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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驰骋印缅战场的中国远征军多次重创日军，成为抗战历史中的亮点。随着对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的研究，这支战斗力强悍的中国军队成了国人喜闻乐见的谈资，在一些文艺作品中，为了“扬我国威”或为了加强“戏剧冲突”有很多添油加醋，各种谣言在社会上，尤其是网络上广为流传——“孙立人活埋日军俘虏”就是流传最广的之一。
关于“孙立人下令活埋日俘”在网络上流传的三个版本，最早见于《孙立人活埋过日军俘虏吗》一文，该文对流传的“三个版本”进行了归纳。
一篇题为《1990年11月19日 抗日名将孙立人将军在台湾去世》的文章中称：“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三十八师如下山猛虎般扑向胡康河谷。10月10日占领新平洋，12月29日攻占于邦。当日军俘虏被带到孙立人的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加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日军第十八师团曾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累累罪行，这些俘虏手上沾满中国人的鲜血，当然在劫难逃。”
需要指出的是，此版本仅仅称：孙立人命令参谋“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并没有涉及“活埋”问题。须知，“枪毙”和“活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至于究竟“枪毙”了多少日俘，版本一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数字。
孙立人下令处决日俘始于1942年仁安羌一战——“战斗结束后孙立人下令审问33师团战俘，凡曾入华作战的一律就地处决。这几乎成了后来孙立人部不成文的规定。”显然，版本二把“孙立人下令杀日俘”的时间，从版本一的1943年12月，提前到了版本二的1942年4月。这多少是受王楚英的《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概述》一文影响的，详见下文。
《二战中与张自忠齐名的中国将领孙立人》一文称：“1942年10月24日，新编第38师112团开始攻击前进，29日即占领新平洋。当被俘的日军带到师长孙立人将军的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假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正法。今后都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日军第18师团曾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累累罪行，这些俘虏手上沾满中国人的鲜血，当然在劫难逃。结果，缅甸会战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军官，统统被孙将军以活埋的方式杀掉。唯一生还的倭寇是一个叫山田进一的下士。因为经过审讯孙将军得知他是台湾人。”
这是 “活埋说”之源头。值得注意的是，此原文写的是“活埋”“投降”的日军官兵，即“杀降”。“杀降”的性质比“杀俘”更加严重，严重违背人类道义、违反国际法。版本三是版本一的升级——从“枪毙日俘”，升级为“活埋投降的倭寇官兵”；从没有具体的“杀俘”人数，升级到具体“活埋”了“1200”名“投降的倭寇官兵”。
1944年，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作战期间，身穿Ｍ41夹克的史迪威（左）与头戴M1钢盔的孙立人合影
“1200”这一数据，来源于王楚英说。查中日双方的相关战史官书，均找不到孙师“活埋1200日俘”的记录。唯有王楚英等“亲历者”的忆述涉及“1200”这个数据。王楚英在《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概述》中称：仁安羌一战“歼敌三千余人，敌弃尸一千二百多具向马圭逃窜⋯⋯”。笔者在《仁安羌解围战考》一书中，曾用充分的理据证明王楚英的这一说法严重失实。
王楚英是著名的“抗日老兵”，其身份特殊、多变，举凡重要的历史场合，他都“在场见证”——打仗时，他一会儿在印缅前线，一会儿又在滇西战场。胜利时，他便立即出现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受降；几乎所有重要的军事将领，他都曾经与之比肩同行——既是“驻滇参谋团上尉参谋，被派驻英军”，又是中国远征军第一路“驻史迪威处联络参谋”，还与温盖特将军一同遭遇“空难”——虽然温盖特死了，但“同机”的王楚英却还活着。此外，举凡没有亲历的抗战史，王楚英均敢以亲历者的身份大侃特侃。据其本人统计，仅在2005年，前来采访他的媒体就有180多家，在一些国家级电视台制作的权威历史纪录片上，王楚英更作为重要的口述者和历史见证人，频频亮相。一时间，王楚英所言，几成“权威发布”。因此，王楚英的“敌弃尸一千二百多具”说，成为 “活埋1200倭寇官兵”数据的“来源”就不足为奇。
或许，这些说法的作者思路也许是这样的：既然“敌弃尸一千二百多具”，那么，孙师打扫战场时将其“掩埋”便“顺理成章”。既然孙师“掩埋”了“1200”多具日军尸体，则完全可以把“掩埋”转换为“活埋”——这样将更“抢眼球”。但“活埋”者，必须不是“尸体”，而是活人。于是，《二战中与张自忠齐名的中国将领孙立人》一文的作者就为“活埋”说捏造出一个“缅甸会战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军官”的前提条件，将王楚英的“敌弃尸一千二百多具”，“升华”为“缅甸会战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军官，统统被孙将军以活埋的方式杀掉”的谣言。此后，“孙立人下令活埋1200日俘”说便不胫而走，各类网文跟风迭传，变本加厉，把“活埋日俘”的数字，翻倍增加为3000。有道是“众口铄金”，“孙立人下令活埋三千日俘”的谣言，遂成“事实”。
为求逼真生动，《二战中与张自忠齐名的中国将领孙立人》一文还加插了一个“台湾人”的细节，称：“唯一生还的倭寇是一个叫山田进一的下士。因为经过审讯孙将军得知他是台湾人。”
印缅战场上，美军正在使用M116 榴弹炮向日军阵地开火
日俘中有台湾人之说，源于二次缅战的亲历者、新38师上校参谋殷叔明和孙立人将军到台湾后的秘书沈克勤的著述。据沈克勤记载，1944年3月5日，中国驻印军攻克孟关时，活捉了一个日本兵，名叫“今田宽敏”，此人并非台湾人。但参与审问日俘的钟正平却是台湾人。钟正平原是日军的一个通信兵。在一次执行监听新1军电话的任务时，主动跑到新38师的阵地来投降。孙师经过考验，证明其真心反正，遂派其参与审问日俘的工作。《二战中与张自忠齐名的中国将领孙立人》作者是把各种书籍的记载搅和在一起，任意剪裁拼接，把“今田宽敏”，改为“山田进一”，再把钟正平“台湾人”的“张冠”，“李戴”在“山田进一”头上，以使其“孙立人下令活埋1200日俘”说“活灵活现”。
事实上，从1942年2月至1945年5月，在中国远征军第一路、中国驻印军负责的缅甸战区中，是极少能够俘虏到日军官兵的。偶然擒获一两个，都当作重要的情报来源使用。只有在1944年8月4日中美联军攻取密支那之后，才在战场上找到了187名完全丧失作战能力、丧失逃跑能力的重伤病员作“日俘”。另据中国驻印军新1军政治部主任孙克刚的《缅甸荡寇志》第207页上记载，中国驻印军新1军击毙日军33082人；伤敌75499人；俘敌323人。再查中日双方的战史官书，均无“1200日军官兵集体投降”的任何记录。可见，关于“缅甸会战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军官，统统被孙将军以活埋的方式杀掉”说，完全是凭空捏造。
仔细查实，《1990年11月19日 抗日名将孙立人将军在台湾去世》一文中的“当日军俘虏被带到孙立人的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加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这段文字，源出于1991年版的《大国之魂》，原文如下：
送走史迪威，一个参谋军官跑上前请示怎样处理俘虏。被俘获的日本人有八九名，都是在战斗中打散了抓住的，有的还负了伤。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假思索地命令：“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照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第十八师团曾在中国战场犯下累累罪行，官兵手上或多或少都沾有中国人的鲜血。因此后来各部队干脆连审问也取消了，凡是抓到日本人，一律就地枪毙，或者按照中国刑罚砍头。枪杀俘虏固然不大人道，但毕竟大快人心！以牙还牙，壮哉中国人。从此，新三十八师杀戒大开，至战争结束，几乎没有日本俘虏活着逃过这支复仇之师的惩罚。
《大国之魂》的作者是邓贤。邓贤以“中国远征军后人”的身份，以及其书中“痛快”的“孙立人下令就地枪毙日俘”说，颇具“魅力”，完全迎合了部分国人“以牙还牙”的“复仇”心理。加之1991年，内地描写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的图书基本空白，故而，此书甫出，便受到读者的热捧，销量超好，不仅1991年版被多次印刷，而且还出版了1996年版和2015年版。累计印数近50万册。应当承认，邓贤的《大国之魂》曾经发挥过把中国远征军、中国驻印军印缅抗战这段历史引入人们视野的作用，但书中大量虚构的情节，尤其是无中生有的“孙立人下令就地枪毙日俘”说，却严重歪曲了史实，误导了一两代人。
2007年，原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老兵徐文先生曾就此事给笔者写来一封信——
“孙立人将军是否杀日本俘虏？”这个说法来自邓贤《大国之魂》356页。“⋯⋯至战争结束，几乎没有日本俘虏活着逃过这支复仇之师的惩罚。”邓贤的父亲是战车第五营的，不在新1军，对孙将军不了解。沈克勤著《孙立人传》上集263至265页一个被俘日本兵今田宽敏坦白供称⋯⋯又从殷叔明《回忆中印公路之战》（56页《二战印缅战场亲历记》）；还有关品枢著《职业——缅甸抗战》89页，八莫战役胜利后，113团包围的日军阵地却空无一人，团长赵荻被撤职。孙军长连夜印了三万份劝降书，说明利害，叫逃脱的日军回来投降。命关品枢乘飞机到日军可能藏身之处去，将传单抛下去。这说明孙将军是深明国际法的高级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武棒，不会屠杀日本俘虏。邓贤不是军人，不懂军事常识，在《大国之魂》对孙将军错误描述，贻害无穷。
徐文先生是大陆最早搜集中国驻印军史料的中国驻印军新1军老兵，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开始用自己微薄的工资收入，与远在台湾的老战友交流、搜集印缅抗战图书史料。他的搜集是抢救性质的。给徐文提供史料的都是当年参加印缅抗战的中国驻印军老兵。2006年版的《热血远征》，以及2009年版的《中国驻印军印缅抗战》（上）（中）（下）等多部专书，主要是根据徐文先生多年搜集得来的史料编撰而成的。
徐文先生的这封信有三个重要的观点。
第一，徐文率先指出：“孙立人下令就地枪毙日俘”一说出自邓贤《大国之魂》1991年版第356页。
经笔者核查，确认徐文信中所省略引用的“⋯⋯至战争结束，几乎没有日本俘虏活着逃过这支复仇之师的惩罚。”这段话出自《大国之魂》1991年版第356页。
同样是这段话，即本文前引的“送走史迪威，一个参谋军官跑上前请示怎样处理俘虏⋯⋯从此，新三十八师杀戒大开，至战争结束，几乎没有日本俘虏活着逃过这支复仇之师的惩罚。”两个自然段，则位于2015年版的《大国之魂》第283页上。尽管版本不同，所在页码不同，但两个自然段的文字完全相同。
第二，徐文明确指出：“邓贤的父亲是战车第五营的，不在新1军，对孙将军不了解。”
战车第五营为何“不在新1军”？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中国驻印军的组成情况。
1942年2月至5月，盟军在第一次缅甸战役（简称“一次缅战”）中失利并最终败退。中国远征军第一路中的新38师和新22师先后撤往印度东北部的兰姆伽集训。
1942年8月，以在兰姆伽受训的新38师和新22师为基干，组成中国驻印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受命为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1943年春，罗卓英调任国内要职，统帅部将新38师、新22师及在印度成立的新30师合并编成新1军，即陆军新编第一军。郑洞国任军长，孙立人任副军长兼新38师师长，胡素为新30师师长，新22师师长仍为廖耀湘。此外，还从国内调去大量优质兵员，在印度成立了多个炮兵团、工兵团、汽车兵团、骡马辎重兵团、独立步兵团、战车营、高射炮营、工兵营、通信营、特务营、宪兵营和人力运输部队等，统称“中国驻印军直属部队”。换言之，中国驻印军下辖新1军和直属部队两大部分。直属部队是由以史迪威为首的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的美军指挥组严格拘束的，不受新1军或后来的新6军直接指挥。
1943年11月27日，在印度兰姆伽训练营练习实弹射击的中国驻印军将士
1944年3月29日，史迪威至重庆面见蒋介石，请准调驻云南的第14师和第50师入缅。4月中下旬，两师先后被空运到印度换装，入列中国驻印军新1军战斗序列。
1944年8月4日，我军攻下密支那，缅甸反攻战（二次缅战）的第一期攻势，告一段落。在攻势暂停的两个月中，中国驻印军的人事和组织都有了重大的变动。史迪威奉命返美，索尔登继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郑洞国为副总指挥。新1军亦于此时划分成两个军：新1军及新6军。新1军统辖新30师和新38师，新6军统辖第14师、第50师和新22师。孙立人任新1军军长，廖耀湘任新6军军长。各师的师、团长也有所调整。
1944年7月15日，史迪威（左）结束密支那之行，准备登机返回前，询问一名受伤的日军俘虏
1944年10月初，缅北雨季终止，驻印军发动第二期攻势作战。新6军于加迈出兵占领瑞姑之后，除留下第50师改隶新1军之外，其余全部空运返国参战。新1军则继续挺进八莫，挥戈南下，完成打通中印公路的任务。
从上述中国驻印军的组成情况可见，战车第五营是中国驻印军的直属部队，由以史迪威为首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下面的美军指挥组统一指挥、调遣。因此，只有当战车营的某一部分，配属新1军的某一部分作战时，战车营的某部才有机会在战场上与新1军的某部在各自的战位上协同作战。故二者直接相处的机会极少。中国驻印军五、六万人之众，各有归属，身为战车第五营战斗员的邓贤父亲，能了解隔部如隔山的新1军，以及孙立人军长多少事情？所得悉者，不过道听途说罢了。
笔者曾经就“道听途说”问题，分别于2006年至2012年间，先后请教过李纯明、丁涤勋、汪海涛、杨一立等参加过两次缅战的新38师的老兵。他们强调：战场上你死我活，若把正常的作战射击，称作“枪毙”，并且把正在射杀我军官兵的日军，说成“日俘”，那就是对历史的歪曲，是对中国军人的侮辱。
既然邓贤的父亲“不在新1军，对孙将军不了解”，那么，邓贤凭什么说“孙立人下令就地枪毙日俘”？把未经核实、没有任何证据的道听途说，当作“史实”写入一部专著中，是一种极不严肃、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
第三，徐文强调：“孙将军是深明国际法的高级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武棒，不会屠杀日本俘虏。”为了说明这个观点，徐文在信中列举了跟随孙立人将军反攻缅甸的新38师翻译官关品枢、新38师少校参谋殷叔明所写的回忆录，以及孙立人到台湾后的中文秘书沈克勤先生在《孙立人传》中的具体记述，说明孙立人不但不杀日俘，而且还优待日俘，使日俘心悦诚服地反过来为新1军服务。
事实上，继邓贤的《大国之魂》出版后，各类中国远征军的“回忆录”，个人“战斗故事”，各种关于孙立人的“文学作品”便层出不穷，良莠相混，杂芜乱目，让人真假莫辨。这种浮躁和混乱的环境，反过来又让邓贤的“孙立人下令就地枪毙日俘”说，越传越“神”，哪怕荒诞不经，亦从者如云。从这个意义上说，邓贤的《大国之魂》，开启了一个不严肃、非理性的历史叙述模式。
要弄清楚孙立人有否下令杀日俘的问题，除了以孙立人的部属、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的老兵徐文、翻译官关品枢、少校参谋殷叔明以及其秘书沈克勤的著述为依据之外，还必须查看日军的相关记载。
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统计，1942年2月至6月15日，第15军（包括第18、第33、第55、第56师团）在缅甸战场上，阵亡官兵共1896人；伤亡官兵共103人。失散、失踪的官兵共432人。没有被俘、被“活埋”的任何记录。
与此同时，中英两军则在缅甸战场上“弃尸27454具”，被日军俘虏了4918人。被日军缴获了装甲车270辆，战车270辆，火炮（山野炮）104门，火车头333部，货（客）车6000辆，汽车7383辆，机动车（拖车）388辆。
1944年10月1日，在密支那，新38师师长李鸿与新1军军长孙立人（左）握手
在1943年至1945年5月的二次缅战中，日军一直被动挨打。其中在缅北战场上，又以密支那一战最为惨烈。自5月17日开始，中美联军以绝对的制空权和至少四倍于日军的兵力，进攻只有两千数百人守备的密支那。日军的密支那守备队孤军作战70多天，战至8月3日傍晚，阵亡官兵两千数百名，守备队长水上少将安排好一切之后，在一棵树下举枪自尽。翌日，中美联军完全占领密支那后，俘虏了187名无法逃脱的日军伤患。与此同时，在长达70多天的密支那作战中，中美联军共伤亡6551人。
关于密支那一战，日军方面同样没有其俘虏被“活埋”的记录。1944年9月9日，日军芒市机关截收到蒋介石授予第20集团军总司令的训示。在训示中，蒋介石强调：“凡我官兵应以日军松山守备或密支那守备队孤军奋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完成使命为典范。”
可见，日军是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宁死不降的。
在缅甸反攻战（二次缅战）中，造成日军伤亡最大的是英军负责的英帕尔战场。日军在英帕尔战场上，损失率高达77%。由于与本题无关，故此从略。
在二次缅战中国驻印军第二阶段的作战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八莫一战了。新1军新38师铁桶似的包围八莫一个月，外加每天派飞机轰炸，整个八莫城区几被夷平。但日军八莫守备队竟然置之死地而后生，守备队长原好三大佐率领剩下的930人（包括伤病员），从伊洛瓦底江江中沙洲，一气冲上20米高的陡峭崖岸，踏破新38师第五连的阵地，“扬长而去”（孙立人语）。换言之，在八莫一战中，无一日军被俘。
孙立人称八莫一战的最后结果是新38师的“奇耻大辱”。因此才有连夜印刷三万份劝降传单，命令新38师翻译官关品枢乘坐小飞机到日军可能藏身的地方投撒传单之举。日军被围一个月都不投降，如今逃出去了，哪里还会听你指挥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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