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代贾植芳先生
文｜李辉
走进复旦大学第一年的年底，我与陈思和有幸遇到贾先生，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开始研究巴金，开始走进他和师母的家，我们都成了他们家里的亲人。
三年的校园生活里，我常常走进他们家里，听先生师母聊天，陪先生一起喝酒，吃花生米，再来一碗面条。现在想想，那是多么愉快的日子！
离开复旦，贾先生连写几封信，告知哥哥贾芝、梅志、牛汉、黎丁等先生，说我一人在京，请他们多多关照，要他们叫我经常去他们家里吃饭……
再次找出先生师母多年来写给我和应红的一百多封信，细细重读。读信思人，感恩在心。
贾先生写来的第一封长信，是在一九八〇年八月六日的暑假期间。信中他到武汉的一些朋友，包括曾卓、毕奂午等。信中有好多细节，包括陈思和暑假的生活，他都写到。
1980年8月6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1)
1980年8月6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2)
1980年8月6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3)
1980年8月6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4)
李辉同志：
你从家里的来信早收到了，问候你和你的家人们都好。因为事杂，迟到现在才复你。暑假已过去大半，想来你不久也该动身回校了。
读来信，知道你在武汉会到了一些有关人士。田一文同志我无缘得识，只从文字上相交，听说他前年曾入川看过在那里蛰居的胡风，也写了些东西，你路经武汉在碰到他时，请替我问好。我们编的巴金资料已经在南京会印，出书后，当送请他请教。我们也希望能早日看到他写的巴金传。这是件开创性的有意义的工作。
你去看毕奂午先生很好，我在青年时期就读过他写的小说和散文。解放前夕，有个朋友（当时上海《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刘北汜同志）为一个出版社编了一套叫《文化工作丛刊》这样的丛书，那里边收有毕先生的一本散文集，好像题名为《掘金记》（？），同时也收了我一本散文集，题名为《热力》，只是用杨力的名字出版，想必他还记得。这些年听说他在武大教书，但绝少看到他的新作，想来这些年也经受了一番风雨。
曾卓兄近有信来沪，说他已去庐山参加一个什么讲习班了，要收集过去的散文成书，需要查找1947年的《大公报》，你见到他时顺便说一声，等到开学后才能查找，现在假期内，管报刊库的人员正在休假，不好麻烦他们。
文振庭兄前些日子有信来，他已去庐山休假，所以我一直未复信，他寄来的他们编的大众语文论战材料两大册，我都收到了。有些补充篇目，正由任敏抄写中，一俟抄好，我们再写信给他。
他托上海作家协会魏绍昌同志代为复制的几本书，我问过魏绍昌同志，他说，他正托上海旧书店设法补齐文老师需要复制的那几本书，说旧书比复制品便宜，也比较字迹清晰，俟补齐后（现在已有几册到手）再给武汉寄出，作家协会刚买好复制机，还没找到会弄这种机器的人员。
上礼拜内，我和唐老师接见了一个叫金介甫（J.C.Kinkley）的美国圣若望大学助理教授，此人现年32岁，写过一本研究沈从文的著作，弄了个博士。他和我谈到美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和现状，他是哈佛大学出身，是费正清的学生。费是哈佛大学的中国历史教授，也算一个在国外的这一行的权威。
这位金先生也谈到那个写《巴金和他的著作》的Olga Lang,因为他们是同校又是同行。他说，巴金在美国的评价不如在法国高，他的作品“写得太快”，“茅盾写一个字他需要写三个字”，虽然如此，巴金仍不失为现代中国作家中有国际影响的作家之一。（他说，中国有国际影响的作家，当然鲁迅是首屈一指的。）我听他说话，已意识到你们选择了研究巴金的题目，是很有意义的一种事业，是大有可为的领域，值得花些力气，弄出个可观的成果来。这位金先生还说，巴金作品在港台一带仍然很风行。
小陈同志也有来信，他假期在上海电影局看稿，也快要结束，哪里腾出手来搞自己的东西。你们这种努力，使我听了，很受鼓舞，燃烧起我对祖国文化事业前途的热切的信心。
上海这几天在落雨，气温低了些，前些日子却热得怕人，工作生活都受到影响。武汉向有火炉之称，乡间可能好些，但愿如此。望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余容面叙。匆此，顺候
近好！并候你阖家清吉。任敏附候。
一九八〇年八月六日
贾先生信中写到的金介甫，我在北京经吴晓铃先生介绍，从此成为好朋友。金介甫每次来北京，有机会我们总会见面。
初到北京，经常给先生师母写信，告诉北京朋友的一些情况。收到信后，贾先生总是会很快回信。在一九八二年三月三日的信中，先生写道：
1982年3月3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1)
1982年3月3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2)
1982年3月3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3)
1982年3月3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4)
1982年3月3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5)
你抵京后来信，早已收阅，因为那阵子忙乱，顾不上写回信，就由桂英给他回了一信。近来接到黎丁、梅志以及我的哥哥来信，都提到和你相会情况，我已分别复信给他们，希望他们对你多加照拂。你初次进京生活，一切可能陌生，或至生活饮食不习惯，但慢慢会习惯的。
北京是我年轻时代的旧游之地，我很怀念那个朴实的北方大城。现在虽然有许多变化，但它的基本性格却仍与上海有别；再加上那里如今人文荟萃之地，又是全国的神经中枢，你会慢慢习惯和爱上这个城市的。你已去过的那几个与我有关的地方，也总可以给你一些帮助和温暖。
我前嘱晓林代胡先生家里买录音机和冰箱，久未得她回信，不知办理如何。今日接梅志先生信，说是他急需用录音机。以利胡先生工作。她要我介绍晓风（胡先生女儿）去与晓林接头。你在上海和晓林夫妇都较相熟，而这两位女同志却是素昧平生，我们请你便中为此事去找找晓林，催她尽可能先把录音机的事情办妥，一切跑腿接头的事，就让你包办一下。你见到梅志先生时，也把我这个意思传达给她。办理情况如何，来信告我。
前几天接到吴奚如先生信，托你带给他的信笺等他已收到，他身体不行，住疗养所，信上特要我向你致意。毕奂午先生不知你在武汉碰到否，我久未得他来信。
我们全家都惦记你，时常谈到你，仿佛生活中短缺了什么一样，颇有寂寞之感。望你注意身体，注意休息，切不可过于劳累把身体搞垮！
（一九八二年三月三日）
两个月后，一九八二年五月九日，贾先生又来一信，告知我去帮忙买录音机，可以帮助胡风先生录音：
1982年5月9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1)
1982年5月9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2)
1982年5月9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3)
1982年5月9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4)
1982年5月9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5)
今日得梅志先生来信，说阎绪德（晓林的女婿）前几天给她打过电话，说现在有300元一台的录音机可买，晓风姊妹不认识阎绪德和晓林，你可代他们跑跑腿，把具体的交钱取贷手续办妥，以利胡先生的工作。
我们全家的生活节奏如常，我的杂事、闲事仍然极多，真是整日手忙脚乱。你单身在京，仍应多注意身体，必要的营养和休息，要十分安排得当。北方生活与上海不同，过一个时期，慢慢会习惯下来的。
思和托去京友小燕带去的两瓶益母膏，不知送给她否？别忘。她小产在家休息，据说这种药物，对她会有些帮助。
（一九八二年五月九日）
贾先生和朋友们与胡风梅志夫妇合影
2002年，贾植芳与梅志的最后一次合影，李辉 摄
一九八五年胡风先生去世，延期多日，终于在八月份火化，外地的不少先生都来了。送胡先生遗体去八宝山时，我前往医院与胡风先生家人一起前往。我带上一架相机，拍下梅志、路翎……一个个朋友与胡风先生告别的照片。
梅志先生一直很坚强，从始至终没有落泪。可是，当目送胡风先生远去走出告别厅的时候，她还是忍不住落泪了。
回到上海，贾先生于十一月十三日写来一信，最后一句，特意提醒我要“常去木樨地看看梅志他们”：
1985年11月13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1)
1985年11月13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2)
1985年11月13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3)
1985年11月13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4)
前后两信和你与应红打来的电报都收到了，谢谢你们贤夫妇的盛意，时光真快，想不到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已走了70年，并且有幸看到中国的天空出现睛朗的天气。生日那阵，上海地区的50年代的老同学20多人集资为我祝寿，大家热闹了一天，他们也都是50开外，子女成室立家的人了。正生日那天，思和夫妇和一些常来往的同事也在家里热闹了一阵，这些欢乐的气氛，使我们更加认识了友谊力量在人生途程中的作用，它是一种人间源流不绝的热量。
从后一封信中，得悉你们那本论巴金的书，指日可望出版，十分高兴。天津那本书，出版始终无消息，我最近到苏州开会回来，思和说，他在四马路买了一册，我们才知道它已出版。已请思和给责任编者于明夫去信，要他们先把样书寄来，以先睹为快。
8月份胡先生火化，我在北京八宝山那些照片，如已洗好，请随信寄来。
我些日子我仍然极忙，但所幸我们身体都正常，我们亟希望你们夫妇能在春节回家时路经上海，藉以小憩欢聚。
又，你得空常去木樨地看看梅志他们。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几个月过去，贾先生走在复旦马路上，突然被一辆车撞倒，骨折住院。我父亲恰好到上海出差，我写信告诉父亲，请他和在上海的舅舅一起去探望。
之后，先生师母写来一信。他特意提到，思和对贾先生的关爱。住院期间，总是陈思和背着先生去治疗，读信中的细节，真是难忘：
春节我遭车祸后，卧床期间，你父亲在你舅舅的陪同下，带了许多吃的来看望我们，他们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没有机会在一块喝上一盅酒，我们十分遗憾。现在承他又问起我的病况，真是感激！写信时，请代我们向你令尊和令堂致谢和致意。经过四个多月的卧床休养，目前我已能扶杖走路了。
在我卧病期间，你们的关怀和热情令我们全家十分感动和感激。思和近在身边，在我在医院检查时，我脚不能站地，是他把我背进背出。我上月前上外开会到城煌庙吃饭，他又和上外和华师大的同志把我抬进抬出，这些情景，使我永生难忘！
你在晚报上写的胡先生访问记，很好。多利用现在的条件，写些访问记，将来可收成一本书。
我的工作仍然头绪很多，从去年起加上图书馆和教研室的负担，越发事情多了。现在正值学年结束，更是忙上加忙了。好在通过四个多月的疗养，我的身体倒恢复的很好，比以前更健壮一些了。这也算上不幸中的收获吧。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也就在这一年，我开始采访全国各地的受牵连的“胡风分子”，或通信，或面谈记录，最终完成《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
全书于一九八八年秋天先在《百花洲》发表，随后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书名请黄永玉先生题签，书名改为《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贾先生读此书后，写来一封长信，谈他的感受：
1989年3月14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1)
1989年3月14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2)
1989年3月14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3)
1989年3月14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4)
1989年3月14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5)
1989年3月14日贾植芳先生来信 (6)
《文坛悲歌》在上海知识界有强烈反响，我碰到一些老中青文学人士，都争相阅读。《新民晚报》有两篇文章，评价很高（随信附上），听说，《报刊文摘》也作了介绍。
我觉得这件历史公案，作为当事人，很难避免感情因素，往往看问题失之偏颇，也不排除由于现实环境，某些人还有所顾忌，这都是事之常情，不足为异。你已是隔代之人，执笔写来，必然是客观而全面地观察、分析那些历史现象以及人们的生活境遇与精神世界，这样就比较更接近更真实地反映历史真相。我认为你基本做到这一点。
又由于这宗历史事件，于今相去不算太远，那些主持和参与其事者（即主凶和帮凶），也不免要触动神经，甚至反扑，这都是意料中事，不足为异。总之，你写的是真实的历史，正如某些评论家说，用的是史笔，对得起历史的真实，也就俯仰无愧，由他们七嘴八舌好了。历史终将证实它的公正。至于其中某些细节上，由于事前未经核对，所有失误之处，有再版机会和你补编时更正一下就行了。这关系不大。（或许你写个《书后再记》，提一笔就行了。）
此次北京之会（即你说的由《文学评论》、《百花洲》及人民日报出版社召开的会议），我相信你能冷静对待，无论什么意见，都请以客观冷静的分析态度处之就行了。
4月武汉之会，我们和思和尽可能都去，那时再长谈。
我此次外出在杭州遇见冀汸，他也对你的劳动十分肯定，只是认为像孙钿、胡征这类朋友，以及路翎的夫人余明英应该补写一下。这个意见可供你写《补编》时参考。
等你的书收到后，我将分寄外国友人，并建议他们下笔译出，因为这已是一个惹起国际性瞩目的重大历史事件。他们并不是单纯从文学争论观点，而是注意于从政治社会角度，藉此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现实。因为这事件本身很有典型意义。
先写到这里。思和职称问题，去年已解决，现在一切正常。
问候应红好！任敏附笔问候你们好。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四日）
不到三个月，北京出现大事，有消息误传我失踪了。其实，我在家中，因为没有电话，未去单位。消息传到贾先生那里，他听说了，当场号啕大哭。
后来听到这个消息，我为之感动。这就是一位恩师对弟子的关爱，在先生和师母那里，我们总是感受到父母一般的温暖。我很快去信，谈到我们的一切均好。贾先生很快于七月二十六日回信如下：
收到你们来信，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因为那件事变之后，我们就惦记着你们，大家都悬着一颗心。得悉你们平安，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