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注意力的概念、功能及应用——基于青年网络主播的案例分析

数字时代各个技术平台生产的知识、信息每天迎面而来，但是每个个体的时间、精力、注意力极其有限。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随手点击某个信息平台，总会发现五花八门的内容信息，有时还会遇到以“震惊”开头的“标题党”。这些日常经历的背后折射出一个残酷社会现实:在网络社会，社会注意力的提供者会因为无限信息与有限注意力之间的矛盾而面临抉择难题;社会注意力的捕获者也会因为社会注意力的稀缺及其分布偏好的难以把握而陷入竞争旋涡。与此同时，5G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促进了社交媒体视频化，加快了视频时代的到来，使得社会注意力的传递过程大大缩短。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社会注意力不再由精英群体专属垄断，而更多地向能接受新技术、新思想的青年群体倾斜，但是社会注意力所引发的社会影响依然有待观察。

国内外学者已经从多维度出发，探讨了社会注意力在解释数字时代人类心理及行为、组织决策以及社会互动过程时所发挥的作用[1][2][3]，为社会注意力的应用提供了一个具有较强解释力的跨学科分析框架。相比于心理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社会注意力始终是社会学的附属议题。但社会注意力研究不应该忽视社会学视角，尤其是从组织环境、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角度关注社会注意力[4]。与此同时，从社会学角度考察其社会功能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在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尝试在社会学视角下重新界定社会注意力这一抽象概念，以弥补现有概念对社会结构和环境影响强调的不足，并且认为社会注意力有望成为社会学分析的一个基本概念;其次，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梳理社会注意力所发挥的理论功能;最后以备受青年群体追捧的多位网络主播为典型案例，检验社会注意力各项功能的作用机制。

注意力是一个心理学概念，社会注意力概念也起源于心理学。可以说，社会注意力概念的提出最初是对心理学注意力概念的借用与延伸。然而，心理学并未对注意力和社会注意力的概念做出特别区分，只能依据两个概念在适用场景上的不同窥见二者的区别。在心理学的概念体系里，注意(力)是“心理活动或意识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5]，它既可能是自上而下不受外界刺激产生的大脑思维活动，也可能是自下而上受外界刺激的意识产物，其中，自上而下的过程受到当前行为目标的指导和参与者对与手头任务相关的社会需求评价的影响;自下而上的过程受到刺激的物质性、语义性和社会性及情感显著性的影响[6]。只有研究受外界刺激产生的注意力时，心理学才会使用社会注意力的概念，比如探讨社会互动/社交在现实场景中对社会注意力的调节作用[7]。

心理学对社会注意力概念的运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注意力是个人意识的产物，而社会注意力是社会互动的产物。经济学是社会科学领域较早关注注意力相关议题的学科。张雷指出社会注意力发生在“社会或社会各类特定的群体”中[8]，邓德祥则直接提出“社会注意力是整个人类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来的趋于稳定和一致倾向性的注意力行为形态”[9]。由此可见，经济学不仅仅把社会注意力看作是大脑活动产生的个人意识，更看作是发生在群体环境当中的集体认知。现有概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社会注意力的“群体性”，但对社会结构/环境及群体互动的强调不够明确。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美国西北大学的传播学系教授詹姆斯·韦伯斯特(James G.Webster)在《注意力市场:如何吸引数字时代的受众》一书中引入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认为“结构的二重性”体现在数字时代下受众(能动者)与媒介(结构)的互动与互构过程中[10]，即受众与媒介相互影响、互不可分而又相互建构[11]。这意味着，社会注意力不仅是个体能动的产物，也是被结构规则的产物，更是个体能动与结构规则互构的产物。虽然韦伯斯特研究的是公众的注意力，但他在书中仍然采用注意力，而非社会注意力的概念。

综上所述，注意力是个广义的跨学科的概念。对于具有不同研究偏好的学术共同体而言，注意力的概念是有所偏差的。尽管学者们由于不同学科背景，多使用注意力一词，或者将社会注意力和注意力交替使用，但其本质含义仍属社会注意力的范畴，即研究的是群体性注意力。从字面意义看，社会注意力属于注意力的概念框架当中，注意力为社会注意力的提出奠定了词源上的基础。因此，对社会注意力的理解必须兼顾注意力的本质属性和“社会”或者“群体”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注意力有望成为社会学分析一个重要概念。结合已有研究，本文将社会注意力定义为:在个人意识和社会结构双重互构下，社会或各类特定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具有一致倾向性的注意力行为形态。

在个体层面上，注意力具有选择功能、保持功能、调节和监督功能[12]，但在社会层面上，社会注意力的功能更多体现在其对社会或社会各类特定群体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上。近20年以来，关于社会注意力的研究逐渐增多，学者们不仅探讨社会注意力的属性、分布分配、价值评估等理论问题，还应用社会注意力的概念解释网络社会的现象及变化。这些研究普遍默认了社会注意力在数字时代发挥的功能作用，却没有将这些社会功能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因此，依据现有研究，本文归纳出社会注意力的四种主要功能。

1.社会经济功能

经济学最先看到社会注意力的经济功能，强调注意力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并提出“注意力经济”“注意力市场”等概念[13][14]，并且认为在信息泛滥而注意力稀缺的数字时代，社会注意力被赋予可资本化的价值，拥有社会注意力，即意味着拥有财富。一方面，信息从社会注意力捕获者向社会注意力提供者的方向传递，社会注意力提供者可以用社会注意力换取免费且多元的信息资源;另一方面，社会注意力从社会注意力提供者向社会注意力捕获者的方向传递，社会注意力捕获者可以积累社会注意力并将其转换为包括财富、名气、声望、地位在内的综合性社会经济资源。因此，对于个体而言，社会注意力带来了自身经济效益的大幅增加。尤其是数字时代下自媒体和移动视频的出现和发展为每个个体吸引社会注意力提供了更为公开、公平的市场环境，让以往极少出现在“聚光灯”下的普通群众、草根群体拥有表达自我和“被关注”的权利和途径，从而通过转换社会注意力资源获取社会、经济效益;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社会注意力成为“网际空间中的硬通货”和虚拟货币[15]，不仅提供了资源和财富的新型流通方式，也激活了市场动力，带来了经济活力。

和社会资本类似，社会注意力的功能并非完全是正向的。作为一种资源，社会注意力具有马太效应和帕累托定律的自然倾向。获取社会注意力并不是一件易事。人们获取社会注意力的能力与获取其他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息息相关。这意味着，社会注意力可能与其他社会经济资源多重叠加于同一个体或者群体中:拥有越多财富、越高社会地位、越高名气声望就拥有越多社会注意力，反之亦然。注意力经济学之父—米切尔·高德哈伯(Michael Goldhaber)曾特别关注注意力经济时代出现的两个新群体:明星和追星族。其中，明星是注意力资本家，追星族是注意力新贫民，明星的富有来自对追星族的注意力剥削[16]。由此演化的数字劳动剥削观认为数字时代同样会出现劳动异化和劳动剥削，因为资本剥削的逻辑从现实物理空间延伸到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产业，通过占有网络受众的社会注意力从而使其成为推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商品”与“免费劳工”[17]。

虽然这种互联网环境中的剥削机制是否真实存在仍然存在争论，比如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等认为网民是一群拥有自主性的群体，并反对剥削机制下的受众被动角色[18]，但在现实中，我们也的确看到:由于注意力经济是一种明星机制，知名人士本身就具有占有社会注意力资源的天然优势。明星与其追星族间的关系居于社会中心的地位。即便是没有网际空间，在演艺、政治和其他行业中的名人也积累了较多的社会注意力资源[19]。虽然自媒体的发展使得后信息社会的社会注意力资源相比以往更多流向大众，但流量明星和头部主播带来的不可比拟的巨大经济效益同样证明，少数群体享受多数社会注意力，多数群体享受少数社会注意力的局面并未消失，“注意力鸿沟”及其带来的新型贫富差距仍未弥合。

2.情感支持功能

随着社会注意力的流通，一个或几个社会注意力的捕获者与众多社会注意力的提供者会组成一个虚拟社区或者共同体—注意力社区[20]。在该社区内，社会注意力提供者与捕获者之间始终保持着互动:社会注意力提供者根据自身需求和偏好选择将注意力投向何处，从而影响社会注意力捕获者的投资方向;社会注意力捕获者通过了解市场需求和偏好打造相应信息产品吸引社会注意力提供者。尽管学者们担忧社会注意力提供者在这个过程难以保持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因为社会注意力捕获者可以通过一定手段(如大数据和算法技术支持下的推荐机制、匹配机制)建构社会注意力提供者[21]。但我们只能将社会注意力提供者与捕获者之间的互动理解为互构，而绝非是敌对或对抗。除此之外，互动虽然主要发生在社会注意力提供者与捕获者之间，但在社会注意力提供者、捕获者内部也同样存在互动。

依据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观点，注意力社区内各主体之间之所以能保持互动关系，主要是受“互动仪式链(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的影响。互动仪式链可以通过仪式符号的四个在场要素(主体在场、局外人界限、相互关注、情感连带)，推导出情感团结、情感能量、群体符号与道德感等不在场的仪式结果[22]。其中，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是互动仪式的核心机制[23]。以虚拟社区里社会注意力提供者与捕获者之间的互动为例。首先，社会注意力提供者与捕获者之间虽不是面对面的互动，却同处于一个虚拟场域;其次，在一个注意力社区中，社会注意力的集中点往往只有单个或多个，不关注该社区内共同关注点的主体自然被排除在外;再次，相互关注是指关注共同目标或行动，因此也可以将相互关注称作共同关注，社会注意力提供者与捕获者之间正是通过共同关注点连接在一起的;最后，社会注意力提供者与捕获者之间因处于同一场域而产生共享共通的情绪，即产生情感连带。

这四个要素的满足共同构建了社会注意力引导下的互动仪式链，并带来情感支持的结果:一方面，互动仪式链赋予注意力社区内各成员相应的身份感和归属感，带来社区范围内的情感团结，体现社会注意力给群体带来的情感支持;另一方面，互动仪式链形成共同的文化符号和道德信念，带来个体的情感能量，体现社会注意力给个体带来的情感支持。

3.网络建构功能

在同一个注意力社区内，各主体之间始终保持着互动关系，从而建构了一套连接起所有主体的社会网络。注意力社区是存在于网络中的虚拟社区，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其中产生的社会网络理解为虚拟社交网络，以区别于因血缘、地缘、业缘建构起来的现实社交网络。虽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提出，虚拟社群中的人际关系大部分以弱纽带为基础[24]，但相对于实体社区而言，网络社区建构了一个与其有所类似却又有着明显差异的投影[25]。因此，注意力社区实际上是一个以“弱关系”为主，同时存在着一定程度“强关系”的虚拟社区。

从社会注意力的提供者与捕获者之间的关系来看。一方面，社会注意力的提供者按照偏好和需求选择社会注意力捕获者(所提供的信息)，二者之间要么是偶然连接的陌生人关系，要么是明星与追星族或者主播与粉丝的单向关系，因此构成“弱关系”;另一方面，“用户会更喜欢提供支持和共鸣的言论，不喜欢对自身信仰造成挑战的信息”[26]，这意味着社会注意力提供者倾向于寻找与自己“志同道合”的社会注意力捕获者(所提供的信息)，并加入以该社会注意力捕获者为中心的注意力社区。从这个角度来说，二者之间是拥有文化认同与价值认同的“强关系”。

从社会注意力提供者的内部关系来看。当个体在选择注意力投入方向时，他们是独立自主、互不干涉的，却又恰好因为注意力流向的一致性而产生了连接，也因此共同构成该注意力社区里的社会注意力提供者。一方面，当个体在选择注意力投入方向时，他们是独立自主、互不干涉的。因此，社会注意力提供者的内部具有极高异质性，不同个体拥有不同的身份、地位、经济收入和教育水平，构成典型的“弱关系”。另一方面，注意力资源流向的一致性让原本不具备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的人们产生趣缘关系，并通过情感连接转化为共同的符号与文化，甚至突破时空限制产生现实交际(如粉丝交流会)，构成一定程度的“强关系”。

从社会注意力捕获者的内部关系来看。一般而言，不同的社会注意力捕获者之间是竞争关系。如果能够和平共处于同一个注意力社区，说明社会注意力捕获者内部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合作关系的成立，既可以基于二者本身就存在的熟人关系，也可以基于二者对社会注意力捕获技巧互补学习的需求。但无论如何，同处于一个注意力社区的社会注意力捕获者之间始终保持着“强关系”。因此，一方面，社会注意力带来的虚拟社交网络有助于拓宽已有社会网络的“广度”;另一方面，注意力社区里“强关系”的存在有助于强化已有社会关系的“深度”。

4.社会流动功能

社会注意力的产生离不开大众媒介。工业社会中，精英人士掌握媒介话语权，社会注意力更多为精英人士所拥有，社会注意力有着等级的烙印。网络时代，移动互联的技术赋权使得现代社会每个个体都拥有麦克风，每个个体有机会创造议题来吸引社会注意力，社会注意力的分配呈现多元化和平等化倾向。社会注意力的分配决定了其所发挥的社会流动功能。当社会注意力分配向社会底层聚焦时，会促进社会流动机制的完善，缓解阶层固化;当社会注意力分配被社会精英垄断时，会造成社会流动机制的损害，加剧阶层固化。这意味着，社会注意力的社会流动功能与其社会经济功能一样具有不确定性。

社会注意力向社会边缘群体的集中带来了积极的社会流动功能，通俗地说，就是能够带来底层的逆袭。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多元化”和“解构”的理论倾向在后信息社会得到强调。自媒体的出现使得原有社会的主流价值秩序和话语体系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权威、偶像、精英得以“祛魅化”。大众、平民、“草根”依靠移动互联的技术赋能，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吸引到更多社会注意力资源，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话语平等，分配由此变得更加公平。通过利用这些社会注意力的经济转换功能，普通人不仅可以实现经济地位的快速提升，也可以实现职业地位的提升。其中，职业地位的提升来源于当下社会对于大众文化、草根身份的价值认同，社会注意力在平民或草根群体身上的聚焦使得他们强化了对所从事职业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但另一方面，这种积极的社会流动功能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社会注意力的分配并不是完全公平的。即便是“大众文化”和“草根文化”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精英文化”的权威地位，“话语权”也没有从社会精英的手中交接到普通公众的手中，“精英文化”在当今社会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多数社会注意力保留着向社会中心地带集中的运动轨迹。移动视频，如快手、抖音等直播平台的崛起，给众多普通人提供了一个吸引社会注意力的渠道。但是，如何在海量的信息世界中脱颖而出，成为公众眼中“被看见的力量”，还需要个体和平台的合力打造。这个过程需要坚守正确的价值观导向，社会注意力的捕获者不能眼里只有公众的流量。不管时代怎么发展变化，他们脱颖而出的过程都应是真善美的守护者、爱心的传播者。数字时代社会注意力的捕获者必须坚守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网络直播的普及与移动互联的快速崛起密不可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20~39岁的网民群体占比40.3%，40~59岁占比31.2%，19岁以下占比18.3%，以及60岁以上占比10.3%[27]，从年龄上来看，网民群体主要由青年群体组成。因此，本节以受青年群体追捧的网络主播作为案例分析对象，并从快手、斗鱼、微博三大平台上选取四名具有代表性的不同类型的青年网络主播作为具体案例。通过观察他们发布的短视频或直播内容，整理不同媒体(包括央视网、中国青年网、搜狐网等)和《被看见的力量:快手是什么》一书中的主播访谈资料以及各大网络平台(包括微博、知乎、贴吧、快手、斗鱼等)上的粉丝言论，分别讨论社会注意力在其生活当中是如何发挥社会经济、情感支持、网络建构、社会流动功能的。表1是关于四个案例主播的基本情况介绍。

1. 快手“鲁智深”:从个人增收到地方致富

“高挑眉，小络腮，胸前一串红木佛珠，手持一把镔铁禅杖”，这不是《水浒传》中的鲁智深，而是快手主播—“山村里的味道”在镜头前呈现的形象。2015年，为照顾留守家乡的小孩和老人，长年在外创业的他毅然回到江西横峰老家，并开始通过手机直播和小视频介绍家乡的青山绿水，顺便赚点粉丝的打赏礼物钱，但收益和名气始终没有很大的提升。2017年，在快手老铁的建议下，他注册了快手号—“山村里的味道”，一边借助“鲁智深”的形象在直播和短视频里分享家乡美食和日常生活，一边利用快手小店把村里各家各户的农副产品卖向村外的世界，逐渐积累了上百万的粉丝和不少的收入。在实现个人创业理想之后，快手“鲁智深”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开始带动周边村户增收，惠己及人，共同进步。如今，这位农民“网红”已经带动当地近50个自然村，200余家农户的农产品销售，其中包括了40余家贫困户，成为名副其实的家乡致富带头人。(来源:《被看见的力量:快手是什么》、中国青年网公益频道)

在快手“鲁智深”的案例中，社会注意力沿着“主播获取社会注意力—转化为个人经济收益—在政府和媒介帮助下升级为地方规模经济效益—获取更多社会注意力”的良性循环路径发挥其经济功能。通过在小视频里扮演经典角色“鲁智深”，加上其极富戏剧性的传神演绎和稍显滑稽的语言腔调，主播“山村里的味道”一夜之间从几乎无人问津到吸引大量社会注意力，正如他在央视采访中所述，“那个视频突然之间点击率100万，我第二天一拍又点了100万”(央视财经频道，2018-10-18)。因为小视频上了热门，“就有人送礼给我了，送礼给我它(我)就有钱了”(央视财经频道，2018-10-18)。然而，直播间的打赏多源于观众对主播的喜爱，这种“情感消费”并不稳定[28]，变现能力也较低，与此同时，主播“山村里的味道”深知“山货、农副产品是很受城里人欢迎的”(《被看见的力量:快手是什么》)，因此，在积累了一定的粉丝基础之后，他开始利用小视频和直播介绍并销售自家及周围农户生产的农副特产，力图将观众的情感消费转变为需求消费。他自己也可以在收购农副产品再销售出去的过程中赚取差价。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个人实现了更加可持续化的增收。

当主播扩大产品来源，帮助更多当地农户、贫困户打开销路时，社会注意力带来的个人经济效益开始上升为地方规模经济效益。“2017年我卖出了1000多斤甜茶;2018年我卖出了1500斤甜茶;2019年我已经收了2300斤甜茶。2300斤甜茶是什么概念?一户人家一个月不到，就赚了9000多元，这还只是甜茶一项”(《被看见的力量:快手是什么》)。如今，社会注意力为当地带来的经济规模效益还在持续扩大。受主播“山村里的味道”的影响，一些当地的年轻人也回到家乡开直播、做短视频卖山货。显然，从个人经济收益到地方规模经济效益的升级不是单纯依靠个人主播的力量就能实现的。一方面，需要基于社会注意力的快速变现能，“直播+扶贫+产业”的电商扶贫新模式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产业脱贫模式变现速度缓慢的缺点;另一方面，需要依靠政府和媒体的支持和引导作用，通过品牌化运营、网络和物流服务、媒体宣传等途径引导社会注意力的集中方向，体现了社会多重力量对社会注意力的建构。

2.寅子:从浪子主播到成立仓鼠特工队

这个游戏主播一开口怎么像在讲相声?这是大多数人初入寅子直播间的第一印象。在做游戏主播之前的16年里，寅子干过包括但不限于网络编辑、广告设计、会计、汽修、视频剪辑、歌手，卖刨冰、卖酒、倒卖钢材在内的数个工作，因为工作一直在换，生活也始终没有稳定下来。一直到他在几位游戏好友的建议下做起游戏主播之后，他的人生才走上正轨。2015年，斗鱼试播第一天，寅子通过模仿海绵宝宝、讲天津相声，将包袱、段子配合游戏“抖”得恰到好处，吸引了2000多人在线观看，也因此在试播第三天成功签约，打破了斗鱼直播有史以来最快的“野生主播”签约纪录。随着直播行业的崛起，大量观众的涌入，寅子通过磁性的天津口音、搞笑无厘头的解说风格，以及低调踏实的真实性格征服了越来越多的观众，并通过与观众进行实时互动建立起深厚友谊。如今，由寅子、表哥等主播和水友(指和主播一起玩游戏的玩家或粉丝)共同组建的公会—“仓鼠特工队”(简称CSTG)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游戏公会，并衍生为所有寅子粉丝的代号。而“仓鼠特工队”内部的团结、有爱，也带给了更多直播间观众们以感动和正能量，吸引更多的人也加入“仓鼠特工队”。(来源:斗鱼-寅子的游戏直播教室、搜狐网报道)

寅子，一个热度并非最高、技术并非最好的斗鱼主机游戏主播。但他与粉丝之间的情感联系却十分紧密。在他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注意力在其中发挥了极大的情感支持功能，具体路径是“主播获取社会注意力—建立注意力社区—形成互动仪式链—提供情感支持—吸引更多社会注意力”。

首先，从开播至今，寅子在游戏直播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自带天津相声口音、爱调侃、爱讲黑历史、爱给游戏角色起诨名，看似无厘头，三观却奇正。无论游戏的可娱乐性强不强，他都能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搞笑效果，让游戏的代入感、观赏性和趣味性都大大提升。正如粉丝称赞他“直播的时候代入感非常强，塑造的角色个性鲜明，让人觉得很有共鸣。往往比较成功的角色让人能感觉到有血有肉，好像真的存在于我们生活中，往往会令很多粉丝怀念。其实真正的直播就是观众让主播带入角色，类同于看小说啥的。炫技让人惊叹，却无法直击心灵，让人产生共鸣”(知乎网友“酱香咸鱼”，2017-09-12)。靠着这些个人特点，寅子在斗鱼吸引了458.83万粉丝关注，在西瓜视频吸引了341.46万粉丝关注，在抖音吸引了341.8万粉丝关注，实现了从最初吸引数千粉丝的社会注意力到带动数百万粉丝产生群体共鸣的转变。

其次，由寅子、表哥等主播和以TAKU、老二为代表的众多水友共同组建的公会—“仓鼠特工队”，是典型的注意力社区。因为同处于一个社区，成员间自然产生互动，而维系互动持续产生的是成员间形成的互动仪式链。互动要素的满足具体体现在:因为有斗鱼直播间—“寅子的游戏教室”和游戏公会—“仓鼠特工队”的存在，成员能够同处于一个直播间场域，甚至可以组织线下的水友见面会，直播间场域从文化上将非公会人员排除在外，水友见面会从形式上将非公会的人排除在外。与此同时，在主播的带领下，主播和水友会同时关注直播过程中的某款游戏，因为游戏的环节、输赢结果产生共同的情绪和情感连带。互动结果的呈现具体体现在:一是通过直播，主播与水友各自都能获得情感能量。对于主播而言，以自我为中心的直播间呈现出场景化、情感化特征，成为其表达真实自我、满足深层需求的“精神自留地”[29];对于用户而言，通过弹幕、打赏等仪式参与直播互动，成为其情感宣泄、观点表达，并产生群体认同感、归属感及凝聚力的“精神共鸣地”[30]。有粉丝表示自己曾在“2015、2016年那两年天天看，不过现在出社会了，有空就看一看，缓解一下心理压力，挺好的”(寅子吧网友“3243”，2020-11-18)。二是主播与水友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符号。在寅子的直播间，当寅子说“阳光好刺眼啊”时，代表他自己在游戏中采取了无节制的博彩行为;当寅子说“还是力量不够”时，代表他自己在游戏中输了;当粉丝刷弹幕说“日常”时，代表寅子又在胡说八道吹嘘自己;当粉丝刷弹幕说“还有上升的空间”时，也代表寅子打游戏输了。这些文字符号都属于“仓鼠特工队”内部，并成为成员互动的文化资本。三是同一个社会注意力社区形成共同的归属感。2020年6月，当寅子的头号粉丝“司机”离世时，他停播了两天，并于第三天开播时将这件事告知直播间观众。观众们也纷纷通过刷屏“节哀”“机哥一路走好”与寅子共同悼念“司机”(斗鱼-寅子的游戏直播教室，2020-06-28)。直播间的这次悼念仪式，不但折射出“仓鼠特工队”内部已然具备的集体归属感，还通过仪式互动进一步提升了集体归属感。

最后，在寅子的直播间，通过互动，主播与粉丝都能得到情感支持。寅子把粉丝看作是自己的兄弟朋友，经常在直播间劝他们“不要走自己走过的弯路”(斗鱼-寅子的游戏直播教室)，因此，他从开始“不太相信网络之间能建立起友情，甚至感情来”，到后来“通过干直播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好多的观众”(BK短纪录片，2019-11-22);而粉丝也觉得“老头(寅子的别名)的三观是真的接地气，感觉就是个邻家哥哥，不是粉丝与偶像之间，虽然隔着屏幕，但能感受到那种朋友之间的亲切感”(寅子吧网友“明日世界”，2020-11-18)。有的粉丝给寅子的女儿依依寄小汽车，只因为依依在直播时撒娇哭闹着说“爸爸，我要看小汽车”(BK短纪录片，2019-11-22)。还有粉丝给寅子寄信，而寅子也会利用直播间对这些粉丝来信给予回应。“这些信是我特别珍藏的一些东西，直到现在我都留在家里，在比较落寞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还知道有那么多人支持我，挺感谢他们的”(BK短纪录片，2019-11-22)。这些都体现了同处于一个注意力社区的主播及水友通过互动仪式塑造共同的文化符号和道德信念，从而形成情感团结，获取情感支持。这种情感团结与支持也感染着每一个直播间的观众，吸引着更多的观众形成情感共鸣，形成更为庞大的社会注意力社区。

3.宠物医生安爸:从萌宠博主到打造养宠社群

“大家好，我是安爸，一个集帅气与才华于一身的宠物医生。今天我们来说一下......”这是快手主播“私人宠物医生安爸”在视频中的经典开头语。在接触快手之前，安爸曾是一名普通的宠物医生。2014年，刚玩快手不久的安爸因为随手发布了一条自家小狗洗澡的短视频突然获得20多万的浏览量，并成功登上快手热门。因为发布的萌宠视频越来越多，安爸也很快成为快手上小有名气的萌宠博主。后来，为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特长，安爸转型网络宠物医生。随着越来越多的老铁通过快手向他咨询养宠问题，并在他的指导下治愈生病的宠物，安爸逐渐树立起自己作为专业宠物医生的主播形象。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快手等平台加到安爸的微信，成为安爸的微信好友，甚至是线下好友。在快手，安爸不仅结识了现在的妻子，也招收了100多个做宠物医生或萌宠博主的徒弟。如今，安爸还为朋友圈的粉丝打造了一个包含6个500人微信群的养宠社群(“安宠会”)和一个刚刚起步的宠物行业创业社群，将4万多粉丝转化为朋友圈的精准客户，实现自己服务变现的目标。(来源:《被看见的力量:快手是什么》、微信公众号新榜学院)

安爸的成功，得益于社会注意力沿着“主播获取社会注意力—转化为影响力—扩大社会网络，强化社会关系—形成社群交流，精准利用社会注意力”的路径发挥着网络建构功能。

首先，快手在运行之初极少有发布萌宠视频的用户。因此，一条简单的萌宠视频就帮助安爸迅速成为社会注意力的聚焦点，并使其成为当时粉丝量最多的快手萌宠博主。为了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特长，安爸尝试着拍摄和发布养宠科普视频，并从萌宠博主向专业宠物医生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历了因养宠科普视频受众范围小而导致的人气步步下跌，却也迎来了因为坚持和累积效应带来的粉丝量回升。对于安爸而言，来自萌宠视频的社会注意力带来的只是泛流量的价值，而来自养宠科普视频的社会注意力才“更加地精准和有价值”(《被看见的力量:快手是什么》)，因为这些社会注意力的提供者是宠物医生最直接服务的对象—养宠人士。与此同时，通过在养宠科普视频下与咨询养宠问题的老铁互动，安爸的专业技术得到越来越多养宠人士的认同，“每当有人发快手说自己的宠物生病了，就会有好多人在评论里@我，让他抓紧时间找我治疗”(《被看见的力量:快手是什么》)。通过提升专业影响力，主播获取的社会注意力逐渐转化为社会影响力。

其次，随着影响力的提升，安爸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得以扩大和强化。一方面，粉丝量的持续增长意味着主播社会网络的扩大;另一方面，一些来自快手的养宠人士通过快手添加安爸微信好友，并以一对一线上问诊或是同城线下问诊的方式与主播产生更加紧密的联系，意味着主播社会关系的强化。“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就有人通过快手找到了我的微信，希望我帮他们家生病的宠物看病，说看我的快手作品觉得我很专业......他们相信我不会为了利益伤害猫猫狗狗”(《被看见的力量:快手是什么》)。对于主播而言，自己与快手老铁之间的关系是稳定性不高的弱连接，而自己与微信好友之间的关系是稳定性较高的强连接。因此，粉丝从快手老铁到微信好友的转变，为主播带来“弱关系”向“强关系”的转化。

最后，基于人际交往的扩大和人际关系的强化，安爸获得4万多微信好友，并建立起“安宠会”，为社群交流的实现提供了虚拟场地。如今，“安宠会每天坚持发布2条视频科普，用户在群里交流宠物内容，群内每天能够产生大约1000条消息”(新榜学院，2019-11-01)。“安宠会”是主播精准吸引社会注意力的结果。通过利用这些更加聚焦、精准的社会注意力资源，安爸获得了数量不多，但购买量极强的高质量粉丝群体，从而实现服务变现。可以看到网络建构功能具体体现在社会注意力带来的虚拟社交网络拓宽主播已有社会网络的“广度”上，以及注意力社区里“强关系”的存在强化主播已有社会关系的“深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