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大龄未婚人口比例逐渐上升，“剩男”问题凸显，因婚致贫等社会问题显现
在中国农村地区，0-4岁少儿男女性别比例已达122：100，而第二、第三胎失衡现象更为严重，男女性比例分别达到了126.4：100和146.3：100。尤其当第一胎是女性时，第二胎的男女性比例达到了194.3：100。
日前，一份由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家庭研究创新团队发布的报告如是显示。
图片来自东方IC
这份报告名为《中国农村家庭发展报告》（下称《报告》），以2015年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库（CRHPS）为基础撰写，该调查数据库的样本分布在全国28个省（市、区），259个县，样本规模为586个村委会的11654个农村家庭共计43952人。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衡背后有社会、文化和技术原因。据其根据官方出生性别比的测算，1980年至2015年，中国多生了3000万左右的男性。
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健对财新记者表示，从出生性别比看，中国性别失衡的确严重，但出生性别比可能并不反映真实情况。其中有婴幼儿漏报的原因，并且女婴漏报多于男婴。
出生性别比高=性别失衡？
出生人口性别比，指新生儿的男女比例。国际标准通常认定，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会出生102—107个男孩，这一数据范围在不同人群中具有高度稳定性，超过则属于“异常”。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到了婚育年龄，男女数量趋于均等。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走高，2004年达到历史最高的121.2，其中农村地区尤甚。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城镇出生性别比为117.1，农村出生性别比则高达122.8。
对此，原新表示，除了传统“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的性别偏好，B超、血液鉴定等医学技术进步也助长了二胎、三胎男女性别比失衡。“政府一直在下大力气在治理，但依然有人做这些交易。”
不过，根据沈阳师范大学教授王立波的研究，出生性别比可能并反映不是真实情况。举例来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0-9岁年龄段的男性、女性人数分别为11268万人和10309万人，而该年龄组在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数量则分别11822万和11020万、11484万人和11358万人。女性比出生时多出1050万。
“大家以为出生性别比很高，但实际上是漏报的原因，没有那么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健对财新记者表示，根据其对于2010年、2015年的数据对比，“真实性别比并没有那么失衡”。她分析道，这其中有婴幼儿漏报的原因，其中女性比男性漏报更多，这种情况随着婴幼儿长大会得到缓解。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总体的出生性别正在下降。2008年-2015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20.56下降至113.51。根据2016年12月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到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要小于112，2030年要小于107。
“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水平，还不太不确定。”陈卫表示，目前的数据有所好转，但依然偏高。他认为，全面二孩虽然放开，但农村地区的性别选择依然未变。据他了解，二孩放开后，个别省份的出生性别比反而更高。
“性别比可能是随现代化的推进逐步恢复正常的。”陈卫表示，韩国的出生性别比在90年代曾与中国类似，但目前已回归到正常水平。中国出生性别比回归正常可能也需要一个发展过程。
“包括北京、上海这样发达地区，出生性别比依然很高。”陈卫说，出生性别比回归正常需要中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
“婚姻挤压”下的农村剩男
《报告》还显示，农村大龄未婚人口比例逐渐上升，“剩男”问题尤其突出。其中，农村“剩男”是“剩女”的4倍以上。
3000万以上，是此前很多研究者提出的“剩男”数量，这一数字能在全世界国家的人口数量上排至45位左右。仅从官方数据的出生数据看，据原新推算，1980年至2015年中国出生了6.92亿人，平均性别比114.7。“按照105的正常性别比来算，多生了3051万的男性。”
即便考虑到漏报因素，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仍不可忽视。
“‘剩女’是相对的，‘剩男’则是绝对的。”原新表示，“剩女 ”是因为择偶标准产生的，而“剩男”则是由于性别失衡导致的，而农村地区的剩男问题更加“雪上加霜”。
原新表示，从社会学上“婚姻挤压”的概念看，农村“剩男”面临婚姻上的“地域挤压”，即城镇居民中找不到配偶的会往农村地区寻找配偶，导致农村男性相配对的女性数量减少。同时，从婚姻的“年龄挤压”来看，中国男性倾向与年轻小的女性结婚。
宋健则认为，正是由于婚姻的年龄差、城乡差、地区差以及婴幼儿瞒报的原因，目前真实的“剩男”数据可能难以测算。目前其团队正在做相关研究。
不过宋健也承认，农村“剩男”问题比城市更为凸显。
本次《报告》也显示，城镇“剩男” 比例低于农村，城镇“剩女”的比例高于农村。
“因婚致贫”等社会问题凸显
“剩男”问题应该如果解决？原新表示，虽然社会上出现了引进、买入东南亚等国外新娘的现象，但“剩男”数量过于巨大，依靠人口输出或者引进不现实。“所以政府一定要准备预案来应对。”
原新表示，因为性别比长期失衡，“婚姻挤压”与婚姻竞争会增加婚姻成本，“无论城乡”。以甘肃为例，其农村地区的彩礼已普遍在10万-20万左右，个别地区更高。“这会产生一种新的贫困原因，即‘因婚致贫’。”同时，婚姻家庭稳定性受到影响。
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比也可能失衡，同时加剧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原新认为，男性的生理及婚姻得不到满足的话，可能会寻求一些非法的途径：如性暴力、买卖婚姻、拐卖儿童等等。
此外，按照现有标准，60岁以上、未婚无嗣的农村老人属于农村“五保户”，由政府全权负责养老。随着时间推移，老龄未婚男性会加剧政府的养老压力和复杂性。
“性别失衡的现象按照时间往后走，不同时间段会出现不同的后果，这是人口惯性决定的。”原新表示，从年龄段上看，“90后”“00后”中性别失衡现象比“80后”更加严重，而当下90后已迈进入婚育年龄，00后也开始走向成年，所以政府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和预案。“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剩男’，可能成为新的弱势群体。”
他表示，在帮助“失婚男性”组建家庭方面，政府可能无能为力，但在经济帮扶、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方面可以提前做好预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