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与星空
几十年后今天，茨威格早已是历史中的星辰，而世界也重新走到了分水岭上。没有人知道将来会如何。
……如果你我愿意相信历史自有其因果，那么就在这一个时代播种，在下一个时代收获。
本文系作者为新星出版社《茨威格全集》所撰总序，收入2017年10月出版的《慈悲与玫瑰》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斯蒂芬•茨威格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在诸多有关他的介绍中，有些内容几乎千篇一律：
1881
年
11
月
28
日出生于维也纳，父亲是犹太人，经营一家纺织工厂，母亲出身于犹太银行世家。优渥的家庭条件不仅让他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并且培养了他对文学与艺术的热爱。
17
岁的时候，茨威格开始发表诗歌，从此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上大学时攻读哲学和文学史。接下来一战爆发，在短暂的平静之后，欧洲再次战云密布，纳粹上台。身为犹太人，他此后的日子注定颠沛流离……
（一）
有人证实，当悲剧在萨尔斯堡上演的时候，茨威格已经预言一场人类史上最惨烈的屠杀将会发生。
1934
年，也就是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四年前，他就开始收拾好行李。当奥地利警察搜查他家的时候，他决定必须走了。或许他是第一个逃跑的维也纳人。前妻弗丽德莉克甚至嘲讽他患上了“逃亡臆想症”。
像易卜生所说的那样，一艘船要沉了，最紧要的是救起自己，他开始逃。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最后逃到了巴西。这是一个故国沦陷者横跨三大洲的流亡地理。
从此巴西成了他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就在欧罗巴慢慢消失，变得“和中国一样遥远”的时候，他在巴西看到了人类的希望。
如果按照欧洲人的思维模式，这里的每一个群体都会对其他群体保持敌意，先来者反对后来者，白人压迫黑人，巴西人驱逐欧洲人，白种人、土著人和混血人一同对付黄种人，多数派与少数派冤冤相报，为捍卫自己的权利不断争斗。然而，在这里的所有种族，尽管肤色不同，却能和睦相处；虽然出身各异，但却齐心协力。他们致力于尽快消除彼此的差异，成为完完全全的巴西人，共同建立一个团结的新国家。（茨威格，《巴西：未来之国》）
这里在外交上很少诉诸武力，而且在
1888
年
5
月
13
日在人道主义国王佩德罗二世的主导下废除了奴隶制。在茨威格眼里，那是一位仁慈的君主，“被束缚在王位上的学者与藏书家”。
佩德罗二世曾经在欧洲访问，据说在面对巴斯德、雨果等人道主义者时抬不起头来，因为他的国家还存在着奴隶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国王，在他的主导下，巴西不但废除了奴隶制，而且废除了君主制。帝制废除而没有发生流血，
1889
年这位末代皇帝平安回到欧洲，从此不再踏入美洲，而巴西也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
了解这些历史，读者或许更能明白为什么茨威格会如此热爱巴西。
（二）
然而，和许多人一样，他终究还是
“故乡的囚徒”。身体可以逃走，但是心还留在原地。在灵与肉的长期分裂中，故乡变成一个既回不去又走不出的地方。而且，流亡的时间越久，这种分离的痛苦就越炽，直到将他推进抑郁的深渊。
在并不漫长的人生里，茨威格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他还不得不面对自己与自己的战争。正如他在写给前妻的最后几封信中提到的，在巴西隐居日子，尽管可以阅读、工作，带着小狗散步，但内心却是孤独的，“信件越来越稀少，人人都有自己的烦恼，没有重要的事情就没有愿望写信”。更让他痛苦的是，书籍也少得可怜，以至于他无法完成必要的写作。
而且，巴西虽然没有参战，但有自己的立场，它禁止外国人在公共场合说德语和意大利语等轴心国的语言，以及随身携带这些语言的印刷品。
1942
，这是茨威格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里约狂欢节奇幻的游行没有让他动心。他写信对前妻说，“我抑郁，因为仍然看不见真正的决定和最终胜利的希望，因为在两次世界性的巨大灾难中，我们这一代人将要失去最好的年华。”而已经消失的过去不会复返，过去他们所拥有的，未来不会还给他们。最关键的是，这场战争“还没达到最高点”。茨威格说，“我太累了，承受不了这些。”
2
月
15
日，新加坡沦陷的消息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日军的石油之路从此打开，而德军也打通了苏伊士运河，纳粹还将长久地占据着这个世界。在极度悲观的情绪下，几天后他与第二任妻子仰药自尽。
茨威格最后留给世界的，是一封感伤而平静的遗书：
在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义务亟须我去履行，那就是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它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憩息地场所。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与日俱增。
自从操我自己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而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也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在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愿意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人年逾六旬，再度完全重新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由于常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已经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地、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
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你们在经过这漫漫长夜之后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于你们而去了。
没有一点挣扎的迹象，也抛弃了一切琐碎。
相信每一个认真留下遗言的人，即使是在最后的艰难时刻，也是深爱着这个世界的。这种深爱最后让他无法承受。和二十四年后被逼自杀的傅雷夫妇不一样，在巴西茨威格是自由的。如果他能够与故乡切割，他或许可以在巴西颐养天年。然而他做不到。不是绝望，只是失去了耐心，他想早点休息。终于，在漫漫长夜里，他主动熄灭了人生的灯盏。他带走了自己的肉身，但把光明继续留在了这里。他在遗言里宣告黑夜终将过去，太阳照常升起。
那不只是遗言，更是一个失意者留给世间的最后的慈悲。
（三）
而就在此前不久，茨威格刚刚完成《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这是他最后的著作，一部半自传的回忆录。
他将一战前欧洲比作“黄金时代”。那时候的人们正沐浴在世界博览会的种种惊喜与人类理性的光辉之中。下面这段文字是他曾经见证了的那个太平盛世：
在我们那个几乎已有一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国，好像一切都会地久天长地持续下去，而国家本身就是这种连续性的最高保证。国家赋予自己公民的权利，是由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人民的机构
——
国为用书面文件确认的，同时，每项义务也都有详细的规定。我们的货币
——
奥地利克朗，是以闪光发亮的硬金币的形式流通的，因而也就保证了货币的不变性。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或多少收入，能干什么或不能干什么。一切都有规范、标准和分寸。拥有财产的人能够确切算出每年盈利多少，公职人员和军官能够有把握地在日历中找到哪一年他将擢升和退休。每户人家都有自己固定的预算，知道一家人食住要开销多少，夏季旅行和社交应酬要花费多少，此外还必须留出一小笔钱，以敷生病和意外的急需。自己有住房的人都把一幢房子看作是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万无一失的家园。庭院和商号都是代代相传；当一个乳婴还躺在摇篮里时，就已经为他以后的生活在储蓄罐或储蓄所里存下第一笔钱，这是为未来准备的一笔小小的
“
储备金
”
。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里，一切都牢牢依靠着国家和至高无上的年迈皇帝。谁都知道（或者这样认为），一旦他去世，就会有另一位皇帝接替，原先安排好的一切丝毫不会改变。谁也不相信会有战争、革命和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激烈的暴力行动在一个理性的时代看来已不可能。
茨威格接着写道：
最初只有那些有财产的人为自己遇上这样的太平盛世而庆幸，但是后来渐渐扩大到广大群众，于是，这个太平的世纪便成了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为自己的房屋作了防火和防盗保险；为自己的田产作了防雹和防灾保险；会防意外事故和疾病作了人身保险；为自己的晚年买好终生养老储备券；同时在女孩子的摇篮里放上一张保险单，作为将来的嫁奁。最后甚至连工人也都组织起来，为自己争得了标准工资和医疗储蓄金：佣人们为自己储蓄了老年保险金和预先存入一笔自己身后的丧葬费。只有那些把未来看得无忧无虑的人才尽情享受眼前的生活。
这一切神似今日的世界。大家谈论房价、资产保值、商业保险以及最近上映了什么好电影、有什么新的发明。与此同时，强权政治也在世界各地抬头，有竞争力的大国陆续推出各种新型武器，生活在困顿或空虚中的人也在各自的绝望里集结，等待他们的大救星。
先后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让茨威格意识到，尽管生活在黄金时代的人们对生活抱着一种克勤克俭的态度，但在那些歌舞升平中深藏着一种“巨大而危险的自负”，而这种自负与科技等带来的“进步的幻象”有着极大的关联。
同时被夸大的还有人类设计历史进程的野心。当历史决定论大行其道，人类相信进步甚于相信头顶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靠着暴力攻城夺池的各式乌托邦已经在不远处张开了血盆大口。
堕入地狱之前的时代难免令人留恋，但历史总是有许多条线索齐头并进。即便是茨威格所谓的黄金时代，也是黑暗与光明同在。的确，茨威格深情怀念的那个黄金时代，不也是巴尔扎克、左拉、狄更斯、卡夫卡等有良知的欧洲作家深刻批评的破铜烂铁的时代吗？如果说
1914
年之前的欧洲种下了恶因，而
1914
年以后的欧洲则是结下了恶果。
但是，在此也没有理由怀疑茨威格回忆中的真实与赤诚。毕竟前一时代的光明在后一时代骤然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罪恶堂而皇之地粉墨登场。
（四）
一个作家或思想者的幸运往往在于，即使有朝一日他离开人世，这世上还会流传他的声音。正如此夜头顶上的星空，尽管有些星辰早已经破碎并沉落于茫茫宇宙，你我依旧可以望见它耀眼的光芒。
茨威格运用各种体裁创作，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小说和传记。前者除了广为人知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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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还有《象棋的故事》等等。《心灵的焦灼》是他的唯一一部长篇。借康多尔大夫之口，他道出了自己有关同情的理解：
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看到别人的不幸，急于尽快地脱身出来，以免受到感动，陷入难堪的境地，这种同情根本不是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触及自己的心灵。另一种同情才算是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无感伤的色彩，但富有积极的精神，这种同情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一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尽，直至力竭也不歇息。
对于人类的苦难，茨威格抱有同情的态度，他同时深知牺牲的难得。就像他在小说中所揭示的，人们可能会因为逃避生活而无谓地赴死，而不是为了担起他人的责任而勇于牺牲。也许，这也是茨威格本人曾经遭遇的困境。
有人可能会苛责茨威格，既然那么憎恨纳粹，为什么要在生命的最后做了逃兵？言下之意，与其自杀，不如冲到反法西斯的前线。这当然只是苛责。如果生是为了自由，而死也是为了自由，那么在自由面前生与死就是平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