章有一种厚积薄发的底气。

收藏必须辨真假，吴先生经验丰富，辨伪尤为精到。他提出日文版《支那国古纸币》一书中所收录的72张纸币中有69张是赝品，颇具影响。

之后，吴筹中先生又开始从货币史角度对纸币进行探讨和研究。

比如，北宋“千斯仓”版和南宋“行在会子库”版都发现于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这两块钞版的性质和真伪等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关的讨论更是热烈。

吴筹中编著《太平天国宝钞辨伪》第四稿手稿九页

吴先生先后发表《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两颗明珠——两宋钞版新探》、《再论中国货币文化中的两个明珠》、《再说两个明珠》等文章，从钞版名称、面值、图案和文字辨析入手，提出传世的北宋“千斯仓”版和南宋“行在会子库”版不仅是真品，而且，北宋“千斯仓”版还是当时发行的小钞的钞版。

这个见解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重视。《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两颗明珠——两宋钞版新探》一文因此获得了中国钱币学会第一届优秀学术成果最高奖—— 金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