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 陈忠 教授 ‖ “涂层式”诠释：何以生成，何以克服？

诠释学起源于主体间性的断裂。这种断裂的表现是，人们对如何理解同一对象、文本无法形成相对一致的意见；或者说，人们对同一对象、文本的意义存在重大分歧，难以形成共识。诠释学的目的就在于，对人们之间为什么会形成误解、如何才能形成相对一致的意见进行探索。从施莱尔马赫 (F. D. E. Schleiermacher，1768—1834)、狄尔泰(W. Dilthey，1833—1911)到胡塞尔(E. G. A. Husserl，1859—1938)、海德格尔(M. Heidegger，1889—1976)、伽达默尔(H-G. Gadamer，1900—2002)、利科(P. Ricoeur，1913—2005)等，诸多研究者对文本、作者、意义、读者、语言、语境、理解、解释等诠释学问题进行了研究，形成了较为系统、专业的诠释学理论。探索、研究诠释学理论，对于人们更为自觉地理解诠释活动、增加共识营建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但问题在于，诠释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应用性。诠释首先是一种应用性、实践性的文本理解、主体对话与知识传播活动，而不是一种以总结、反思诠释学原则、方法为根本的纯理论活动。脱离了现实生活中的诠释实践、诠释问题，诠释学研究将走向抽象。伽达默尔之所以成为诠释学研究的核心代表，是因为“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并没有为改革流行的解释学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规范或新的方法论建议，相反，他力图描绘在理解活动中每一步中实际发生的事情”。立足诠释现实，反思诠释问题，助推诠释实践的合理化，是诠释学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

反思诠释历史，呈现“本真意义” (文本与对象本身内含的意义)，一直是诠释活动与诠释学研究的重要目 标。但观察全球学术界的诠释现实，却往往存在着诸多“伪诠释”现象，一些学者为了达到特定效果、追求特定目的 、服务特定主体，人为夸大对象、文本的意义，甚至给对象、文本提炼或增加其本身并没有的“意义”。这类似于给建筑外层刷上涂料、为泥胎涂上金粉，因此，我把这种诠释现象称为“‘涂层式’诠释”，把人为叠加上去的“意义”称为“‘涂层’意义”。涂层式诠释具有短期局部效果，但却有长期的综合性危害。反思、克服涂层式诠释，对于营建更为合理的诠释实践，助推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涂层式”诠释的实质

叙事、修辞、诠释，是文本形成与完成的三个环节。所谓叙事，是以话语、文本的方式探究、呈现对象特点，以帮助人们客观、真实地把握对象，“建构一篇叙事包括两种活动，准确地命名对象和事件 (这些言词就代表了被描写的现实的所有重要方面)，以及安排这些名称(将言词和语句放入一个与其发生时间相一致的序列之中)”；所谓修辞，是以不同的言语技巧使叙事更为精彩，使文本更好地呈现对象，更容易为人所接受，“缺少决定性的证据和被迫行动是修辞学处境的必备条件”；所谓诠释，则是把已经形成的文本的意义呈现、解读出来，以达成理解、形成共识，“克服难以移情所导致的距离和不能轻易达成的一致的努力”。比较而言，叙事的目的在于呈现对象、形成文本，修辞的目的在于说服对方、形成精彩的文本，诠释的目的在于解读文本、形成一致意见。

在叙事、修辞、诠释的分工与合作中，诠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文本特别是经典文本进入日常生活的重要途径，人们通过诠释来了解、理解经典文本及其意义；诠释是否真实、客观、准确，将深刻影响人们对文本及其内涵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认识、评价、认同。鉴于诠释是一种具有神圣性、严肃性的知识传播、知识探究、知识教化活动，是沟通经典与民众、经典与生活的桥梁与中介，诠释者是承担社会责任、公共责任的知识传播者、社会教化者，因此，几乎所有的社会共同体都对诠释者的素养、资质提出了要求，要求那些具有较高知识修养、道德修养、社会修养的优秀人士，对经典进行符合社会语境、言说习惯的解读，以推动经典走进生活，同时也通过经典诠释以教化大众、规范社会。反思诠释史，从中国的诸子诠释学，到西方的艺术诠释学、宗教诠释学、法律诠释学、历史诠释学，都承担了重要的教化、规范等功能。“教化作为向普遍性的提升，乃是人类的一项使命。”教化的重要目标是使人们超越狭隘性，对自我、社会、自然及其规律有更为全面的理解。

在经典与诠释的关系中，一方面，经典为诠释提供了基础、框架与内容，没有既有的文本也就谈不上诠释。比如，孔子、柏拉图 ( Πλατών ，前 427—前347)、亚里士多德( Αριστοτέ λη ς ，前 384—前322)等言说、留传的文本，是后人进行诠释的基础。另一方面，诠释也是使经典为人所知、得以传播，使经典从自在状态趋向自觉状态的一个过程；可以说，没有诠释也就没有经典。比如，正是通过后人的诠释，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重新发现了古希腊经典。同时，诸多诠释者在诠释经典的过 程中，立足现实生活，把诠释经典与发现生活规律有机结合，使诠释兼备了叙事性、修辞性，进 而成为新的经典。比如，孟子、荀子、二程、王阳明等在诠释儒家经典过程中，努力呈现、探究现实生活及其规律、理想，创作出为人传诵的新经典。因此，诠释不仅仅是理解、呈现、传播文本的方法和技巧，也是一个辨别、探究、求善、创造知识的过程，一个与文明进步、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事业，诠释者需要具备求真、求美、求善的品质与精神。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现实中，由于各种原因，叙事往往会偏离真，修辞也会偏离美，诠释也会偏离善，而成为有问题的叙事、有问题的修辞、有问题的诠释。叙事学、修辞学、诠释学“本身是高度时机性的，也即是时间的、处境的和被动机引发的事业”，使得时代阶段、所在处境、技术条件、主体意图等，都会对叙事、修辞、诠释的相互关系以及诠释的经典性、理想性形成影响。社会生活 —叙事—修辞—诠释—社会生活，是诠释行动的运行框架，只有在这个构架中，诠释才具有合理性；只有处理好与生活、叙事、修辞的互动与张力关系，才能成为合格的诠释者。对诠释而言，当诠释的对象文本、诠释的主体意图、诠释的社会语境发生变化时，当诠释脱离叙事、修辞特别是现实生活世界时，就会偏离理想与合理的轨道，成为有问题的诠释。

“涂层式”诠释正是一种有问题的诠释。它夸大特定文本的价值，用“高尚”“崇高”“开创”“伟大”“划时代”等大词汇、大论断、大命题增加文本本身没有的意义。例如，因为“圈内相互人情”等原因，给某些人的作品、文本写评论文章，无底线地夸大其价值，将没有价值的作品吹捧为上品甚至经典；因为“市场营销与推广”等特定目的，在各类媒体上以多种形式对某些作品、文本进行密集轰炸式推介，以博人眼球、引人购买；因为“权力交换与营建”等特定需要，对某些作品、文本进行无边界、畅想式解读，“发掘”这些文本本身没有的多方面重要意义；为了特定主体的“合法性营建”，对历史、事件、文本等进行选择性解读，人为、片面突出一些人物及事件的意义；等等。

涂层式诠释的方法和策略多种多样，但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脱离对象、内容的意义叠加行为，都是对意义的一种人为设计，把人们认同的一些价值观、意义观叠合到所诠释的对象文本上。它是一种与求真相违背，甚至以真实、求真为涂料、语料的说话技巧、文本策略，一种以文本诠释为手段的权力与利益交易。涂层式诠释，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权力主义、利益主义、效用主义在知识生产、知识传播中的特定勾连、具体结合。

二 “涂层式”诠释的生成

涂层式诠释的出现与流行，有其偶然性，更有其必然性，其生成有着深刻的诠释学内部、诠释活动运行机制的原因，以及社会语境成因。具体切入、分析诠释活动的核心构成、关键环节、根本语境，有利于发现涂层式诠释的生成条件、生成机理。

意义是诠释的核心目标，意义问题是诠释学的核心问题， 诠释过程也是发现、呈现、传播对象与文本之真实意义的过程 。但问题在于，意义是一种关系性、可能性、超越性的存在，既存在于既有关系之中，也存在于既有关系之外。当人们发现既有之存在、关系的整体性之外，还有其他非既有性、可能性时，往往会产生意义感。比如，日常生活、日常工作重复而单调，但当人们发现这个过程是一个整体，且可以为自我和他人营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时，这种重复和单调也便具有了可能性、超越性，也就具有了意义。世界是一种封闭与开放共存的对象性存在，在不同层面与链条涉及无穷的关系，而人们所触及能够体悟的具体关系又往往各不相同。这样，虽然人们都是立足既有、有限关系把握无限、可能意义，但所发现的意义其实各不相同。对诠释而言，也是如此。即使是对于一个句子的诠释，不同的诠释者也可能会有不同的侧重点。面对复杂诠释关系，人们将很难断定自己所把握到的文本意义就是唯一正确的，别的理解、诠释就是不正确的。面对用涂层策略所赋予的意义，人们往往很难直接断定其是不合理的，或者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逐渐发现其问题与错误。即使经过反复的遭遇可以确认某种诠释中的意义是涂层的、人为设计的，但时代语境、价值轴心、人们关注的问题可能已经变迁了，再去指认某种意义的涂层性已经意义不大。意义本身的关系性、复杂性、变迁性、多样性，是涂层式诠释生成与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

诠释是一个不同视域相互融合的过程 。对诠释者而言，诠释是诠释者的观点、态度与作者所创作的既有文本所内含的观点、态度的融合过程；对读者而言，诠释是读者所具有的观点、方法、态度与诠释者具有的观点、方法、态度的融合过程。而视域融合本身又受到时代条件、读者群体、主体需要的影响。也就是说，作为视域融合的诠释过程，是一个涉及诸多要素与环节的复杂过程，其中任何一个要素与环节都会为诠释结果的变化留下可能。可以说，虽然诠释是一个努力克服主体间性断裂的过程，但即使从视域融合、诠释过程本身看，仍然现实性地存在具体甚至相当程度的主体间性断裂。这种诠释过程、视域融合中的间性断裂，也可以称为诠释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诠释链条的复杂性，诠释行为的非同时性，诠释信息的不对称等视域融合问题，为一些主体对文本进行涂层式诠释提供了空间。视域融合中仍然存在的多维度主体间性断裂、多层信息不对称，使人们很难及时发现、准确辨别出，特定主体出于特定目的、利用专业技巧、为特定的文本所叠合、添加、涂层的特定意义。

诠释是一个效果历史过程 。从文本看，所谓效果历史，一方面，指已有文本在为人们所解读的过程中，会对现实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指文本具体呈现出的意义与作用，受现实生活、人们现实需要的制约。从作者角度看，所谓效果历史，一方面，指人们的已有意见、偏见、前理解会深刻影响文本对其所呈现的意义；另一方面，指读者已有的偏见、意见也会因阅读文本而产生变迁，成为新的意见、偏见、前理解。在文本与读者之间不断的效果历史互动中，文本的意义与读者的前理解虽然会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但也具有深刻的变化性、开放性。诠释作为一个效果历史过程，是过去时与进行时的统一，是过去史与当代史的统一，是传承性与创造性的统一。诠释史、诠释过程的变化性、多样性、不恒定性、当代性、创造性，为一些主体“创造性”地从事涂层式诠释，在诠释特定对象时为其“创造”、叠加意义，提供了空间与可能。

诠释是由不同诠释主体所从事的理解与解释活动。对于诠释者而言， 诠释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以已有经验为基础，通过文本诠释不断挑战、更新、丰富自身经验的过程 。经验、体验对于诠释具有本体 论意义，没有体验与经验基础，不能回到现实的诠释具有抽象性。一方面，经验总是个 别的、特殊的，人们通过自己的经历、行为等形成自身的特有经验；另一方面，经验又是普遍的，所谓经验的形成是在具体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体验与知识。在特殊与普遍的统一中，经验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是人们以有限性为基础，立足有限，对无限性的把握与趋近。“真正的经验就是这样一种使人类认识到自身有限性的经验。在经验中，人类的筹划理性的能力和自我认识找到了它们的界限。”也就是说，作为诠释、视域融合基础的经验虽然可以通达普遍性、无限性，但在本质上，经验首先是特殊的、有限的。人们的诠释学意识越自觉，越会对自身的能力与知识有所怀疑，越会对自身经验的有限性有所确认。诠释及面对诠释时的自我怀疑，对自我无知性、有限性的确认，客观上为其他主体进行不同于自身的诠释，包括涂层式诠释留下了空间，提供了可能。可以说，人们经验、知识、能力的现实有限性，是涂层式诠释能够存在的重要主体论原因。

诠释 不仅是一个文本解读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 。围绕文本理解与诠释的分歧、博弈，其实质是作为文本生产基础的社会利益分歧与社会权力博弈。文本诠释是社会关系的反应，社会关系中的利益格局、权力格局从根本上决定着诠释对象、范围与方式的选择。在马克思 (K. H. Marx，1818—1883)、布罗代尔(F. Braudel, 1902—1985)等人看来，任何社会都存在表层结构、中层结构、深层结构。在社会与诠释的关系中，社会关系、权力关系是诠释的深层结构，诠释是社会关系、权力关系的表层结构。历史往往由胜利者书写，对文本的诠释权也往往掌握在权力主体手中。掌握了国家机器、暴力机构、国家机构、传播机构的权力主体，为了营建社会秩序、实现发展目标，必然以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需要，对传统、经典、知识进行选择，并要求人们对选择过的经典进行选择性诠释。也就是说，虽然诠释学的理想原则是按照文本本身的意义来理解文本，但现实权力结构却决定了现实生活中的诠释往往是一种选择性诠释甚至强制性诠释。这就为涂层式诠释的发生提供了社会条件、权力语境。当人们对应该阅读什么经典、如何阅读经典、什么可以是时代经典等进行诠释时，就可能发生涂层行为。可以说，涂层式诠释往往深刻反映、说明了一个社会或共同体的结构与问题。诠释决定于社会结构，也是社会结构的风向标，涂层式诠释是社会结构、文明状况仍存在问题的一种表征。如果说，涂层式诠释是一种症状，那么，症状在诠释，病灶则在社会。只要现实社会还存在社会利益、社会权力的不均等，就会催生涂层式诠释。

三 “涂层式”诠释的危害

涂层式诠释是一种追求表面光鲜，对文本与对象进行炫化的意义叠加行为。涂层式诠释有其短期效果。比如，可以快速提升特定文本、主体的知名度，使其成为人们周知的名人、名作；可以为特定的主体、事件营建合法性，诱导人们相信所诠释文本所涉及的主体、事件的产生与续存具有必然性、神圣性；可以为诠释者带来收益与收获，通过涂层式诠释，一些诠释者确实获得了较为丰厚的利益、地位等回报；可以快速生产数量巨大的文化产品，快速增加“经典”的数量，使文化产业、思想市场更加繁华；等等。但问题在于，化妆品再好、再高档，把化妆品涂满全身，也无法塑造真实的美貌、健康的身体。涂层的效果再好，也不能代替对象本身的完善。从长远看，涂层式诠释具有五大危害。

其一，对诠释的破坏 。涂层式诠释使诠释本身进入了一种悖论状态。本来，诠释是对文本内含之意义的呈现，即使是以读者为核心的诠释，也不能完全脱离文本自身，所以，求真是诠释的基本要求。但是，涂层式诠释无边界、无底线地对文本进行意义夸大、添加，使文本本身成为一种可以相对随意阐发的存在，也使意义成为一种随意性、随便性的存在；从而也就使诠释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诠释，而成为一种伪诠释、异化的诠释。施莱尔马赫早已揭示，诠释是一种消解误解、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理解的过程。但涂层式诠释却盗用理解、解释之名，努力营建貌似真实的意义，让人们看不清对象的内在本性、本真状态，引导人们形成一种实为误解、错误解释的理解。涂层式诠释破坏了叙事、修辞、诠释的分工关系，以诠释之名行异化修辞、诠释之实，其本质是一种有问题的伪修辞、伪诠释、伪叙事。由于不再追求本真、客观、真理、德性，以“经过伪装的伪善”僭越叙事与修辞、盗用真实与德性，涂层式诠释对知识生产的整体过程都具有深刻的破坏作用。

其二，对经典的破坏 。一个文本之所以会成为经典，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客观、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对象的特点、深层趋势，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对象世界；二是深切反映了人们的希望、愿望、情感，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生活、人类自身，引领、指导人们营建更好的生活；三是有幸被人们所诠释、传播，成为广为人知的文本，成为人类文明史、人类知识史的有机构成、知识存量、知识积淀。诠释、传播是经典成为经典的一个必要条件，否则资质再好的文本也只能是一个有待实现其价值的潜在经典、自在经典。涂层式诠释表面上为人们推介了经典，但实质上却是盗用经典之名涂饰出诸多假经典，人为设计了诸多伪经典，从而破坏了人们对经典本身、“经典”概念的信任，拉低了已有经典文本以及“经典”概念的价值。经典文本需要诠释，但诠释为经典的文本不一定是经典，涂层式诠释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对经典的全面破坏，是涂层式诠释的一个严重后果。

其三，对学术的破坏 。诠释不仅是文本解释，更是一种知识探究；不仅是知识传播，更是一种社会教化。随着社会专业分工的推进，诠释逐渐成为由不同领域的专业学术机构、专业研究人员即专家承担的专业事务。通过高质量的诠释与研究，学术、专家逐渐获得了社会公信力，成为人们遇到困难时可以信任、依赖、咨询、讨教的对象。涂层式诠释却使一些学术研究、学术活动，成为与真实、求真没有关系的利益、交换、市场行为；使人们信赖、依赖的学术圈、知识圈等，成为学术、利益、权力江湖；使一些学术专家、学术权威，成为以专家、权威之名行走于“诠释江湖”“学术江湖”的无德商贩、涂层大佬。涂层式诠释、涂层式学术不需要真正地切入对象、研究问题，只需要运用已经掌握的原理、方法、理论对特定的现象与问题进行解释即可。对一些研究者而言，这是一种成本低、见效快、可重复、收益大的理性行为；但对整体学术而言，却从根本上破坏诠释、学术的规律探索功能、社会教化功能，使诠释与学术成为一种无德性底线、对社会良性运行有破坏作用的利益与权力交易。

其四，对社会的破坏 。“合法性”是人们对一个对象、主体等的认同度；社会认同度越高的对象与主体，越具有存在、地位、统治等方面的合法性。诠释是营建共识的重要手段，也是维系合法性的重要方式。正基于此，几乎所有的组织、共同体都异常重视诠释问题，希望通过更为合理、有效的诠释为自身营建合法性。涂层式诠释也是对共识、合法性的一种营建，但却不是从对象本身具有的特点、属性出发，探究如何基于对象本身获得人们的认可，而是生硬或技巧性地将若干表示合理性、合法性的“神圣”“高尚”“正确”“共识”等概念叠合到对象上，为对象穿上一层合法性外衣，以为这样对象就获得了合法性。然而，这样一种通过涂层策略、涂层式诠释营建的合法性，往往不具有持续性，也很难获得人们的真正认同、持续认同。从最终的结果看，通过涂层式诠释营建的所谓认同，所谓合法性，往往比较容易脱落，往往成为一种人们既不相信也不揭穿的“皇帝的新衣”的合法性而已。两者的区别在于：皇帝的新衣是无形的、唯一的，涂层式诠释则是以文本为有形存在，并且大量甚至海量存在，遍及于日常生活，让人们难以摆脱。涂层式诠释加深、升级了人与人之间的伪善性，对社会具有引领性、示范性的破坏作用。

其五，对文明的破坏 。正如贝克 (U. Beck，1944—2015)、卢曼(N. Luhmann，1927—1998)等研究者所揭示的，文明进步是一个始终与风险并存的过程。“风险评估与对风险接受的准备不仅是一个心理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性问题。”如何认识、对待风险，将深刻决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一个社会越成熟，越会正确地对待风险、内化风险，将风险应对作为日常性、常态性的工作，而不是去掩饰问题、掩盖风险，那就会使问题与风险演变得更严重，对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形成更大的危害。涂层式诠释的重要特点就在于，选择性地诠释对象、诠释文本，选择性地无视问题，选择性地夸大成果，选择性地用正向性范畴、判断来掩饰问题、掩盖风险。涂层式诠释努力营建仿真、超真、炫化的文本意象，其文明论本质上是用涂层手法对文明体、共同体已经存在的矛盾与问题进行掩盖。这种涂层、掩盖，可以营造暂时性、表面性的完美形象，却会使文明体在未来遭遇更大的甚至雪崩式的风险。涂层式诠释的流行往往是一个信号，说明一个文明体、共同体已经进入了靠浮夸、涂层来营建合法性，掩盖矛盾、问题、风险的阶段。涂层式诠释的漫延，将推进一个文明体、共同体、有机体加速进入变局的拐点。一个文明体、共同体，一种秩序与体系，不可能长期依靠涂层而存在、维系。对于进行与接受涂层的主体而言，人们不是不明了涂层的危害，而只是进入了一种炫化陷阱、涂层陷阱，希望通过涂层获得最后一杯羹的无奈选择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涂层式诠释其实是一种表面繁华、表层炫化的末世迹象。它对文明具有深刻的破坏作用。

四 克服“涂层式”诠释之可能

“涂层式”诠释的生成有着深刻的诠释学原因，与诠释过程自身的复杂性密切相关。它的流行，有着深刻的社会学原因，与社会关系本身的不合理，特别是人与之间的权力差异及其固化密切相关。它的被人接受，有着深刻的主体性原因，与人的辨别能力不高相关。克服涂层式诠释，需要深刻的文明反省与文明自觉，需要推进诠释主体、诠释方法、诠释框架、诠释语境的系统转换与合理化。

—— 重思诠释与文明的关系，推进诠释目标的质朴化 。虽然诠释以文本为直接标的，但其实是以文本的方式通达文明。一方面，文明以文本为重要载体、重要成果、重要标志，进入文本、成为文本是文明得以流传、发展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文本以文明为依托、基础、目的，确认文明的本质，推进文明进步，是文本的根本功能。因此，以文本为对象的诠释活动、诠释学循环，其来源、基础、目的、功能也就是文明及其进步。也就是说，诠释活动不是单纯、孤立的，而是一种以文明、进步为核心的活动；能否真实、客观地反映文明特点，总结、呈现文明规律，助推文明运行与发展，是衡量诠释是否合理的根本标准。所谓的诠释学循环，只是文明构成生态、运行生态的一部分，脱离了这两个生态，诠释学循环、诠释活动也就走向了抽象。涂层式诠释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脱离了文明构成与运行而进行孤立的诠释活动，从而走向了抽象、非真实。确认诠释目的的文明性、质朴性，对于克服涂层式诠释有着基础意义。

—— 重思诠释与方法的关系，推进诠释方法的具体化。 诠释在本质上是一种从问题出发、从经验出发，以应用为特点，更好地理解生活与世界的一个不断的过程，并不存在抽象、通用的诠释方法或哲学方法，方法只有在具体的诠释过程中才能生成。依赖于已有的所谓诠释技巧、哲学方法进行诠释，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式的诠释。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的理性最不纯洁，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问题。”诠释学在本质上是一种面向问题、探究问题的实践科学、应用科学，“应用是一切理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诠释由实践与应用所推动，也应该回归实践与应用。作为应用与实践的诠释，也就是一种从问题出发的探究，对问题对象之特点、规律的一种探究，而不是用已有的教条、原则、方法来解释对象和问题。缺少问题意识，不深入问题本身，是导致研究走向抽象的重要原因。涂层式诠释之所以生成，其重要原因正在于人们并没有从生活中的问题出发、经验出发，来具体地探索生活、探究文本。反省诠释与方法的关系，克服没有问题、脱离经验、脱离应用的抽象方法论，对于减少涂层式诠释具有路径意义。

—— 重思诠释与主体的关系，推进诠释主体的德性化。 诠释主体是诠释的具体执行者，其素质直接决定诠释的方式、目标、水平与质量。有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的诠释者，会创造性地把经典文本诠释与现实生活反思结合起来，从而以自己的方式助推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反之，缺少道德底蕴、责任意识不强的诠释者，则会把诠释文本仅仅作为谋生、获利的手段与工具。诠释是一种传承与创造、个体与社会有机统一的活动。“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当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立足现实生活，为解答现实问题探究方案、助推文明与社会进步是诠释的重要任务，社会责任感是诠释者需要具备的素质。涂层式诠释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诠释者把诠释仅仅作为一种文本理解、解读的工具，而没有正确处理诠释与文明、德性的关系。激发马丁·路德 (M. Luther，1483—1546)倡导用新的原则与方法诠释《圣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既有宗教人员丧失了责任意识，以垄断的诠释权、传播权为自身谋求不当利益。诠释者素质的全面化、德性化，对于克服涂层式诠释有重要作用。

—— 重思诠释与语境的关系，推进诠释语境的合理化。 任何诠释都是在具体社会环境中的诠释。社会环境、社会关系的状态，从根本上决定着诠释的方式与走向。社会均等化水平较高的社会，容易产生以平等、对话为特点的诠释；社会阶层差异较大并固化的社会，容易产生以强制、依附、独断为特点的诠释。伽达默尔甚至认为 ：“只有在某物是这样被制定，以致它作为被制定的东西是不可能取消的并有约束力的地方，才能存在理解和解释的任务。”在诠释与语境的关系中，一方面，语境是诠释的根本条件，没有合理的语境就 很难有合理的诠释；另一方面，诠释也构成语境的一个部分，并可能通过更为合理的诠释推进语境的合理化。涂层式诠释的生成，深刻地受到社会语境的影响；推进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合理化，对从土壤上消除涂层式诠释具有基础作用；同时，智慧、自觉地揭示涂层式诠释的危害与问题，有效减少涂层式诠释，也有利于社会语境的进一步合理化。

总之，诠释是一项与文明进步、社会发展深刻互动的事业，而不仅仅是一种经典理解、文本解读层面的技巧。涂层式诠释则使诠释沦为一种与文明进步、社会发展事业无关的单纯技巧，沦为一种仅仅服务于短期目标、特定主体的特定利益、特定权力的工具。涂层式诠释在本质上是主观、效用、市场等原则在特定语境下的结合。涂层式诠释可以在特定时期营造出一种表面繁华、外表炫化的文本事件或“经典”，但终会被历史所淘汰。诠释与文明、诠释与社会，是一种相互生成、相互影响的关系。克服涂层式诠释，对于推进社会文明与进步，营造更为合理的社会环境，有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校对：田卫平 ]

编者注： 此文 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代性‘涂层问题’的理论反思与实践应对研究” (20AZX001)、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计划人文社科重大项目“人文城市学研究”(2017-01-07-00-07-E00005)的阶段性成果 ， 发表于《南国学术》2021年第2期第156—164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发邮件到“[email protected]”信箱，索取文章的PDF版；如果您想查看《南国学术》以往的文章，请到“澳门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网站，点击“学术期刊-南国学术”后，可以下载所有文章PDF版。网址是：https://ias.um.edu.mo/2020-cont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