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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虔贞女校》:西方传教士留给深圳的宝贵财富

硕士博士读书会  · 公众号  · 历史  · 2017-06-03 21:47

正文

与我们同行的人,比我们要到达的地方更重要。




编者按:今天教会有讲座,嘉宾是书籍、纪录片《虔贞女校》的作者王艳霞女士,看完三集纪录片,非常感动,与大家分享。



《虔贞女校》:第一集



《虔贞女校》:第二集



《虔贞女校》:第三集



《虔贞女校》:百年学堂百年沧桑

(今日大浪:时间:2015年08月26日)


(瑞士籍教师吉惠民在给学生们上手工课)


近日,花城出版社最新出炉了宝安本地作者唐冬眉、王艳霞合著的《虔贞女校》一书。虔贞女校位于今天的龙华新区大浪办事处浪口社区,于1891年由香港西营盘迁入。此校特别之处,一是由瑞士巴色会所成立,有别于本土的私塾,是西式学堂;二是该校为女子学校,当时女子受教育的机会很少,更不用说山区女孩读西式学校;三是此校为浪口及附近乡村培养了不少人才,至1985年,已有90多年历史。据悉,《虔贞女校》一书从酝酿到成书出版,历时五年,采访跨越了广东客家境内、香港、瑞士、德国等地,第一手资料均来自瑞士巴色差会、香港崇真会档案,数据较为准确。今日,我们重点关注这本新书,了解那段发生在浪口尘封已久的史迹。


(《虔贞女校》书影)

  

序一


作者:何家鸿


本书以一所深藏于客家人居住的山区教会学校——虔贞女校为起点,回溯了西方传教士们在险恶艰苦的条件下和风谲云诡的时代里,在广东传教办学的百年史实,客观地记录了散落在客家山区的众多所教会学校,在教化社会、培育人才方面起到的历史作用。其历史跨越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间维度,展现了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中,基督教会学校的教育观念、体系的嬗变轨迹,映照出中国近现代教育在广东客家地区的发展历程。


清末至民初是基督教在中国办学的鼎盛时期,其中基督教信义宗瑞士巴色差会先后派遣了近200位传教士来华,在广东客家地区传教办学建造医院。从南部到东北部山区,在新安、惠州、河源、梅州、兴宁等地的客家村落里,都留下了传教士的足迹,其活动范围覆盖了珠江、东江、梅江(韩江部分)流域。



根据1927年统计,巴色差会在华有神学院1所、中学2所、初级中学3所、高级小学22所、初级小学134所,以及女子中学1所、女子师范1所、女高小2所、女初小5所、女传道学校1所,还有医学院2所,共有174所。


在上世纪教育极其落后的中国,这百余所学校为中国民间底层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门。因为有了这些学校,一个又一个穷苦的客家子弟从偏僻的乡村出发,走向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舞台。这些学校不仅培养了有别于中国传统教育只懂科举之学的新型人才,其办学模式、管理方式、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也为当地新型学校的创办提供了参照示范。


为了更深入地接近历史真相,本书的作者曾远赴瑞士巴塞尔使命21档案馆查阅资料。在那一卷卷发黄的档案里,分门别类地保存着每一个来华的欧洲传教士的生平事迹。千万里之遥,传教士的名字奇妙地和当时的新安浪口、李朗、樟坑径以及河源古竹、梅州樟村、紫金、鹤下树等一个一个小村庄联系在了一起。



更令人震撼的是,由传教士拍摄的数千张一百多年前的老照片,如清末扎着长辨的男生、穿大襟衣的客家妇女、风度翩翩的欧洲传教士和乡村孩子们一起做游戏、白衣黑裙的女校学生弹风琴等,这些非常珍贵的历史影像,从史学、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角度,向世人揭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客家乡村风俗画卷,展现了当年身居偏僻山村、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客家人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与西方文化的最初交流。


至今,在许多深居简出、上了岁数的客家阿叔阿嬷的记忆中,还珍藏着一些久远的有关传教士扶弱济贫的故事!如坐落在浪口社区的虔贞女校,虽然早已斑驳陆离,但小楼庭院、拱形的柱廊、百叶窗依然散发着典雅浓郁的欧陆风情。在清晨的阳光下,依稀听见一百多年前莘莘学子的琅琅读书声。


《虔贞女校》一书的出版,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以客观、理性的态度,打捞了一段被当代人有意无意遗忘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它还提供了一个视角,让我们看到先辈们接受和吸收西方文化时开放包容的胸怀,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及文化多元发展所带来的终极硕果。相信本书对于促进本地区文化事业的繁荣和社会和谐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今日斑驳的虔贞女校)


后记(节选)


从19世纪到20世纪,欧美基督教国家的传教士,前往世界各地传播基督教,数万名传教士来到神秘而陌生的中国,其中黎力基、韩山明等100多位传教士由瑞士巴色差会派遣到中国广东客家区域传教。


《虔贞女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龙华新区大浪办事处下辖的浪口社区至今保存完好的一所由巴色差会建立的教会学校——虔贞女校,作为一个出发点,作者在阅读了上百本有关基督教传教方面的书籍,走访了内地、香港、瑞士有关基督教人士,并在巴塞尔使命21档案馆,查阅了大量有关传教士来华的原始档案资料后撰写而成。令人惊讶的是,在那些发黄的档案材料里,完好地保存着当年传教士在广东客家山村浪口、李朗、樟坑径、樟村、老隆、古竹等地传教办学活动的相关记录,以及传教士办学时用客家话编辑的词典、课本等珍贵的史料。


本书所探访和记录的,正是1846年至1951年约一个世纪以来巴色差会在华传教办学的坎坷经历。


本书将传教、办学两条线索作为全书的脉络结构,传教为铺垫,写传教是为了引出后面的办学。


本书所采用的历史资料基本上来源于这些最原始的书信和汇报材料以及由基督教香港崇真会编辑的《真光照客家——巴色差会早期来华宣教简史》《波澜起伏靠主恩——巴色差会来华宣教简史续集》等有关书籍,因此具有较高的历史可信性。


教会档案、传教士回忆录、个人资料等,关于中国内容的,由于其中牵涉很多人名、地名、历史事件,这些用老德文记录的文字,并不好翻译。据说,除非专门研究语言的学者和专家,如今懂这种老德文的人并不多。


其中地名、人名多用拉丁文记录,还有很多广东人名、地名,是用客家方言发音的,不懂客家话还翻译不出来。这个翻译的工作量非常巨大。


关于本书中的一部分人物传略,通常是以寻获的原始资料相互对照,还原完整的历史事件。写作本书似在迷宫中摸索,因为来自不同机构的材料,在叙述和记录同一事件时,往往并非完全相同。大到事件,小到年月日,时代的久远,述者记录的缺失,都需要辨别真伪。这不仅仅要材料与材料的比对,还要将此事件回放到发生时代的历史背景中,寻求另一时空的可辨可识性。


在本书的写作中,我们有意将与广东历史相关的细节做了繁琐的记录,哪怕有些与本书的宗旨不是直接关联,但了解这些细节,对近代史尤其是基督教史有着一定的价值,于是仍收入书中。



李晓明律师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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