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代价巨大：特立独行的台湾油价》
台湾当局在新年初宣布新一波油价调涨：92号无铅汽油突破每升新台币25元关口为25.3元、95号无铅汽油26.8元、98号无铅汽油28.8元，高级柴油23元。这达到一年半以来的新高点，但此波涨价的真正威力尚未展现。
油价上涨源自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与俄罗斯在2016年12月联手的大幅减产，油价势将继续劲升。OPEC上一次以大幅减产抬高油价之举，发生在2008年11月，13个成员国以每日削减150万桶原油的幅度减产。国际原油价虽然在11月逆势走低，但自次年1月起节节攀高。台湾95号汽油在2008年12月13日降到新台币20.8元的最低点，此后大步上涨，连续六年盘旋在28至36元高位。此次OPEC以每日减产120万桶的激烈方法提高油价，阿塞拜疆等11个非OPEC产油国起而响应，威力之巨恐不亚于2008年的减产冲击。
虽有规模庞大的炼油石化工业，岛内却不产原油，油价没有调控弹性，只能随国际原油价格涨跌。2015年底跌入谷底的国际原油价格，在2016年止跌回升，台湾油价也随之节节攀升。95号汽油在2016年1月跌破20元，但在一年之间回升到26.8元。年初一辆125CC摩托车加满一缸油只需新台币100元，年底涨到150元，对工薪阶层而言堪称沉重，但这只是破题而已。
2008年至2014年的高油价年代，马英九对油价的拙劣处理导致“油电双涨”，进而造成巨大民怨。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评价“油电双涨”是马英九执政的三大重要错误之一；民进党则以“要生存”为名，抗争“油电双涨”。两年后，油价再次站上狂飙起跑线，“油电双涨”也俨然成为民进党即将面临的险峻挑战。若现行制度不变，“油电双涨”必然重演，蠢蠢欲动的油价堪称台湾最可观的政治未爆弹。
台湾油价是受国际原油市场价格控制的浅盘子油价，民众对油价升降原本应是习以为常的。然而，台湾经济起步之初，当局运用中油公司一家垄断的优势，以行政干预手段去扭曲油价的市场机制，迫使油价维持在不合理的低价位。因此，台湾人对行政干预下特立独行的油价习以为常，对油价的上涨难以适应，涨价一向会引起政治风潮。
台北某加油站一景。
台湾当局对油价的干预，源于1973年10月赎罪日战争后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当时阿拉伯产油国联手减产，原油价格暴涨500%，由每桶2.6美元涨到10美元。台湾的成品油价理应上涨，但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认为油价的剧烈上升会造成物价暴升，冲击民生经济，所以严格要求油价在1973年内不得上涨。
蒋经国禁止涨价的行政干预虽然扭曲市场，但当时台湾油品市场由官营的“中国石油公司”一家垄断，故能令行禁止。“中油”咽下固守油价带来的巨额亏损，苦撑三个月。1974年春节，国际原油价格逐渐平稳，台湾民众与工商企业也早已有油价必然调涨的预期，蒋经国才在春节期间拍板定案，选择在大年初五宣布油电价格与交通费率一次涨足九成至一倍。
当局宣示油电价格只作“一次调涨”，绝不另提涨价方案，并于物资供应与财政金融各方面连带推出完善的全面应变方案。例如当局预估暴涨的油电价格会使企业在即将到来的五月纳税月份缴不起税，特别指定台湾银行专案进行“税务融资”，低利贷款给企业缴税。然而“税务融资”只救得了大企业，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账本都弄虚作假，上不得银行贷款台面。当局考虑及此，又成立“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协助中小企业贷款缴税。
大年初六开市时，社会各界平顺接受涨价新方案，细腻的全面应变方案使台湾经济从容渡过油价飙涨的阵痛期，快速复苏。而当局“一次调涨”的宣示，也杜绝了物价上升的预期心态。与台湾的“一次调涨”相较，同时期韩国在国际原油价格变化时随波逐流，多次调涨油价，造成经济惨烈衰退。
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蒋经国再次干预油价，却使台湾油价脱离常轨。危机的起因是伊朗动乱，随后是两伊战争，影响持续多年，油价上涨无法预估止期，当局不可能再施“一次调涨”之故技，蒋经国决定采用阶段调涨。当局在每次国际原油价格涨价时，先等半个月至一个月，再综合各界状况调升油价。据时任“中油公司”总经理的李达海回忆，油价的每次调升都由蒋经国亲自裁示，而蒋总要想方设法尽量打折，从不肯如实反映油价升幅。
更有甚者，蒋经国藉由油价的阶段调涨，进一步扭曲油价。最典型的扭曲是蒋经国降低农渔业用油涨幅，变相为农渔业用油提供优惠价格。农业机械繁多，光是核定各种机械用油量就是一大难事；而渔业用油优待更造成弊端。渔船用油是一般柴油，只是加点重油使颜色变黑，业者要求“中油”按照渔船马力与航海时间核配低价油，但渔船节油有方，存油常有剩余，不肖业者经常在海上将廉价油加价出售给日本与韩国渔船。
柴油价格是蒋经国干预油价的最大冲击。他主观认为柴油是公交车等大众交通工具用油，而汽油则主要是私家车等高消费家庭用油，降柴油价格等于照顾一般民众。阶段调涨中，柴油价格被不合理大幅压低，使台湾的油价结构长期走样。
“使得价格调整变得僵化不灵活，将原本单纯的经济性考量，变成政策性考虑，成为更复杂的政治问题……有些油品如国际航空用油、国际海运用油、润滑油、柏油等都由‘中油’全权处理价格调整，结果反而没有争执。”李达海回忆蒋经国的油价决策，“我个人觉得油电价格调整到‘经济部长’这个层次即可，过去决策层次太高。”
1986年开春时，国际原油价格大跌，新加坡在一个月内两次调降油价。舆论强烈要求“中油”降价，“行政院长”俞国华与“中油”出身的“经济部长”李达海却不以为然。俞国华在1986年2月至4月间前后三次核定油价调降，降幅小于国际原油价格的跌幅，引发舆论强烈抨击，惊动蒋经国。蒋垂询原委，俞国华力陈台湾不产原油，理应采用较高油价，以免低油价鼓励民众浪费能源，而且台湾油价本已低于日韩，不应再行下调。但蒋经国却认为降油价可以“照顾多数民众福祉”，坚持油价降幅应与原油进口成本降幅相同，电价也要一起降低。三天后，“经济部”宣布第四次油电价格调降，完全反映原油价格的下降幅度。
2014年1月11日，“台独”政党——台湾团结联盟召开发布会，指责当今回不去的高物价都是“油电双涨”惹的祸，也都是马英九的过错。
蒋经国对油价的干预，扭曲了台湾民众对油价的认识。台湾油价长期保持在东亚最低价位，有时甚至比美国部分州还便宜。老百姓因此没有节约用油的观念，视低廉油价为理所当然，国际原油价格上涨时，百姓预期当局会以行政力量压低油价，而在国际油价下跌时，又迫不及待要求“中油”随之降价。长远而言，当局理应以较高的油价促使民众养成节约能源的习惯，但蒋经国的干预与经济专家的共识背道而驰。
一如经济专家预期，低油价政策使台湾民众没有节约用油的意识。以电动车来说，标榜“节能减碳”的“马英九政府”斥资新台币百余亿奖掖电动车产业，不但补贴民众购买，建立充电站，而且巨资补助裕隆等汽车大厂研发电动车。台湾的电动车生产技术早已成熟，美国最大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的动力马达由台湾厂商供应，电动车在台湾理应前途光明，然而台湾油价低廉，开惯传统汽机车的民众没有换车动力。
蒋经国能干预油价，主因在“中油公司”。长期垄断台湾油品市场的“中油”，是国际顶级石油公司，决策层目光长远，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就与沙特、科威特等产油国签定长期购油合同，炼油厂效率高，成本管控异常卓越，所以能长年供应廉价成品油。“中油”的原油购买与炼制成本约为市价的六成，另加约两成半的各种税负（货物税、空污费、土污费、石油基金与5%营业税），营业与人事成本必须压到最低才有盈利可言。以一家官营企业而言，“中油”的营业绩效与成本管控堪称企管经典。但“中油”常遭舆论抨击，学者专家总是信口指控其垄断造成油价偏高。
舆论压力下，当局于1987年开放民营加油站，1996年完全开放油品市场，孰料“中油”在竞争中更显卓越。民营加油站必须以杂质汽油降低成本，才能与“中油”的直营加油站竞争，民众在加油时总会刻意寻找正牌的“中油”加油站。此外，国际大油商的竞争更展现“中油”的本事，2002年4月，与壳牌互争全球第一的艾克森美孚（Exxon Mobil）成立台湾埃索环球石油公司（ESSO Taiwan），广建加油站，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却无法在低油价的台湾盈利，只撑了15个月就退出。
唯一能适应低油价而与“中油”竞争的公司，是台塑集团在2000年成立的台塑石化。民营的台塑经营策略灵活，在国际油价低落时削价一两毛与“中油”竞争；国际油价高涨让“中油”亏本经营时，台塑则不理睬低油价政策，坐观“中油”亏本卖油，从容抢下1/5市场。
“中油”能以全球最大油公司不能接受的低价营利，并负担政策性降价与优惠油价，成本管制与经营成效可谓做到极致。然而，“中油”的无条件服从，滋养了执政当局在油价上的任性。
特约撰稿/霍安治（台湾）
编辑/陈祥 美编/黄静
本文节选自《代价巨大：特立独行的台湾油价》，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7年第6期，总第607期。
《朝鲜艳谍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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