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作业｜“蜀黍”与“高粱”——《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读书报告

苏名鹤 外国语学院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一书中译本中，有如下这样一段介绍高粱传入中国时间的文字：

元明时期高粱在全国的传播比古代旱地作物的南移更难搞清。一位美国植物学和汉学家虽在一篇论据丰富思考缜密的论文中，做出了粟是在蒙古征服时期由西亚引入中国的结论，但他并不排除粟是在13世纪以前就已传入中国西南、尤其是四川的说法显得更为合理 ¹ 。

令人困惑的是，这段描述高粱的文字中，“高粱”和“粟”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名称却交替出现，且译文并未作任何解释。这就不禁令读者产生疑问，这段文字既然是在谈“高粱”，那么为何又会时不时出现“粟”字？这“粟”字从上下文来看似乎也是在指高粱，但古今似乎尚未有以“粟”指代“高粱”的惯例。于是笔者查阅了何炳棣先生所写的这段文字的英文原文如下：

The country-wide dissemination of sorghum during Mongol and Ming times is even more difficult to trace than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of ancient dryland crops. Although an expert on Chinese botany and sinology, in a learned and methodical article, concluded that sorghum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round the time of the Mongol conquest from western Asia, his qualification that it might have been brought into southwestern China, particularly Szechwan, before the late thirteenth century appears more reasonable. ²

何先生的原文自始至终都用的是sorghum一词，其中文含义为“高粱”，原文中并未出现以其他词语替换sorghum一词之处。而这段文字中两次出现sorghum一词，在中译本之中，第一个处被译为“高粱”，而第二处则被译为“粟”。中译本在上述这段文字及其接下来的描述中出现了“高粱”和“粟”两种译法混用的现象，让人读之着实感到有些困惑。而何炳棣先生的原版英文表述中却始终在使用sorghum一词，可见何先生英文原文的表述是很清晰明了的，没有任何歧义。而至于中译本为何会出现误译，接下来对于何先生索引一段史料的中文回译，似乎揭示了产生这一误译的原因。在何先生原文中，引用了《博物志》中的一段史料：

First, Po-wu chih, one of the early works on natural history attributed to Chang Hua, a famous scholar of the late third century, clearly mentions sorghum, which is called Shu-shu, or literally “the millet of Shu (Szechwan basin).” It says: “The land on which Shu-shu is grown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is likely to be full of snakes in the next seven years.” ³

查阅《博物志》可知，其史料原文为“地三年种蜀黍，其后七年多蛇” ⁴ ，何先生原文中的Shu-shu，即指《博物志》此句中的“蜀黍”二字。此后诸书在征引《博物志》中此句时，亦作“蜀黍”二字。如《齐民要书》卷十道“博物志……又约：地三年种蜀黍，其后七年多蛇” ⁵ 。又如《太平御览》“黍”字条下作“《博物志》曰：地三年种蜀黍，其后七年多蛇” ⁶ ，可见“蜀黍”是一种定称。而中译本却将上述何先生的原文译为：

首先，托名3世纪后期著名学者张华所著的早期自然史著作之一——《博物志》，明确提到粟，称为蜀粟，即“蜀地（四川）的粟”。《博物志》云：“地三年种蜀粟，其后七年多蛇。” ⁷

译文中反复提到的“蜀粟”一词，显然不符合《博物志》原文，不知是否是由于译者的略有疏忽，并未仔细校订史料原文，而造成了将“蜀黍”误译为“蜀粟”这一微小的瑕疵。值得注意的是，何炳棣先生在书中曾提到美国汉学家迈克尔·海格蒂（Michael Hagerty）的《评有关中国高粱的论著》一文。而在海格蒂的这篇文章中，他在一条注释中明确写道，《农政全书》有“薥秫”一词，而其他写法包括“蜀秫”“薥黍”“蜀黍”“秫秫“等：

Ming dynasty treatise on agriculture, sericulture, etc.… In this context, shu shu is written薥秫. Other permissible forms, such as 蜀秫,薥黍, 蜀黍, and秫秫 will be found quoted from various sources mentioned in this article. ⁸

可见，海格蒂等以英文写作的汉学家是清楚知道shu shu对应着中文“蜀黍“二字及与其含义相同的其他写法的。且何先生在其另一部著作——《东方的摇篮》一书中在谈及《博物志》中的这则材料时也曾明确在shu-shu后注明“蜀黍”二字 ⁹ ，故何先生本书中提到的《博物志》中的shu-shu，也一定对应着中文“蜀黍”二字，而非译文中的所谓“蜀粟”。

正如何炳棣先生在书中提到的，美国植物学家、汉学家海格蒂曾在《评有关中国高粱的论著》一文中得出了高粱是在蒙古征服时期传入中国的结论。但何先生并不十分认同这一结论，并依次列出了几条史料作为反驳，而何先生举出的第一条史料就是上文提到的《博物志》中的“地三年种蜀黍，其后七年多蛇”一句。何先生指出，虽然《博物志》很可能是后人托名张华所作，但鉴于成书于6世纪的《齐民要术》已出现《博物志》的引文，所以《博物志》即便非西晋时期张华所著，其成书亦不会晚于南北朝时期。不妨再次回到博物志中“地三年种蜀黍，其后七年多蛇”这句关键材料，这也是目前可见的最早出现“蜀黍”二字的材料。但是，《博物志》中的“蜀黍”二字是否是指高粱呢？实际上，笔者认为尚且难下定论，而不少学者却简单的将《博物志》中的“蜀黍”二字等同为了今天所说的高粱。甚至有学者根据《博物志》“蜀黍”一句前有“庄子曰”三字，认为此句可能是《庄子》佚文，这样一来就将“蜀黍”二字的出现时间上溯至先秦时期。亦有学者认为此句应作“地节三年种蜀黍”，地节乃汉宣帝年号，因而 “蜀黍”二字则早见于汉代。然而，无论是先秦还是秦汉，都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当时高粱已传入中国，显然仅据《博物志》中寥寥数字有关“蜀黍”的描述，并不能断定其与高粱有任何联系。海格蒂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并认为当时的所谓“蜀黍”，很可能只是黍，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糜子，去壳后被称为黄米，而并非是高粱，因为并没有证据证明早在南北朝时期高粱就已传入中国：

As the Po wu chih is regarded as a source of doubtul reliability, and as there is no documentary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is grain sorghum was grown in China in this early period; it leaves the inference that shu shu denoted some other grain,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character shu 黍 would indicate that it was a Panicum miliaceum var. glutinosa of Shu 蜀 or Western Szechwan. ¹⁰

在《博物志》等早期材料成书之时，高粱并不是各地皆知的普遍农作物，那么这些材料中又为何没有解释蜀黍究竟为何物，而只是对“蜀黍”这种作物一笔带过？而在元代以降的材料中，不乏见详细描述“蜀黍”这一作物的文字，且这些描述都是完全符合高粱的特征的。且《博物志》中虽有庄子曰“三字”，但已有学者指出高粱是不可能在先秦之时就已传入中国的，由此，《博物志》中“蜀黍”二字的所指就更加可疑了。或许正如前文提到的海格蒂的观点，蜀黍可能只是南北朝时期一种十分常见的作物，而并非高粱，所以当时人对其习以为常，并没有在书中详细介绍蜀黍的特征。目前，能够确定是指高粱的“蜀黍”二字最早只见于元代文献，如《农桑辑要》引《务本新书》：

薥黍，宜下地，春月早种。省工、收多、耐用。人食之余，措碎多拌麸糠，以饲五牸，外：秸秆，织箔，夹篱寨、作烧柴。城郭货卖，亦可变物。 ¹¹

又如王祯《农书》：

蜀黍，春月种，不宜用下地，茎高丈余，穗大如帚，其粒黑如蛤眼。熟时收割成束，攒而立之，亦济世之一谷，农家不可阙也。 ¹²

通过上述材料中对“蜀黍”特征的具体描述，可以确定其就是今天所说的高粱，而《博物志》中却缺乏对“蜀黍”这一作物的具体描述，因而很难确认当时的“蜀黍”与元代的“蜀黍”究竟是否是同一种作物。

何炳棣先生在此后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一书中，曾有专门篇章讨论高粱。书中写道，上世纪部分考古成果，如“荆村史前的高粱，加上苏北殷周、河北石家庄战国、辽阳及洛阳西汉诸遗址中高粱的发现，似乎表明高粱也是华北的原生粮食作物” ¹³ 。不过，赵利杰《试论高粱传入中国的时间、路径及初步推广》一文已详细说明，这些考古成果由于当时技术的不充分，仍难以作为可靠的证据 ¹⁴ 。事实上，何先生在其另一部著作——《东方的摇篮》一书中，同样明确指出，大量科学证据表明高粱的原产地在非洲，并且从文献材料来看，高粱也应是从国外传入中国的：

First, the cumulative scientific evidence points to Africa as the original homeland of sorghum. Second, a review of Chinese historical texts strengthens my earlier belief that sorghum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from abroad. ¹⁵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云“薥秫，古无有也。后世或从他方得种” ¹⁶ 。何先生在书中提到徽州淳熙二年（1175）纂成的《新安志》中明确提到了“芦穄”这种作物，并说其分为红、黑、黄三种，红穄粘而黑穄不粘，黄穄则较为低小：

其穄有三：黑穄者，籼穄也。赤穄者，糯穄也。籼糯本稻之名，籼瘠而糯腴，故穄粟之类借此以别之。二穄皆长大如芦，故俱号芦穄。红黄穄则低小，格以古则籼粳稻也。 ¹⁷

上述材料中的描述确实与高粱的特点十分相符，而王祯《农书》又云：

薥黍一名高粱，一名蜀秫，一名芦穄，一名木稷，一名荻梁，以种来自蜀，形类黍稷，故有诸名 ¹⁸ 。

可见“芦穄”就是“蜀黍”，而正如前文提到的，王祯《农书》中的“蜀黍”就是高粱，于是，便可以推知，《新安志》中说的“芦穄”，即指高粱。在《东方的摇篮》一书中，何先生写道，成书于1175年的《新安志》是他所见的最早的对高粱准确无误的描述：

To my knowledge, the first unmistakable botanical description of sorghum, both black and red, glutinous and nonglutinous, is given in the 1175 edition of the history of Hui-chou徽州prefecture in southern Anhwei by the famous natural historian Lo Yüan罗愿. ¹⁹

在此之前，海格蒂《评有关中国高粱的论著》一书中，认为能够确定的最早的符合高粱特征的描述为元代《农桑辑要》引《务本新书》：

薥黍，宜下地，春月早种。省工、收多、耐用。人食之余，措碎多拌麸糠，以饲五牸，外：秸秆，织箔，夹篱寨、作烧柴。城郭货卖，亦可变物 ²⁰ 。

显然，何先生举出的这则出自《新安志》的材料，无疑比海格蒂做出蒙古征服使得高粱传入中国这一结论所本的《农桑辑要》中的这则关键材料，时间上要更早一些。由此，高粱传入的时间或许可上溯至十二世纪左右，而海格蒂的高粱是随着蒙古征服而传入中国的说法则难以成立，何先生在书中也指出了这一点。

需要指出，虽然在上述《农桑辑要》《王祯农书》等元明时期的材料中“蜀黍”一词明显对应着今天所说的高粱，然而单独的“黍”“稷”等字却与高粱并不相关。古时南方人由于少见高粱而有时将其混淆。朱子《诗集传》曾将黍误解为高粱，云“黍，谷名，苗似芦，高丈余，穗黑色，实圆重” ²¹ 。其中朱子显然是将“黍”误认为了高粱。此外清代学者程瑶田认定稷即是高粱的说法一度广为流行，但齐思和先生在《毛诗谷名考》一文中则详细举出了十点理由批驳程说 ²² 。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正如何炳棣先生所引《新安志》中的材料，可将高粱见于文献的确切记载由元代略上溯至南宋末年。 虽然高粱的传入似乎并不是由于蒙古征服引起的，但高粱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确实与蒙古人的到来有关，正如何先生书中所写，“高粱是在蒙古人的征服之后开始广泛传播的” ²³ 。此外，日本学者篠田统认为高粱是伴随着蒸馏酿酒法一并传入中国 ²⁴ 。而鉴于高粱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始于元代，且早于南宋末年的史料中“蜀黍”二字是否指高粱尚难以确定。故高粱传入中国的时间或许在宋元时期，而其传入的途径和确切时间，则至今尚难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