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防科技决策背后的神秘力量

——JASON国防咨询小组情况分析

中国国防科学信息中心

蔡文君

在美国国防科技领域，活跃着一支神秘的研究力量。它汇聚了世界顶尖的一流科学家，但具体的人员构成却鲜为人知。它的研究成果对国防部决策产生深远影响，甚至一度颠覆国防部的顶层决策，但外界仍很难探访到它的踪迹。它还一度被列为世界上最神秘的影响政府决策的组织之一，但美国国防部始终与它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它就是JASON国防咨询小组（以下简称JASON），可以说，JASON是20世纪中叶以来最为成功的国防科技咨询组织之一。

一、冷战忧患中诞生，致力于影响决策引领美国发展

JASON的诞生背景可以追溯到美国“曼哈顿”计划（美国政府研制原子弹的大型工程项目，它的成果加速了二战结束进程）。为了将恐怖的“核精灵”收回瓶中、确保人类世界安宁，许多曾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美国物理学家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之后担任政府的技术顾问，确保核技术得到妥善应用，并由此推动一大批科技精英在战后继续为美国政府决策服务。上世纪50年代后期，冷战军备竞赛逐步升级，美国甚至一度处于劣势，由此引发美国民众极度不安，许多科学家出于爱国热情，纷纷加入为政府部门服务的机构，贡献自己的才智。1957年，苏联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由此引发的美国民众恐慌达到顶点。出于对苏联卫星发射及其核攻击能力的恐惧，美国政府深切感受到科技在赢得战争和冷战竞赛方面所能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并由此不断增加联邦政府科技经费，特别是在军事科学技术发展上投入巨大。国防分析研究所（IDA）、总统科学顾问（PSAC）、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等一系列致力于提升美国科技实力的各类机构相继成立，JASON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1958年，国防分析研究所应国防部长要求设置了一个支撑高级研究计划局开展研究工作的匿名部门。不久，该匿名部门的授权便扩大为支持国防研究与工程局局长各办公室开展科技研究工作。一般认为，由国防分析研究所成立的支持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秘密组织就是JASON。它诞生于冷战初期核弹头测试导致的愈加紧张的军备竞赛之际，可以说，JASON的创立是核武器及核技术兴起的直接后果。

关于“JASON”名称的含义，有多种不同的解读。一种认为JASON是“July-August-September-October-November”（英文7月、8月、9月、10月和11月）的首字母缩写，凑巧的是，JASON内部会议也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月份。还有一种解释是“JuniorAchiever，Somewhat Older Now（年轻有为，但现已稍显成熟的人）的缩写。但流传最广的解释是JASON一词由其创始人之一密尔德雷德·古德伯格（MildredGoldberger）的妻子提出，借鉴了希腊神话中英雄人物Jason和金羊毛（希腊神话中的一种宝物）的故事，寓为英雄为寻找繁荣所带来的神奇工具。

为便于运营管理，JASON自成立以来一直挂靠于其他机构。成立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末期，JASON挂靠于国防分析研究所，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转移至斯坦福国际研究所（SRI），20世纪80年代后期，其总部搬迁至MITRE公司的“JASON项目办公室”，并一直运行到现在。“MITRE”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与工程”的缩写，该公司是一家非营利性的联邦资助研发公司，主要从事系统工程和信息技术研究。从名称上看，MITRE公司与麻省理工学院颇有渊源，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该公司最初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接管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的半自动地面防御系统（SAGE）项目，而且其大部分的早期员工都是从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募集而来。经过多年的发展，MITRE公司已经成长为美国最炙手可热的科技公司之一，客户范围涵盖国防部、联邦航空管理局、国税局、国土安全部等大部分美国政府部门。MITRE公司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联邦投资研发中心，主要对接国防部、联邦航空局的工作，另一个名为Mitretek的系统公司则为美国其他政府机构工作。

JASON由最初培养新一代年轻精英科学家的专家组织，发展至今已成为美国政府在科学与技术领域最具权威性的顾问组织之一。 

二、顶尖人才中酌选，偏重于独立运行排除外界干扰 

JASON由著名高校的顶级教授和研究人员组成，并不依靠外部的任命，所以一直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近年来，在MITRE公司的年度报告成员名单中，仅有两名JASON成员在列，其中一位是“JASON项目办公室”主任，保持了JASON一贯低调沉稳的作风。这种隐忍于MITRE机构之中对JASON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成员选择方面，JASON的原则性非常强，通常由现有成员来决定新的人选，不会受到外界影响。2002年，DARPA曾以取消委托项目相威胁，推荐三名人员进入JASON工作，但JASON不为所动，拒绝了DARPA的推荐，DARPA对此没有办法，最后还是恢复了与JASON之间的合作。

成立初期，JASON拥有约15名成员，20世纪70年代以来其成员人数一直维持在30-60人之间，包括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海洋学家、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多年来，JASON成员中有1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有数十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JASON成员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长期活跃于美国国防科技领域，尤其是资格较老的成员，都是全能型人才，可参与历时多年的各类研究。例如，JASON的创始人之一西德尼·德雷尔到21世纪初仍在开展研究；弗里曼·戴森在JASON度过了其四十余年的职业生涯。

由于JASON工作的高度机密性及其低调的行事作风，该小组甚至没有一份完整的成员名单，也鲜有人在其履历中提到JASON的工作经验，这为JASON的存在增添了厚重的神秘感。有分析人员对JASON历代成员中119位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人员进行统计，发现50%的研究人员受雇于加利福尼亚大学，14%受雇于普林斯顿大学，13%来自斯坦福大学，此外，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大学等高校均有分布。加利福尼亚大学拥有众多JASON成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美国著名的国家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和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加州理工学院等机构均由加利福尼亚大学管理，其人才素质和规模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另一方面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和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是美国核能和核武器研究的重点实验室，而JASON以核武器相关研究起家，并一直是JASON成员从事的主要领域。除此之外，JASON成员的分布与各高校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美国西南地区是大多数武器系统和其他尖端技术开发的聚集地，一些引领科技前沿的城市均坐落在这里，例如位于硅谷中间的斯坦福大学，就是一所十分重视科技的高校。

JASON大部分成员都是技术型人才，但是也存在例外，有一些JASON成员来自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CFR），这是美国最负盛名的政治明星摇篮。在被统计的历代119名成员中，有11位来自CFR，他们通常是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负责人，就科学事务等领域为总统提供咨询，供职于不同的大公司。 

三、重大议题中建言，聚焦于影响国家发展重大领域 

JASON大多数的研究曾受DARPA委托，其他服务对象包括：美国能源部、国防部、美国陆军研究办公室等多个联邦机构，其大多数的研究都与电子战场新前沿技术概念开发相关，研究领域较为广泛，涉及超长波潜水艇通信系统、空气形变控制技术、导弹防御相关问题、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核查技术以及电子战技术等多个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期，JASON对气候变化进行了几项研究，90代中期，该小组的研究开始进入人类基因组领域，几年后，JASON将这一科学领域与纳米技术相结合，开启人类基因组更深层次的研究。进入21世纪后，JASON的研究开始涉及国土安全的概念，例如2002年-2003年的“生物检测架构”研究。2010年以来，JASON的研究涉及传感器系统、计算机的技术挑战、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

由于JASON中大部分成员是大学教授，结构较为松散，平时都在各自的学校工作，只有在夏季会议时才会一起工作。JASON每年大约开展15项研究，其中一半左右的研究涉密，所以目前其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无法获取，甚至一些不涉密项目成果外界也难以得到，尤其是1980年以后开展的研究。一般情况下，JASON的每项研究由2-3名小组成员合作开展，但有的研究参与人数多达17-18名。一般情况下，DARPA等政府机构把他们认为最棘手的问题交给JASON，JASON的科学家们通过“收集学术论文、档案文件”；“与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座谈”等方法进行评价，并依据全体成员的判断展开研究，形成报告，提供解决方案。

JASON每年都会形成数份研究报告，如2005年的《高性能生物计算机》，2010年《网络安全科学》，2015年《美国核武器库存不断发展中的技术注意事项》，2017年《关于国防部人工智能和人工综合智能研究的观点》等，这些报告最终交由政府机构进行评估处理。从这些公开的研究报告中可以看出，JASON几乎所有研究都围绕相关技术是否有利于保持美军绝对的军事优势展开，并在影响国防部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1966年，JASON发布《切断VC供给线中战略轰炸的效力》、《在越南建立电子壁垒》两份报告，对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美国无力赢得战争”的观点产生重大影响；1967年发布的《东南亚战术核武器》绝密报告对美国国防部关于“越战中是否使用战略核武器”的决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2009年，JASON发布《核态势评估》报告，报告评估了美国核战略、力量和运行，很大程度影响了美国核武库未来维护和现代化等问题的政策讨论，对美国政府就“如何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保持核武器活力”做出审慎决策提供巨大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