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三次获得国家科技一等奖，被称作科学界“三冠王”，您的动力是什么？
答：我在工作上定位于火炸药，我把它认为是国家的使命，我们作为强国我们需要担当的责任。
问:您八十多岁了，一年还有几乎一半的时间在试验场地。为什么不能远程指挥等数据、一定要亲临现场？
答：因为我们的实验，这发打出去以后，马上数据来了，接着你就要决定第二个，怎么来做。我能具备这个能力，用比较少的发射，比较快的或者是比较安全的达到我的目的。
问：一生只用来做一件事，值得吗？枯燥吗？
答：我自己感觉到我做其他的事情不行，只能做科研，我个人的性格就是不会、不懂的协调，比较固执，在搞研究上是可以，什么活动基本不参加，但是我也感觉很满意，把科研当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泽山常被大家戏称为“80后”院士。他精力充沛，每天走路爬楼健步如飞；他头脑灵活，能熟练操作各种数码产品，做漂亮的PPT；他思维敏锐，很多看似无解的技术难题，他总能有独到的建议。但王泽山并非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生，而是一位已有八旬高龄的老人。当这位南京理工大学最年长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坐在记者面前，瘦高个身材，笔直的腰杆，尤其是一头黑发，确实难以和“耄耋之年”这样的词语相联系。唯一与年龄相符的，是他对时间的珍惜。
连理发我自己理，感觉到理发店受人摆布也浪费时间，事情能自己做就自己做。
不用秘书、不要专车、不想为任何琐事浪费时间，老人对生活的需求简单到了极致，为的就是能够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事业中。他总说自己固执，一辈子只能做好一件事情，这就是火炸药的研究。凭借在火炸药领域的杰出贡献，他极为难得的三次问鼎国家科技一等奖。旁人看来枯燥且危险的行当，在王泽山口中却是津津乐道：
没有火炸药咱们想一想，比如说飞机它不能发射导弹，那飞机能干什么？坦克没有火炸药，见了面你也不能发射，还是靠冷兵器。离开火炸药，现有的很多武器都失去它现有的作用，战争的模式、对抗的模式都有变化。
王泽山最早和火炸药结缘时才19岁。1954年，抗美援朝的硝烟刚刚散尽，怀着学成报国的赤子之心，他选择了火炸药这个“冷门”专业，一干就是一辈子。
火炮被称为“战争之神”，但它的威力与射程主要取决于所使用的含能材料的性能，也就是火炸药。王泽山院士用毕生精力最大限度地提升了火炸药的含能性能，为我国火炮等管身武器能够傲立世界插上了技术的羽翼：
我从哈军工一毕业，就留校做火炸药的老师，搞教学、搞科学研究，在我看来，这是国家的使命，我必须完成好，也是强国的责任，我要担当，那时候我就定位，我的一生就是要攻关火炸药。
进入和平年代，储备超期的火炸药成为巨大隐患，国外通常把它露天焚烧、倒入海洋，或者埋入深深的地下，但是这些方法不但浪费，还会造成环境污染和爆炸事故，因此被国际法所禁止。王泽山经过5年的艰苦研究，率先攻克了废弃火炸药再利用的多项关键技术：
废弃火炸药、退役火炸药综合利用，这是一个循环的、连绵不断的世界军事大国例行的公务，每年都要处理，每年都有新东西，我前后组织了两次（研究），提出一些关键技术，解决了火炸药在我国存储当中的困扰局面。
所有这些成果的背后，是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火炸药，这个名字听来都会让普通人心生“怯”意，稍有不慎，轻则试验失败，重则性命攸关。而王泽山面对危险却从未回避，即便是已获得199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别人都劝他该功成身退的时候。
由于危险系数大，相关试验都必须在人烟稀少的野外进行。王泽山团队成员堵平形容，在条件异常艰苦的实验场上，王院士却比机器还要“皮实”：
夏天还好，冬天那边都冷的不得了，我们为了测试这个弹药的飞行轨迹要架高速摄像机，冷到什么程度呢，高速摄像机用锂电池作为电源开不了机。就这种情况下，他80多岁的老人了，跟我们在一块，一呆一天。
在国防领域，各国之间的技术封锁并不是新鲜事，尤其是武器的关键技术，更是绝密。但任何封锁，都抵不过王泽山的“闯劲”。他眼中的创新，就是要比别人多想一步。说来轻描淡写，但光是这“想”，就占据了王泽山几乎所有的空余时间：
要搞创新，要搞超越，我就提出两个步骤，第一是“为什么”，你给他问清楚，接着想，你能好在哪，我就不能比你在好吗，我怎么能比你在好，就在这上想。
目察秋毫之末，耳不闻雷霆之声。在王泽山的生活中，没有节假日的概念、没有固定的一日三餐，甚至泡好的咖啡也总是忘了喝，冷掉再热热了又会放冷，但是他却能准确记得每一项关键技术指标，自己经手的试验时隔多久都能清晰还原。如今已经年逾八旬的王泽山，对科研依旧本着“一辈子只干一件事”的执着，只因心中的使命感，一如六十年多前站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门前的青年，是那般的强烈与炽热。
这个事没完，我确实也有这个精力，感觉必须要做。做这个结果对咱们整个国防有贡献的，为什么你不做呢？既然我接受这个任务我一定要把它搞好，这是国家给我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