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继长陵、定陵、昭陵、康陵之后，明十三陵又有两座陵寝首次向公众开放，它们是永陵和思陵。十三陵是明朝十三个皇帝的陵墓，总面积120余平方公里，是世界上保存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2003年7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其中，明永陵占地25万平方米，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明世宗嘉靖帝朱厚熜和孝洁肃皇后陈氏、孝烈皇后方氏、孝恪皇后杜氏的合葬陵寝。在明十三陵中，永陵的规模仅次于永乐皇帝朱棣的长陵，为明世宗生前所建。
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把嘉靖塑造成一位工于心计、善于权谋的皇帝，他的敏感多疑、帝王之术让所有的臣子都战战兢兢。为追尊其生父母，嘉靖帝不惜以武力镇压伏阙抗议的言官群体，导致左顺门血案；编纂《明伦大典》，构建皇权正当性的理论；编造罪名以阻塞言路，扼杀士人“为王者师”的政治理想；不断变更国家礼法，名为“恢复祖制”，实为提高生父的政治地位，巩固自身皇权……
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尤淑君《大礼议》一书，通过“大礼议”事件，研究明代嘉靖朝政治文化之异变。本书从政治文化与权力结构入手，来分析嘉靖帝即位问题所引发的大礼议之争。
嘉靖一朝四十五年，有一半的时间朝政的重心在各种各样的礼制改动上，归根结底在于这场嘉靖初年关于嘉靖皇帝到底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即位的礼制之争上。嘉靖帝希望通过为自己的父亲称帝称宗来使自己的帝位名正言顺，结果却反而使得明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遭到破坏，公器私用的结果是上行下效，整个政治生态恶化。
《大礼议》 作者：尤淑君 版本：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4年12月
后来其孙万历皇帝执着于废长立幼，也是皇帝公然带头破坏礼制，整个王朝上下陷入了无休止的纷争之中，无怪乎明朝后期的党争到如此激烈的地步。说到大礼议，就不能不提明代赫赫有名的贪官权奸严嵩，嘉靖对其恩宠长达十几年之久。
严嵩本有大好前途，眼见正德朝政败坏，以母丧乞休为由，避官钤山十年，没有卷入“大礼议”的风波，也让他成为中性人物，不容易被人划归某党某派。
后来，严嵩利用桂萼的关系成为南京礼部右侍郎，前往承天（湖北安陆）祭告显陵，又建议嘉靖皇帝撰写显陵碑，给嘉靖皇帝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很快就升为南京礼部尚书。不久，又借同乡夏言之力，改任南京吏部尚书。
夏言担任次辅时，严嵩十分恭谨，极力讨好。夏言视其为私党，甚至“以门客畜之”，严嵩暗恨不已。但仍对夏言保持温顺的态度，以便利用夏言的势力进入中央任官。当时礼部尚书顾鼎臣入阁，夏言便推荐严嵩担任礼部尚书，又因其文采过人，让严嵩入值西苑专为皇帝撰写青词，渐获得嘉靖皇帝的宠信。
严嵩真正获得皇帝青睐的契机，却
源
于嘉靖十七年的议礼风波。通州休致同知丰坊建议恢复明堂之礼，让献皇帝称宗，以配上帝。首辅夏言持观望态度，不敢如前首辅张璁一样勇于反对。礼部尚书严嵩本持反对意见，因嘉靖皇帝不悦而尽改前说，甚至为之规划礼仪，“益务为佞悦”。
嘉靖皇帝日益宠信严嵩。夏言欲除去严嵩，大肆批评严嵩贪赃枉法。嘉靖皇帝出于“分而治之”的意图，对言官的论劾置若罔闻，极力称赏严嵩的忠诚。夏言屡遭斥责，严嵩意欲取代夏言的位置。借夏言不戴香叶冠、劝谏少行斋祀、赴西苑独乘腰舆等事，构陷夏言。嘉靖皇帝信之，命夏言致仕，严嵩进入内阁。
翟銮被罢免后，严嵩如愿成为内阁首辅。时隔不久，严嵩奏请再择人入阁，并推荐吏部尚书许赞和礼部尚书张璧入阁。嘉靖皇帝欣然允诺，让熊浃接任吏部尚书，费寀接任礼部尚书。
推荐许赞入阁的原因，乃酬谢许赞助己斗倒翟銮之功。至于张璧，则因其生性柔和，年迈多病，无力干预严嵩。许赞、张璧入阁后，仅充备员，不但无权参与票拟，也无法入西苑侍值，许赞忍不住私下抱怨说：何必夺我吏部，让我瞧别人的脸色行事？可见，严嵩实与独相无异。
严嵩能常固君宠的原因，一是善于察言观色，又能不避讥笑，勤撰青词，助赞修玄；二是任劳任怨，在西苑日夜值班，处理众多奏疏，让皇帝高枕无忧；三是厚结锦衣卫都督同知陆炳，互通声气，利用内官打听宫中消息，伺机逢迎；四是善作皇帝耳目，既不抗颜犯上，又不执着礼法，表现出代主受过的姿态；五是利用亲附自己的言官攻击政敌，借嘉靖皇帝之手重惩弹劾自己的言官。
有不少批评严嵩贪赃的弹劾，嘉靖皇虽不问罪，却开始怀念夏言，特旨召回，恢复一切职衔。夏言集合言官的舆论力量，整治严嵩的私党，将其党羽一一剪除，削弱严嵩之势，又整顿吏治，罢去一些贪官污吏。严嵩不敢相救，心实恨之，但不轻易出手。
夏言却弄巧成拙，自毁前途。河套议起，夏言思建不世功，便支持陕西总督曾铣，欲收复河套。曾铣和御史们皆极力主战，但陕西三边的地方官员们却不赞成，以为与蒙古交战，胜负难定，耗费极大，建议皇帝慎重考虑。嘉靖皇帝颇为踟蹰，只好求神问卜。没想到，扶乩的结果是“主兵火，有边警”，这使嘉靖皇帝一改初衷，心倾主和，重开廷议。
严嵩便极言河套不可以武力复之，批评夏言擅权自用，又指使宦官污蔑夏言，捏造夏言致仕离京时曾私谤皇帝，颇多怨言。同时，还勾结与曾铣有仇的甘肃总兵仇鸾一起诬陷夏言。嘉靖皇帝大怒，命夏言致仕。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夏言被斩于西市。严嵩登上首辅之位，恩宠不衰，直到嘉靖四十一年遭御史邹应龙劾去为止。
谄媚是为了获取利益。古代社会造成利益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在于等级制度，尤其是其中最为核心的皇帝制度。皇权的至高无上性，让君主在政治地位和物质占有层面都享受着最高特权，这是造成官员和百姓向皇权及其衍生物献谄的直接原因。随着皇权意识的不断膨胀及制约君权手段的不断弱化，士大夫群体对皇权的迎合依附程度也在逐渐加深。
明代皇权的迅速膨胀始于明初太祖废相改制。宰相制度的废除彻底瓦解了千余年来相权对皇权的制约机制，实现了君主独揽大权。虽然内阁制度的诞生弥补了废相后中枢体制辅助决策职能的空白，但阁臣选任的非制度化及内阁职权边界的模糊性，让明代的阁臣群体始终无法真正发挥出如前代宰相一般的政治效能。
自嘉靖三年开始，世宗通过改组朝堂人事结构，将支持者引入中枢，反对者驱逐出京，最终实现了其弱化士大夫拥立意义从而加强自身皇权合法性的政治诉求。
世宗先将“大礼议”中支持自己的官员引入中枢，允许他们参与重大决策，纵容他们肆意攻击政敌；而后又连兴大狱，将议礼初期遏制皇权的反对派势力逐一清除。朝堂之上又崛起了一批新贵，但因诸人获取权势的途径与附庸皇帝私情有关，在朝野“谄谀”舆论的攻击之下，不仅缺乏规谏皇权的立场，更无法组建起新的士大夫联盟来对其进行约束。随着世宗皇权的不断膨胀，朝堂之上的政治风气及士大夫与皇权的关系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
嘉靖年间谄媚风气的大盛是世宗皇权膨胀的结果，又反过来加速了皇权的进一步膨胀，原因在于谄媚瓦解了明代的皇权制约机制。士大夫心态出现变化，势必会对皇权的制约体系造成冲击。由阁臣主导的文官集团在嘉靖初年便出现内部分歧，终嘉靖一朝都未能形成一股足以与皇权对抗的力量。
至于传统宗法制度和祖宗家法，也随着世宗对传统政治伦理的敬畏之心日减而日渐失效。换言之，明初君臣尝试通过内阁制度、监察制度、君臣道义、政治传统、祖宗家法等手段来约束皇权的意图，在嘉靖朝谄媚风气大盛、士大夫集团对皇权依阿屈从的局面下基本被终结。
皇帝制度赋予世宗凌驾于所有朝臣之上的绝对权力和地位，帮助世宗取得了嘉靖初年议大礼的成功，也为皇权主导朝政奠定了基础。然而，世宗皇权的提升让君臣之间原本的道义制衡关系逐渐转变成为依附形式的主奴关系，从而激发了嘉靖朝谄媚风气的大盛。
谄媚风气蔓延朝野，士大夫群体不断分裂，内阁异化为皇权的附庸，九卿则异化为内阁的属吏。依托文官集团而存在的皇权制约机制在一片阿谀声中逐渐走向瓦解，又造成了皇权的进一步膨胀。
【资料来
源】佘巧丽《明嘉靖朝谄媚之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