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加罗报》：在总统马克龙当选后的新举措面前，右翼显得不知所措。他们通过主张提升购买力和减税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归属。这是否足以构成一种完整学说？
Laetitia STRAUCH-BONART：答案已经在问题中了。右翼展示出的唯一政纲就是希望通过减税来提升购买力，这是一种极度的理论贫瘠。共和党缩回了他们的最小共识之中：后希拉克主义及大体上是自由主义的含糊意识形态。无论我们怎么看待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他都的确对法国的税制进行了一番真正的思考，他希望提高普通社会保险捐税[2]来为自由职业者的社会保险提供资金，而这些人平时是投票给右派的。
新的政治分野难道不是在自由主义者（马克龙与菲永）和反自由主义（勒庞与梅朗雄）之间吗？
这一分野在法国一直存在，但近期，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它逐渐定型。菲永的自由主义的确和马克龙的自由主义不完全相同：菲永的目标是缩小国家的规模，而在这点上，马克龙出于策略考量或是出于自身信念，选择了更加温和的立场，他把重点放在了发展竞争与促进社会流动性上。这是一种进步的自由主义，它将个体解放作为政治的终极前景。它与保守的自由主义不同，后者在个体解放和群体归属之间寻求平衡，对公民社会和个体同样重视。但菲永并没有走到这一步，他显得有些肤浅。与之相对的是勒庞和梅朗雄，他们是字面意义上的反自由主义者：他们不仅猛烈鞭笞“市场”，甚至对政治自由主义传统、对法治国家展现出蔑视。梅朗雄一面抨击总统制，一面对查韦斯式的独裁者情有独钟，这实在令人反感。
但是，并非所有反自由主义者都一定会投票给勒庞或梅朗雄，因为法国的反自由主义同时也是一种道德与哲学观念，它更多与对消费社会的批判相关联，而不属于某种政治纲领。我部分认同这种批判，但我不认为它的政治主张是负责任的。我对“自由主义”一词引发的长期误解感到遗憾，因为政治自由主义仍是极为宝贵的。必须指出的是，法国的那些颂扬自由主义的人把事情弄得很糟：他们把自由主义以一种过度的方式展现出来，让自由主义的精神走样，让温和派都逃开了。
吕克·沙泰尔[3]在集会中喊出：“我只有一个敌人，就是保守主义。”这难道不就是“前进！”的观点吗？
沙泰尔和很多右翼政治人物一样，是在用“保守主义”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就是说：在需要变革时没有变革。这和保守主义思想——这一诞生于英国、已经有两个世纪历史的政治与哲学传统——其实没什么关系。但他这个表态确实将法国右翼的矛盾暴露出来：他们没能举起保守主义旗帜——对保存宝贵之物的坚守、对变革的审慎、对人际联系的维系、对生命之限度的承认，反倒是披上了进步主义的外衣。
他们还不止于此：与其以实用主义姿态承认与马克龙有部分自由主义共识并与之谈判、在经济纲领上局部支持他以换取在国家主权领域及社会习俗议题上的清晰界限，右翼将自己局限在了全面的反对之中。他们由此背弃了右翼的核心：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组成的温和而实用的联盟。此外，我们可以在哲学上对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保留强烈意见、认为他的进步主义是幼稚的，同时希望他的经济政策取得成功。而我不认为共和党在短期内能够做出这样的反思。这个党必须首先消失，才能再次重生并完成转型吗？
“价值观右翼”这个说法经常被提及。您觉得这个说法中肯吗？
不。这个说法意味着从共和党到国民阵线的右翼可以在价值观上达成一致进而联合起来——这些价值观包括传统，包括身份认同，还包括什么我也不知道。这是当前的一大诱惑，是玛丽安•马雷夏尔-勒庞[4]勾勒出的前景，她呼吁一种由右翼共享的“保守主义”。对于共和党来说，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接受这个说法便会落入新总统设下的陷阱！因为反对自由主义而成为“价值观右翼”的保守派们正在重演1789年的一幕：在自由主义的浪潮面前，他们出逃并在外部展开斗争。1789年后的反动派们拒绝与共和国达成一切妥协，因为死硬立场而信誉扫地，如今这些保守派也一样，试图联合起来以捍卫“价值观”，但这么做并不能推进你们的价值观，反而会使其僵化因而丧失信誉。同时，这也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错误。保守主义在这种说法中遭到了严重扭曲，它本来不仅与自由主义和温和立场为友，更与身份主义的观念格格不入。保守主义是埃德蒙·伯克，而不是查尔斯·莫拉斯[5]。
难道经济自由主义不是必然带来社会习俗上的自由主义吗？让-克洛德·米歇阿[6]便是这么认为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就应该陷入最不羁的放纵之中。美国的那些清教徒呢？马克斯·韦伯笔下的新教徒呢？历史向我们证明了相反的事情：人是自由的，认为经济自由主义会导向社会习俗上的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是错误的。当然，我刚才列举的社会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浓重的宗教行为之上。但破坏了信仰基础的正是经济自由主义这一点仍有待证实。不过，我承认自由主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更，丹尼尔·贝尔和齐格蒙·鲍曼这些作者都表明：规范的、因循守旧的资本主义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流动性的资本主义。所以，如果你是自由放任者，你完全可以适应这个流动性的自由主义。
这些表现的确可能同时出现，但它们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成立，而且绝不是无可避免。做一个自由放任者，意味着认为自己在习俗上的个人自由总是优先于对他人的道德义务。但如果认为其他人是可以互相买卖租赁的、他们只是实现自己个人满足的工具，这不是什么亚当·斯密的门徒，而是丧失了道德底线。
人们总是不停提及“被遗忘者的法国”，这部分法国似乎总是投票反对“执政党”（共和党、“前进！”、社会党）。中下阶层的投票是否注定是反抗性投票？
我不喜欢“被遗忘者的法国”这个词，它太不精确。在某些人口中，这个法国就等于是普通民众的法国。但其实，普通民众的法国——我通过我的爷爷奶奶对这一部分法国有很多了解——并不总是由一些随波逐流的人组成，这些人只是其中一部分。“不屈的法国”和国民阵线告诉我们，普通民众的法国饱受自由主义之苦。而这根本就是错的：经济自由主义让我们的社会在整体上繁荣起来，而普通民众也从中受益。但是，自由主义带来的利好是全体的、分散的，而它带来的损失则是可见的、定位清晰的——这便是“被遗忘者的法国”，那些不具备自由化世界所需的适应能力的人。自诩为这部分法国代言人的人说不出口的是：拒绝自由主义未必会使“被遗忘者的法国”更加繁荣，却会让我们所有人更加贫穷。那怎么办？当然要依靠丰富的公共服务，但这不够。这部分法国想要被尊重，包括在他们的价值观和执着之中。左派与右派都没能理解这一点：左派把他们视为“社会境况”的受害者，而认为一切都取决于努力的右派则倾向于把他们看作是“吃救济的人”。但生活中并非一切都取决于努力或取决于社会境况：成功很大一部分来自偶然，来自我们天生的禀赋。尊重“被遗忘者的法国”要求我们承认：我们能够处在“胜利者的法国”之中，也是因为我们很走运。
译注：
[1] Laetitia Strauch-Bonart，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政治学院、目前在英国伦敦玛丽王后大学做博士生。她是法国《Le Point》和英国《Standpoint》杂志撰稿人，2016年曾出版《您在说保守主义者？》（Vous avez dit conservateur? Editions du Cerf），向法国读者介绍在法国相对陌生的保守主义传统。
[2] Contribution sociale généralisée (CSG)，90年代起征收的用于为社会保险体系提供资金的单一税，税基广泛，囊括工资、失业金、养老金、资产收入等等。
[3] Luc Chatel，共和党政治人物，萨科齐总统任期内曾担任教育部长、政府发言人。
[4] Marion Maréchal-Le Pen，国民阵线议员。她是国民阵线创立者让-玛丽·勒庞的孙女，现主席马琳娜·勒庞的侄女，被认为是国民阵线中右倾保守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
[5] Charles Maurras，1868-1952，法国评论家、文学家、政治人物，他发展出了“整全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e intégral）理论，深刻影响了法国一大批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精英，被认为是法国极右翼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
[6] Jean-Claude Michéa，法国哲学家、评论家，研究乔治·奥威尔思想、法国左翼史等。他批评进步主义，反对自由化，认为经济和道德上的自由化已经使左翼背叛了19世纪末的社会主义理想。
编辑：杜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