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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IMI财经观察

2016年9月，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在其论文《宏观经济学的麻烦》中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猛烈批判。文中指出，当前主流宏观经济学广为运用的DSGE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对现实的解释力逐渐下降，使宏观经济学面临脱离现实的麻烦。罗默还认为，以卢卡斯、普雷斯科特和萨金特为代表的部分著名经济学家在面对理论存在的缺陷时，往往采取了相互支持的态度，这种行为进一步阻碍了宏观经济学的进步。

罗默文中批判的DSGE模型是在RBC模型（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在保留了理性预期、技术冲击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的同时，引入了价格粘性、不完全竞争等凯恩斯主义元素。目前，DSGE模型被广泛运用于宏观经济学研究和政策分析之中，更是顶级宏观经济学期刊竞相推崇的研究范式。经济学界对DSGE模型的运用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DSGE模型繁杂的数学形式限制了宏观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关注。同时，DSGE模型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垄断地位阻碍了理论的多样性发展（Korinek，2015）。这一观点与罗默对DSGE模型的批判基本一致。第二种看法则认为，虽然目前DSGE模型存在较多的缺陷，但仍然能够较为科学地解释现实经济。而且DSGE模型在未来还能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并继续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Blanchard，2016；Prescott，2016）。

罗默文中批判的三位经济学家卢卡斯、普雷斯科特、萨金特均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宏观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奠基性人物。卢卡斯首次将理性预期的概念运用于宏观经济分析当中，开启了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理性预期革命。萨金特丰富并发展了理性预期理论，将理性预期的思想应用于实证研究，推动了宏观计量经济学从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的转变。普雷斯科特根据理性预期和技术冲击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建立了具有微观基础的RBC模型对经济周期进行解释，为此后DSGE模型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普雷斯科特也在宏观政策的时间不一致问题上有突出的理论贡献。

正因如此，罗默的批判引起了经济学界对宏观经济学是否遭受麻烦的大讨论。一些观点质疑宏观经济学对现实的指导意义，甚至激进地提出应该将宏观经济学课程从经济学教学中删除。那么，宏观经济学是否确实遭遇无法解释现实的麻烦？本文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不能仅集中于对部分DSGE模型的缺陷以及宏观经济发展史上个别事件的讨论，而应该在总结罗默批判观点的基础上，从宏观经济学百年发展史的视角，分析理论的发展及其对重大经济事件的解释力，才能全面深入地对此问题做出回答。

在判断宏观经济学是否遭受麻烦之前，首先需要了解罗默（Romer，2016）批判的基本观点及其依据。罗默文中的基本观点是，DSGE模型在构造外生冲击和参数识别方面存在缺陷使得模型对现实的解释力不足，这导致宏观经济学研究正逐步脱离现实。这一观点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依据。

（一）DSGE模型将经济波动归因于脱离现实的外生冲击

罗默在文章中指出，DSGE模型往往通过构造一些虚拟的外生冲击来解释现实经济波动，这些冲击包括技术冲击、价格冲击和偏好冲击等。这些外生冲击存在的共同问题是它们不受个体优化行为的影响，因而在理论上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同时，也不以现实经济现象为参照，完全基于个人的想象和创造。以技术冲击为例，DSGE模型中的技术冲击是指在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能够随机改变产出的外生冲击，经济学家至今无法对这一冲击的来源做出符合现实的解释。RBC模型的提出者普雷斯科特在解释造成现实中产出下降和经济衰退的负向技术冲击时，只能将其勉强地比喻为交通阻塞，但交通阻塞显然不是导致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

由于外生冲击缺乏现实基础，致使DSGE模型得出的研究结果缺乏现实解释力。以DSGE模型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刻画为例。在早期的RBC模型中，货币政策的变动只会造成物价水平的变化，而产出、实际利率、就业等实际变量的波动完全来源于外生的技术冲击，而与货币政策无关。此后，DSGE模型引入了价格粘性等特征以使货币政策对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从模型模拟的结果来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仍然不大。Smets & Wouters（2007）所构建的具有价格粘性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下文简称“S-W模型”）数值模拟结果也发现，货币政策冲击只影响了产出和通胀波动中很小的一部分。

然而，现实中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波动却具有上述模型无法解释的巨大作用。比如，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期间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使美国的实际利率从0附近上升至5%左右，由此导致美国经济在此期间共经历了两次萧条。在第一次萧条中，实际产出下降了2.2%，失业率从6.3%上升至7.8%。在第二次萧条中，产出更是下降了2.9%，失业率则从7.2%上升至10.8%。可见，DSGE模型低估甚至忽略了现实中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重要作用。

（二）DSGE模型未能解决甚至加重了模型的参数识别问题

DSGE模型的求解需要对众多待估参数进行整体估计，参数估计往往面临识别问题。目前，DSGE模型主要运用校准或贝叶斯估计等方法处理参数识别问题，但这些方法均需要对参数的取值或先验分布进行假设，罗默认为这并不能真正解决模型参数的识别问题。究其原因，模型参数在现实中的真实取值和分布是未知的，这导致上述方法无法严谨地证实和检验假设的参数取值和先验分布是否符合现实，研究中只能通过计算机软件是否报错来判断假设的合理性。

更重要的是，通过改变参数的假设值和先验分布，研究者甚至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估计结果。例如，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所组成的两方程系统中，需求曲线的弹性也依赖于供给曲线的参数取值及其分布。因此，通过调整供给曲线的截距与斜率等参数的取值和先验分布，能够估计出完全不同的需求弹性。因此，研究者通过调整参数的取值和先验分布可以达到自身预想的任何结果，这使研究结论具有更大的人为操控性。

（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家在面对理论存在的缺陷时采取相互支持和包容的态度，造成主流宏观经济学界回避和忽视DSGE模型存在的问题

罗默在文中尖锐地指出，卢卡斯在1995年获得诺贝尔奖时发表的演说中，曾对货币经济学的重要性进行过深入细致的分析，并认为其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Lucas，1995）。但2003年在担任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时所做的会长讲演中，卢卡斯为了支持普雷斯科特提出的“货币经济学是琐屑”的观点，不惜发表与之前不相一致的言论（Lucas，2003）。同样，萨金特运用与卢卡斯相同的研究方法发现，在沃尔克通货紧缩时期后，卢卡斯（Lucas，1980）研究中所得出的名义利率、通胀率与货币增长之间一比一的关系发生了改变（Sargent & Surico，2011）。因此，卢卡斯之前得出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缺陷。尽管如此，萨金特并未有力反驳卢卡斯的观点，而是同样选择对卢卡斯文章中的观点持赞成态度。

罗默认为，虽然卢卡斯、普雷斯科特和萨金特等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但是他们在面对理论存在的共同问题时，不仅未能深入研究和解决问题，反而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这对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两方面不利的影响。其一，主流宏观经济学家对问题的回避态度使主流宏观经济学界忽视了DSGE模型存在的问题，从而不再重视对个体优化行为的刻画和分析，而是习惯于直接把问题归因于虚构的外生冲击，进一步加剧了DSGE模型原有的缺陷。其二，经济学界对权威学者的盲从高过对现实的关注。众多宏观经济学研究者不敢公开批评权威学者及其理论，在模型与经验事实不符时更倾向于相信模型的模拟结果而对与经验事实相悖的错误漠不关心。

客观来说，罗默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目前DSGE模型的确存在罗默所说的脱离现实以及参数识别困难等问题。但是，若要判断整个宏观经济学是否真正脱离现实，不能仅局限于对DSGE模型一种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应该从整个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视角，分析理论能否对宏观经济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本文选择了大萧条、大通胀、大缓和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共四次在宏观经济学百年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通过梳理理论发展史来判断整个宏观经济学是否真正脱离现实。

（一）大萧条

1929-1933年间，美国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大萧条。这场危机首先爆发于金融领域，引起银行业恐慌，继而导致大规模银行倒闭。随后，危机迅速蔓延至实体经济引发了持续的大衰退。期间，美国的实际国民收入从2036亿美元下降至1415亿美元，下降幅度超过30%。失业率上升了近8倍，从1929年的3.2%大幅攀升至1933年的25.2%。同期，美国通货膨胀率平均为-6.1%左右，在1931年更达到了-10.1%的最低点，经济陷入严重的通货紧缩。

大萧条发生之时，已有的经济理论尚不能对这一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当时的主流观点信奉古典经济学家所提倡的市场出清理论，认为市场的力量会推动经济自动趋向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当经济出现萧条时，政府不需要进行任何干预。这一理论不仅不能解释产出持续下降和失业率迅速攀升的事实，也无法提出行之有效的措施应对大萧条。

在此背景下，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中运用有效需求理论（有效需求在此后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中亦被称之为总需求）最早对大萧条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凯恩斯指出，有三方面因素共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第一，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的增加而递减，进而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第二，资本的边际效率随企业投资上升而逐步下降，这降低了企业增加投资的预期利润率，企业因此对未来的投资缺乏信心，造成投资需求不足。第三，流动性偏好使个人有动机持有货币，以应对日常的交易性货币需求和临时出现的投机性、预防性货币需求，由此导致利率不能降得过低。因此，当投资利润率接近利率时，企业将减少投资，导致投资需求不足（Keynes，1936）。

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市场的力量无法推动经济自动回归到充分就业状态，从而出现大量非自愿失业，造成经济陷入持续萧条之中，因此大萧条的产生源于有效需求不足。在应对萧条的具体措施上，凯恩斯认为萧条时期只有通过政府的政策干预，才能推动经济实现充分就业，走出持续萧条。其中，财政政策是政府最重要的调控手段。政府应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等措施使财政政策发挥乘数效应，从而刺激经济并实现经济复苏。

然而，凯恩斯对大萧条所做的分析片面强调了财政政策变化对总需求的影响，以至于忽略了货币因素变动引起经济萧条的可能。早期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政策只能通过名义利率作用于投资和总需求。而萧条时期，名义利率往往处于较低水平而陷入流动性陷阱，造成货币政策对总需求波动的影响较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大萧条时期美国3个月期国库券利率已降至1%以下（Mishkin，2010），早期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此时货币政策是足够宽松的，但总需求却并未因此出现明显的变化，经济衰退现象依然持续。所以，货币政策不是造成大萧条时期经济紧缩的主要原因。

对此，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从两方面对货币政策无效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其一，名义利率较低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足够宽松，实际利率才是衡量货币政策松紧程度的关键指标。货币主义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名义利率与投资的相关性较弱，而实际利率与企业投资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要判断货币政策的力度和效果应该对实际利率而非名义利率进行分析。大萧条时期，由于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尽管名义利率处于较低水平，但实际利率却高达8%左右（Mishkin，1981），货币政策事实上并不宽松。其二，货币政策除了利率传导渠道外，还有其他影响总需求的途径。即使货币政策确如凯恩斯所言陷入流动性陷阱，通过其他传导渠道也仍然能够影响实体经济。

基于上述分析，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供给收缩是导致大萧条时期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大萧条时期银行业恐慌使众多银行出现存款外流，公众持有现金的比例和银行超额准备金率随之上升，从而降低了货币乘数并造成货币供给急剧下降，由此引发了物价下跌和经济衰退（Friedman & Schwartz，1963）。

货币主义对大萧条的上述解释表明了货币冲击能够对经济波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这一理论仍没有对货币紧缩如何引发持续的经济衰退进行详细解释。20世纪80年代，Bernanke（1983）、Gertler（1988）等的研究就指出，仅凭货币供给收缩不足以解释大萧条时期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经济衰退。因此，他们在货币主义的基础之上结合了Fisher（1933）所提出的“债务—通缩”理论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理论，对大萧条的产生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更为完整的解释。观点认为，货币紧缩和物价下跌将加重企业的债务负担，导致企业净值下降，资产负债表持续恶化，经济陷入“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这将加剧金融市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提高银行的信贷中介成本，并减少银行对企业的信贷。由于资金无法配置到具有生产性的投资机会上，投资和总需求将随之下降，使经济出现持续衰退。这一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正向反馈机制被伯南克称为“金融加速器效应”。

综上所述，经过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债务—通缩理论和金融加速器理论等一系列理论发展之后，宏观经济学对大萧条如何产生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解释。

（二）大通胀

大通胀特指20世纪70年代美国通货膨胀率持续上升的时期。在此期间，通胀率由20世纪70年代初仅2%左右上升至70年代末的8%左右。不仅如此，在1975年后美国失业率也开始持续攀升，1975-1980年间失业率已高达6%~8%。经济出现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的“滞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