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华战略网

在辛亥革命名人中，袁世凯是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这不仅因为他身为满清重臣，却倒戈逼退皇帝，实行共和；更因他又一度恢复帝制，过了 83天皇帝瘾；还因他被指与日本签署丧权辱国《二十一条》，以及派人刺杀革命党人宋教仁，备受后人诟病。

「历史不能只由胜利者来书写！」袁世凯的嫡孙、现年73岁的袁家诚在天津接受《苹果》记者专访时，对百年来压在其祖父头上三项罪名极之不服，向记者展示有袁世凯朱笔批示的《二十一条》影印本，力证祖父蒙寃。

「你看，事关丧权辱国的条文，我爷爷都打叉，拒绝接受。」袁家诚指，袁世凯在日本最后通牒下，被迫签了部份条款，但绝不是教科书所指二十一条，「弱国无外交，当时情况下我爷爷已尽最大努力；实际上，当时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才对中国构成危险！」

孙中山

袁家诚透露，中央电视台《走向共和》编导早前去日本拍孙中山资料，在档案馆看到孙与日本人签的文件，大意是只要日本人帮革命党推翻满清，新政府将保证日本在中国东三省的利益，「编导回来跟我说，看后惊得一身冷汗，不知道怎麽处理！你说，我爷爷和孙中山，究竟谁在卖国？」

说到袁世凯当皇帝，袁家诚指祖父是想学日本、英国君主立宪。「他认为由封建过渡共和，必将导致流血杀人，君主立宪可避免内乱。清朝覆灭后几十年，中国社会动荡，战乱不绝，已证明这点。当然，国人骂他也有道理，因为复僻不得人心，我爷爷下台后，后悔不已，郁郁而死。」

谈到史记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袁家诚护祖更是七情上面：「我爷爷在世时就驳过这个说法。他要杀宋教仁，可以派人去南京杀，为甚麽要等他北上接我爷爷半路下手？那不是自找麻烦？宋自己也不信是我爷爷杀他，他的临终遗言还是写给我爷爷的！」

袁家诚甚至指，孙中山才是指使刺杀宋教仁的最大嫌疑，因孙、宋在革命党中影响力势均力敌，宋在才气和文字方面，甚至超越孙，孙主张暴力革命，宋主张和缓革命，「学术界早有质疑，是孙派人刺杀宋，这样既清除了对手，又嫁祸于袁。」

内幕错综复杂至极，至今悬而未决的宋教仁遇刺案，官方的口径始终将袁世凯作为唯一嫌疑人，吕峥新作《中国误会了袁世凯》一书中，透露了更多不为世人所知的内情。

其人虽已殁，百年有余情

束手待毙向来不是袁世凯的风格。

他电召宋教仁进京议事。

3月20日晚10点半，上海火车站。

所有人都以为宋教仁此行多半入阁拜相，故送行者众。除正在日本访问的孙文外，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和廖仲恺等国民党政要几乎悉数到场。

列车鸣笛待发。

检票口前，宋教仁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转身正要上车，但闻“砰”的一声，从月台的水泥柱边飞来一颗子弹，正中其右腰。

宋教仁惊呼：“我中枪了！”向前踉跄两步，倒在栏杆边的铁椅上。

众人还在错愕，又是两声枪响。

循声望去，只见一身形矫健的矮个子正向站外飞奔。

众人这才回过神来，一面高喊抓刺客，一面将宋教仁送到附近的铁路医院抢救。

由于弹头抹毒，伤势沉重，拖至次日凌晨4点，宋教仁不治身亡，年仅31岁。临终前，趁神志尚清，宋教仁挣扎着口述了一封给袁世凯的“遗折”：

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捭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

举国哗然。

袁世凯接连发电慰问，并责成江苏都督程德全限期破案。

悬赏之下，两名学生到巡捕房（租界警局）报案，说一个跟他俩住同一间旅馆名叫武士英的曾开口借钱，并自诩杀人后即能如数奉还。

警察赶往旅馆，武士英已不知所踪，只发现一张写着“应桂馨”的名片。

在一家妓院，警察逮捕了应桂馨。两天后，杀手武士英落网。

从应桂馨的寓所抄出大量同北京往来的密电，直指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其中两封，坐实了二人买凶杀宋的罪行。

洪述祖：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应桂馨：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望转呈。

一个“望转呈”，又把洪述祖的幕后指挥赵秉钧牵扯出来。

洪述祖早年在湖北混社会，卖假地契给洋人，造成外事交涉，被张之洞下令通缉。后经巡警部侍郎赵秉钧求情改为逐出湖北，从此投靠赵，成为其心腹。

洪述祖奉命收买应桂馨，盖因此人黑白两道通吃，还当过孙文的侍卫队长，可以借其革命党的外衣在南方搞间谍活动。

不久，国民党在竞选中独占鳌头，赵秉钧痛感总理的位子还没坐热就要被撵下台，惧恨交加，命应桂馨运作上海的媒体抹黑宋教仁，编造其贪污纳贿乃至生活作风问题。

当然，赵秉钧不是没有考虑过消灭宋教仁的肉体，他在等待时机。等到宋的演讲把袁世凯都激怒时，洪述祖来到了总统府。

洪述祖：“国事艰难，不过二三人反对所致，如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

袁世凯：“一面捣乱尚不能了，况两面捣乱？”

没有答应。

待宋案发生，袁世凯急召洪述祖，问及宋教仁究系何人所害时，洪说“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

袁世凯脸色煞白，面有怒容，洪述祖出府后惴惴不安，旋即告假赴天津养病。

其实，赵秉钧干的这事在我国博大精深的政治文化中有专门的术语：希旨承颜。

即在领导不便明说的情况下揣摩其意图，然后放手去干。踩准了扶摇直上，踩错了万劫不复。

愿赌服输。

袁世凯何尝不恼恨宋教仁？但直接动刀子代价太大，自己毕竟是国家元首，不是陈其美。

因此，召宋入京，是想通过协商化干戈为玉帛。岂料，担心相位不保的赵秉钧选择了先下手为强。

当然，群情激愤的国民党是不会去做冷静的案情分析的。在宋教仁的追悼会上，黄兴献上了一副对联：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就是袁世凯。

虽说宋教仁“舍袁就黎”的举动使得袁世凯貌似具有充分的作案动机，但无任何证据显示他同宋案有关。

杀吴禄贞是千钧一发下的“斩首行动”，杀张振武更是黎元洪的主意。但杀宋教仁，作为利益攸关方袁世凯根本逃不脱舆论的指责，得不偿失。

况且，国民党既已雄霸国会，杀了宋教仁也于事无补。宋一死，正好师出有名，不管政治倒袁还是武力讨袁，都能得到国民的拥护。

素来客观公正的张一麐的结论，也许最接近这一版故事的真相：

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唆使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袁亦无以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

以上就是如电影《禁闭岛》般的前九十分钟，下面进入刺宋案的另一个版本。

艺术的魅力源于其内容的多义性，历史的复杂则超越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

宋教仁的“罗生门”

当武士英和应桂馨从公共租界移交给上海当局后，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先是武士英吃了一个毒馒头暴毙狱中，再是应桂馨成功越狱，逃之夭夭。

而负责看守监狱的沪军六十一团是陈其美的老班底，戒备森严，除了陈本人，几乎没人能搞出一死一逃这么大的手笔。

事实上，应桂馨在狱中潇洒自如，甚至有恃无恐地吸鸦片，安逸得跟自己家似的。

联系到应桂馨是陈其美的青帮兄弟，给陈当过谍报科科长，向北京“投诚”还不到三个月，里面的内幕就引人遐想了。

当然你会说，应桂馨和洪述祖的电报在那摆着，还能有什么隐情？

通读两人的往来电文不难发现，洪述祖关心的是如何诋毁宋教仁，当他听说应桂馨能搞到宋早年在日本的犯罪记录时，立即许以重金。

而刺宋则是应桂馨主动提出的，在洪述祖发“毁宋酬勋”之前。

暂且不论“毁宋”到底是毁灭还是毁谤，就应桂馨对杀宋教仁比洪述祖还热心（若不去宋，恐大局必为扰乱）这一点而言，都值得刚步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学习，那就是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想人所想，急人所急。

敏锐的你不难猜到，应桂馨的幕后指使可能是陈其美。

草菅人命的魄力不用怀疑，毕竟人前科累累。问题是，动机呢？

首先，陈其美不爽宋教仁很正常。因为宋根本看不起孙，经常在日记中指责其“素日不能开诚布公、坦怀待人，做事近于专制跋扈”，还曾直接对日本友人说：“孙逸仙是落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其次，自从唐内阁倒台，陈其美从工商总长变成无业人员后，心理落差一直比较大。于右任在给友人的信中就说，陈其美如今在上海很无聊，成天躲在家里，客人也不多见，攻击他的人还说他整天在娱乐场所厮混，其实哪有这回事。

信末，他不免有些慨叹：“昔日的沪军都督，如今混成这样，你说可怜不可怜！”

反观宋教仁，年纪轻轻，蒸蒸日上，不日便会出任内阁总理，让一帮老同志情何以堪？

而事实上只要有国人的地方就有权力斗争，革命阵营内部也不例外。

最后则是无法调和的根本矛盾，即“革命成功后，革命党往哪里去”的问题，由此在国民党内部分化出“孙系”和“宋系”两派。

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这是鲁迅借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抛给革命者的终极命题。

从来破坏易，建设难。当孙文的洋顾问端纳看过他那张画着密密麻麻的“铁路线”的地图后，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从这张地图可以看出孙文先生狂妄极了，简直是个疯子。他完全不切实际，对自己将要开创的事业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的确，根据孙文的描绘，铁路时而翻过崇山峻岭扎进海拔四千多米的西藏，时而又穿越茫茫戈壁来到一望无际的蒙古草原，整个一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革命家是人群里的酵母菌，只有当国家害了重病时才能如鱼得水，呼风唤雨。而在和平年代，这些人毫无用武之地，大多抑郁而终。

所以，秋瑾走向死亡，徐锡麟走向死亡，林觉民走向死亡——也许冥冥之中都意识到青春背后没有东西了，就此了断。毕竟革命成功后，梦想不再是梦想，必须落实到制度的改革和琐碎的行政事务上，诗意烟消云散。

故由乱而治之日，便是革命家生不如死之时。烈士暮年，老骥伏枥，没权的刀枪入库也就认了，有权的则可能突变为终生革命家，从政治革命到文化革命，从革敌人的命到革自己人的命。

作为《临时约法》的起草者，中华民国政治体制的缔造者，宋教仁取代孙文是大势所趋，也符合同盟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进程。

但从孙文拒绝出任国民党理事长来看，其内心是抵制这一转变的。常年策划起义的他坚信枪杆子里出政权，主张同盟会仍为革命组织，今天可以拥袁，明天操家伙便能反袁。

不要以为去修铁路就意味着默认了出局的现实，也可能是曲线救国，争取一击命中，彻底整垮宋教仁。

这就是宋案真相的两个版本。

镜头切到六年前，二十五岁的宋教仁潜入东北，成立同盟会东北支部。其间，他四处走访，遍览群籍，写就《间岛问题》一书，成为对日交涉的有力根据，以至于惊动了中央，要以五品京衔邀其入外务部供职。

如流星划过夜空，宋教仁以天纵之资给国人带来了唯一一次走向共和的希望。可惜，倏忽的逝去使初具规模的制度设计戛然而止，空留一腔“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遗恨和一句至今无解的百年之问：

在这片专制深厚的土地上，到底有没有可能实现民主？

诚如于右任为宋教仁撰写的铭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呜呼！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宋之死不单单是一党一姓的损失，更是全体国民南柯一梦醒来后的怅然若失……

潘多拉的魔盒业已打开，刚刚启动的民主实践又回到了以武力决胜负的旧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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