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4丨人物志：吴恩远先生访谈录

吴恩远教授

 人物志 

外国史研究须思路清晰  

史料详实  洋为中用

——吴恩远先生访谈录

匡列辉

湖南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2年第4期】

吴恩远先生，1948年出生于重庆北碚。1977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后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史学硕士、博士学位。曾在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历史系、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生毕业后曾在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单位工作。2004-200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2008年任世界历史所所长，200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2000-2005年任中国苏联东欧历史研究会理事长。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被社科院授予突出贡献专家。2001年在莫斯科当选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俄国革命史委员会共同主席，2013年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授予名誉博士称号。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部学术委员，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特聘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恩远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长期从事俄罗斯历史、国际共运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苏联史论》等专著，主编《苏联兴亡史纲》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在俄罗斯科学院《祖国历史》《莫斯科大学学报-历史卷》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2021年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出版《吴恩远文集》12卷。

进行历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详尽地占有史料，运用历史分析、阶级分析和逻辑分析等方法系统地深入研究，才会得出科学的结论。中国学者研究外国历史，要突破语言的限制，熟练掌握好研究对象所需语言，尽可能去获得第一手资料。我在招博士研究生时，一般都会习惯性地先看看考生所学的语种。因为研究者只有详尽占有可靠的第一手历史材料，才可能在反复的比较研究中，去芜存真，披沙沥金，形成正确的观点，做到“论从史出”，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与规律性内容。

比如，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产生的新的阶层——“耐普曼”，一般人对这个词并不熟悉，但在苏联工业化时期主要是围绕消灭“新资产阶级耐普曼”的斗争，研究这个问题的学术意义特别大。当时在苏联及中国史学界对耐普曼的研究存在着较大分歧：首先，耐普曼由哪些阶层组成?一些权威机构，如苏联国家计委、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和一些权威人士，著名学者对构成耐普曼组成的阶层认识是不同的；其次，他们对耐普曼总人数的估计也不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一书的作者认为耐普曼约10.5万人；时任苏联国家计委领导人拉宁认为其占全国居民总数约72万人；著名科学院院士Ю.波利亚科夫认为耐普曼约118.3万人……由于对这个阶层的人数、社会经济地位评估不同，必然对耐普曼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评价也不同。

依据详实的档案材料，我考察出耐普曼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以及社会分配中所占的比例和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等，澄清了关于“耐普曼”研究中这几个问题：第一，耐普曼的组成包括以经商、食利等个体收入为生的人，如各类私商、供给者、中介者、经纪人、食利者等；拥有雇佣工人的工业、建筑业、运输业、服务行业……等各部门的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大约330万人；第二，通过考证当年这些人的生存状况和具体收入水平指出：占耐普曼总数不到5%的企业主、经纪人、大商人、食利者的收入明显高于其他阶层，而占耐普曼总数95%以上的小商人、小业主、自由职业者等阶层的平均年收入却大大低于他们，而与苏维埃工人、职员的收入相差无几；第三，根据他们的经济地位，肯定了他们在恢复苏联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由此提出当年苏维埃政权把他们看成“资产阶级”的论断不够准确，证明了列宁当年提出新经济政策和利用非公有经济恢复因战争损害的国家经济状况方针的正确性，也回答了国内外学界对于“耐普曼”的构成、经济地位、阶级地位和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各种争论。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不仅受到国内许多学者的赞同，《人民日报》撰文介绍其中主要观点，更是受到俄罗斯同行高度肯定和重视，俄罗斯最权威的俄罗斯科学院《祖国历史》刊物（2001年5期）发表了该文；俄罗斯教育部2008-2009年度部颁《俄罗斯历史》教科书，在教授俄罗斯历史“新经济政策”时期，把这篇文章指定为7篇教学参考文献资料中的一篇，这是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俄罗斯获得的比较高的待遇。

“十月革命”对于俄罗斯学界可以说是非常熟悉的课题，这方面的论著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不过分。中国学者如何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取得突破?

苏联解体不久以后，国内外史学界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产生了极大的争论，相当一部分论著认为十月革命搞糟了，甚至成为苏联解体的“原罪”。我认为必须遵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这个问题。我撰写了《十月革命：必然性、历史意义和启迪》一文，发表在俄罗斯颇有影响的《莫斯科大学学报·历史卷》2000年第5期。大家知道，在苏联解体之初发表正面肯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如果没有更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和足够令人信服的资料是难以刊登的。我利用了当时个人所能穷尽的俄语、英语、法语、德语的第一手资料，采取了现代化的研究方法和历史比较分析方法，即以世界通行的现代化指标分析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与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一是纵向比较，把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和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状况与战前1913年的指标进行比较。当时西方主要经济发展大国都是在处于和平时期的情况下，英国和德国工业生产产值也未能达到1913年的水平，美国的增长率为10.2%，法国的增长率为7.6%，苏联的工业增长率却是沙皇俄国的四倍。二是横向比较，到1933年，世界上没有一个主要经济体达到1929年美国大萧条前的水平。这些国家的工业生产平均下降了25%，而在此期间苏联的工业产值却增长了一倍多。

至于用现代化指标衡量苏联的文化教育发展速度，更是领先资本主义国家。到40年代初，苏联已经从旧俄文盲占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度，转变为全民的识字率已超过80%。苏联大学生人数已经达到81.2万，超过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几个国家大学生人数总和。从而以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十月革命确实推动了俄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库库仕金院士对这篇文意义评价道：用历史比较和现代化研究的方法，在西方和俄罗斯史学界还少有像这样分析十月革命的文章。

《苏联史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论是中国学者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所必须掌握的基本方法，这一方法是帮助我们清晰观察历史发展过程、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很多国外学者都不具备、或者不愿意掌握这个方法，就难以准确认清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因此中国学者坚持史学研究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也能够在外国历史研究领域占领一席之地，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我以对苏联模式的评价和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具体谈谈这个领域的研究。

关于对“苏联模式”的评价。

苏联解体之际，由于戈尔巴乔夫“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影响，全盘否定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也称“苏联模式”）思潮，成为当时俄罗斯社会意识形态主流。戈尔巴乔夫认为：“在（苏联）那些年代里形成的靠行政命令办事的管理方法，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危害极大的影响。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在于这一体制。”1改革的目的就是与具有70年历史的斯大林模式决裂。所以在1990年代苏联解体之时，正面评价苏联历史、苏共领导人的人数在多次全国民意调查中所占比例很低，甚至不到10%。据俄罗斯1991年初的民意调查统计，苏联政府的支持率仅有13%，不支持率达73%;而苏共的支持率仅有14%。那时候俄罗斯多数人认为70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已经丧失了发展前景，“就像一个癌症晚期病人，已难以救药”，任谁也挽救不了这个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

我在2000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论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一文，就反驳戈氏的论点。文章指出实践是评价苏联社会经济体制，即所谓“苏联模式”最为重要的标准：该体制是否促进了社会进步和发展（通过量化评价体系体现）;该体制能否解决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实现工业化、抗击德国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综观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戈氏对苏联历史的评价严重脱离社会发展实际。文章通过列举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成就的详实史料，写道：“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一方面在执行中有很大的错误，但必须看到事情的另一方面，即它在促使俄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化社会过渡所起到的建设作用，尤其从历史发展的潜力来看，它对后来战胜法西斯德国、捍卫了苏联领土的完整并使人类免于遭受希特勒的种族迫害所起的巨大作用。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经验的情况下，当时只能摸索着前进。如果从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的角度，不加分析指责当时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决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事实也充分证明，苏联如果不是利用“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的优势，是不能在国家资金和物质极其短缺的条件下，短期内就能集中调动国家有限资源实现工业化、打败穷凶极恶的法西斯侵略，从而拯救自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的。

此后我还写了多篇关于“苏联模式”评价的文章，总的特点是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以详实的史料凸显包括斯大林之后50-80年代苏联社会的真实状况。这个时期在苏联解体以后往往被称为“停滞时期”。一方面，社会的确存在许多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改革的弊端，但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的规模、科学文化健康指标等社会发展的数据证明：那个时期也取得巨大成果，从而使苏联成为与美国比肩的全世界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我始终认为，对苏联模式必须坚持辩证分析的态度，决不能采取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

这些文章发表后引起社会很大的不同反响，争论很大，甚至一些俄罗斯学者与我就苏联模式展开激烈的争论。但苏联解体30多年后的今天，俄罗斯民众历经苏联解体的悲剧重新评价苏联社会。现在多数俄罗斯学者也赞同了这个观点，多次关于苏联时代评价的民意调查结果证明：大多数俄罗斯人正面评价苏联时代，如最近2021年9月的俄罗斯民调显示：高达62%的俄罗斯人希望回到苏联时期的体制。

这就说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苏联模式，一切从苏联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才能准确评价苏联体制的作用。就是说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方法，即使是在外国历史的研究中，中国学者也是可以坚持正确观点与之展开对话的。

关于苏联解体原因。

在俄罗斯和我国学界一直存对苏联解体是现实因素（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的错误）还是历史因素（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为主的争论。一些人认为苏联解体“主要原因在于具有70年历史的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这也是当时国内外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

我在《莫斯科大学学报.历史卷》2007年第4期发表《苏联解体原因：中国学者观点》一文，就苏联解体原因写道：苏联解体是由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既有政治经济的也有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在导致苏联解体的多种因素中肯定有一种主要的因素，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执行的错误路线。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指导思想的最显明特征是背叛和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28大制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修改苏联宪法、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就是最明显证明。戈尔巴乔夫没有连续性的、全盘西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不但没有实现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反而造成生产下降、国民生活水平降低、以及群众对党的领导人的不满，最后导致了国家的解体。

有研究者否认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应承担的主要责任，认为戈氏的责任只是直接意义和浅层次上的，是表面性的，属于导因性质。这些人坚持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苏联体制，称无论是戈尔巴乔夫或是其他什么人谁也无法挽救这个体制。但是这种错误的观点甚至连后来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不能接受。2006年在他75岁生日时，有人问他，如果不搞改革，您现在在干什么?他回答说，当苏共中央总书记，在他执政的时期，体制也还是足够稳固的。俄罗斯新版历史教师参考书就此指出：当时的苏联体制百分之百地可以抵御外来危险，那么，不论是相对于西方的科技落后，还是由经济缺乏效力引起的经济困难，本身都不能导致体制的更迭。

戈尔巴乔夫对苏联解体的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还可从法理上进行更明确的分析。1990年3月1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基本法）修改补充法》，对苏联的总统制作了如下规定：苏联总统的职责是：（1）对维护苏联公民权利和自由、维护苏联宪法和法律起保障作用；（2）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实现苏联民族国家制度原则。显然，戈尔巴乔夫没有履行苏联总统的职责，从法理上必须承担苏联解体的责任。

我的文章是苏联解体后较早在俄罗斯学界发表中国学者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论述，在俄罗斯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多种报刊转发了这篇文章。现在俄罗斯大多数人也把苏联解体的责任归于戈尔巴乔夫。说明只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也能写出与国外学者争鸣的文章。

《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认真学习和全面了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特别是中共党史、新中国发展史，社会主义改革史这“四史”是党中央的一贯要求。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就深刻阐明了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发展的不平凡历程，强调要通过学习，坚定理想信念，倍加珍惜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朝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前进。2020年1月他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强调，要将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与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深化理论认识，提高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我在2021年上海社科院《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刊物第9期发表《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理论和实践的相互联系》一文，提出在“四史”学习中，应当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紧密结合起来学习，因为“四史”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理论和实践联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历经500多年，作为其组成部分，以《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标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有170多年历史。但“四史”之间存在何种联系?加强认识它们之间的联系有什么意义?在文章中我认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得以建立，从此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道路。所以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从国际共运兴衰史中吸取深刻教训，以史为鉴，保持头脑清醒，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辉煌成就又使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入到崭新阶段。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对苏东剧变做了理论分析的是中国共产党。我在文章中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原因分析；对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错误理论的批判；总结苏东剧变教训，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等结论，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理论发展的重大贡献。还要特别指出：我关于苏联解体问题上的很多研究都是得益于我们党中央于此英明判断的启示。

早在1990年前后阶段，苏联还没有解体，戈尔巴乔夫还在位时，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或学者预见到了苏联解体，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在密切关注着苏东悄然发生着的剧变。在党中央的高度关注下，当时在中央政治局研究室就设立了研究苏东局势变化的小组，经常组织学者探讨苏东国家剧变原因和发展前景，深刻分析这些国家变化的思想根源，我也几次受邀参与讨论。1990年苏共中央举行二月全会，提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中央有关方面立刻就注意到这一动态，并及时指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已经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其实质是，否定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改变共产党的性质，放弃了共产党的先锋队和执政党地位，推行西方议会民主政治。在国际共运史上，这是第一次由一个大党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目标做出批判，有力揭示了在戈氏指导下苏联已经向西方资本主义方向演变的实质。

1991年苏联“8·19”事变以后，党中央更是敏锐预见苏联的社会经济、政治、民族矛盾等将继续恶化，政局将更错综复杂、动荡不安到不可控制。苏东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预判。苏联解体以后，党中央领导及时总结了其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在于：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这个教训总结得十分到位，发人深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深入地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这一重大事件给以辩证分析，既肯定了苏联模式的历史性贡献，又指出随着时间推移其弊端日益暴露。在西方等各种势力的强大攻势下，所做的一些调整偏离了正确方向，最终导致政权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曲折。所以，我们必须从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中吸取深刻教训，时时警醒，居安思危，防止重蹈苏东剧变覆辙。

从中国的学术传统来看，学者的著述学术水平及其学术成就，大多都是后来的研究者对前人进行评价。在中国古代，孔孟、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等学者的学术地位多是后人根据其学术作品及学术影响力赋予的。这些评价与个人荣誉和功利关系都不是很大。但是在当下，一些学术论著的评价往往与荣誉和功利牵扯在一起，似乎文章的深度取决于学术官衔或职称高下。我认为，衡量一个学者的学术地位，或许应包括这几个方面：第一，能否提出该研究领域有学术价值的新论点，此后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不论是支持或者反对者，在论及这个题目的学术前沿时，一定避不开你最先提出的论点，这就证明了你提出的论点具有的学术地位；第二，该领域学界对你的文章的社会反响程度，表现在不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会对你的文章进行评价；第三，能够引领新的学术方向，很多人会继续跟踪你的论文题目，把该题目领域的研究开拓和深化。

好的。我举我所研究的几个问题作例子具体说明一下。

比如，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

1990年我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就立项了研究课题：“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当时苏联尚未解体，但在这些国家确实发生了急剧变化。这或许是全国最早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进行研究的课题之一。2000年我们世界历史研究所举行“苏联解体原因”的国际学术会议，当时被邀请参会的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学者表示：他们当事国本身还没有很好的研究这个问题，中国学者们对此研究走在了世界学界前列。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课题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

又如，关于苏联“大清洗”问题的研究。

在俄罗斯历史的研究中，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运动中究竟抓捕了多少人，杀害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国内外学界一直是争论不清的问题。此前社会上流传较多的说法是西方的观点，英国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认为在1937-1938年有700-800万的人被判刑。他还认为在1939年底关押在苏联集中营和监狱的人数不少于900万。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认为在斯大林时代“有数百万人惨遭杀害”，受迫害的人数“可以绝对有把握地估计不少于2000万，可能高达4000万”。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斯大林杀害了2000万人。

针对苏联大清洗人数的纷争，我通过查阅苏联大清洗原始文件考证了大清洗镇压的范畴：文章首先从概念考证入手，分析了中文“镇压”一词确实有等同“枪毙”的意思；而俄文“镇压”含义更广泛，包含枪毙、关押、流放等几种镇压形式，指出如果把苏联“镇压”总人数理解成中文“枪毙”的总人数，就大大夸大了被枪毙的人数；同时考证了被镇压人数的“范畴”：包括有政治犯和刑事犯，其中政治犯人数仅仅占总人数20-30%，而抢劫、杀人、贪污等刑事犯，这是任何社会都要镇压的人，不应当归于因政治犯罪统计的人数。这样，得出最后结论是：苏联30年代被枪毙的人数是68万左右，判刑的政治犯是130-150万人左右。2001年我将研究成果《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考》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上。

对斯大林时代“大清洗”的评价，甚至是造成苏联解体的一个因素。由于这是最初考证苏联大清洗人数的文章，所以论文发表后，在国内不仅引起苏联史学界、包括政治学界等范围很大震动和反响，中国历史研究最权威期刊《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竟然罕见的同时发表两篇关于“大清洗”的文章与我商榷；《新华文摘》也同时摘译了双方论战的主要文章。当然，我们说文章要引起注意，不能仅仅是提出新观点，而且应当是经得起检验的观点。2006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带来一套赠送给中国的俄罗斯国礼：全套新修订版《俄罗斯百科全书》，书中词条都是代表俄罗斯官方认同的观点。《俄罗斯百科全书》有“苏联”条，包含有关于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的统计资料，和我的关于大清洗人数的数据基本完全吻合，说明我的文章和“词条”的数据都是同一个档案来源。只要遵循严谨治史方法，中国学者也能够达到与研究对象国学者一样的高度。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2003年学界围绕我写的关于《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文章的争论。

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宣布实行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但成效不明显。他将经济改革成效不明显的原因归究于党内存在“阻碍机制”。于是，从1987年开始，经济改革转向政治改革，制定了“公开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纲领。在思想文化领域，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特别是全盘否定斯大林成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引起苏联社会、政治、民族、宗教等领域发生激烈冲突。对社会事态的不满最终形成了政权体制的尖锐危机，最终导致亡党亡国。但苏联解体带来的悲剧性后果必然引起广大俄罗斯民众对苏联体制的怀念，特别是重新肯定斯大林时代在实现国家工业化、打败法西斯入侵的伟大功绩。我敏锐注意到俄罗斯这个学术前沿动态，在2003年《历史研究》上发表《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一文，分析了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的原因在于：对斯大林主义兴趣的增长和试图重新评价苏联历史是俄罗斯现实存在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反映。可以说500年来俄罗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衰弱。俄罗斯的年轻人比其他人更敏锐感受到国家的衰落和混乱，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希望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感情。在这样的条件下就萌生了对斯大林时代的向往。俄罗斯学者认为：目前俄罗斯明显跟不上全球化步伐，全球化只属于大国、强国。因此，那些要求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具有“刚性”一面思想的人将促使新的斯大林主义在俄罗斯形成。文章还指出：重新评价斯大林的现象不仅在民众中，还表现在俄罗斯的官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言行中；重新评价斯大林的实质在于：由于今天俄罗斯遭受着贫穷，人民因此把视野转向苏联历史光辉、强大的一页和领袖斯大林。只要扼住俄罗斯的咽喉的手没有松开之时，斯大林就会在所有人的心中活着。

文章发表后也引起学界极大的反响。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刊物连续发表几篇与此争论的文章，不同观点的尖锐交锋有利于学界研究的繁荣，推动了国内对斯大林问题的研究。

那么，我提出关于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的现象是否存在?这是论战双方争论的焦点。

2017年7月1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斯大林的评价指出：以往存在过分妖魔化斯大林的情况。这是西方攻击苏联和俄罗斯的手段之一；斯大林所作所为都是顺应时代的需求；攻击斯大林就是攻击苏联和俄罗斯。2019年4月16日俄罗斯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人对斯大林历史作用正面肯定的评价已经打破历史最高水平，高达70%的俄罗斯公民倾向于积极肯定斯大林，只有19%的受访者表示对斯大林持消极态度。这就说明我在2003年文章中对这个情况的分析和述评确实是符合俄罗斯史学界的情况的，也拓宽了我国史学界新的学术研究课题和方向。

对世界现代史、俄罗斯历史研究贯穿了我这些来年的治史生涯。在研究过程中，不回避历史和现实问题，而是力求以详实的史料、充分的证据、客观的态度、理性的思考和精炼的语言来进行重大理论问题的探寻，形成自己的观点，还原历史真相，启迪学人思维。下面简单地介绍我研究成果在国外的一些情况。

这些年，在俄罗斯权威刊物，如俄罗斯科学院《祖国历史》《莫斯科大学学报-历史卷》《选择》《自由思想》《全球化治理中的俄罗斯》等杂志，及俄罗斯科学院出版的《20世纪的俄罗斯》（论文集）等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论耐普曼的性质和作用》一文，多次被俄罗斯、乌克兰指定为历史教学参考书目。俄罗斯科学院学者卡列诺维奇在《中国学者论俄罗斯》一书，多次引用我评价斯大林、戈尔巴乔夫的观点。美国《历史文摘》《华尔街日报》日本《社会主义》刊物等国外学术刊物也有介绍我的苏联历史研究的文章。我应邀在俄罗斯科学院《经济与社会变革》《远东问题》等杂志担任国际评委，并当选俄罗斯科学院“东亚和平、安全、发展国际学术委员会”成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在邀请我担任国际评委信中写道：“您在东北亚、中国和俄罗斯学界都很知名，您的加入将会显著提高我们杂志的权威性”。2013年俄罗斯驻华大使拉佐夫在我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写的贺信中写道：“多年以来，您从事俄罗斯历史研究工作，为增进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加深相互理解，加强两国政治互信做出了贡献。”国际俄国革命史委员会第18届会议上把我选举为四个共同主席之一，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该国际权威学术组织任职。2012年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授予名誉博士称号，在授予我“名誉博士”的决议中写道：“吴恩远教授多年来在俄罗斯历史研究中做出了卓越贡献”。

2021年12月30日俄共中央委员会决议关于出版《吴恩远全集》。决议指出：“根据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计划于苏联成立100周年之际，出版收录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原所长吴恩远同志的文章的《吴恩远全集》12卷”，表达了对中国学者能够辩证分析苏联历史的肯定与尊重。2022年5月《吴恩远全集》第一卷第一册（《关于苏联历史几个争论焦点的真相》）已经由俄罗斯《祖国》出版社在莫斯科出版。第一次印刷5000册书已经卖光，已经第二次加印出版。这些事例说明，按照正确的研究方法，中国学者的外国史研究成果也能在研究对象国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历史研究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8月在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就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中国历史学自古以来就有以史为鉴、古为今用、资治通鉴、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我们应注重利用自己的学术专长：在选题上，结合当前现实来确定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有重大影响的课题；从对当代问题认识的角度阐述历史上的问题；以史家的眼光、史家的方法研究现实问题。这样不仅能拓宽研究领域，也进一步发挥了史学社会功能。这些年，我主持了本专业研究领域的一系列重大科研项目。如，作为第一首席专家主持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教材对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做了介绍和分析，回顾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深刻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世界各主要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的发展历程、功过得失做了客观评价。在时代主题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教材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做了展望，论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为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一部重要的理论教材。教材对深化青年一代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好地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具有重要教学指导意义。

2021年，我参加中宣部组织编写《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简史》，担任第二首席专家。该书作为中宣部推荐全国学习的“四史”之一。2021年6月习近平在《求是》第11期发表《学好“四史”，永葆初心，永担使命》一文，要求全党“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力行”。8月30日月新华社电讯对包括本书的“四史”重要性给予了中肯评价。认为“四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论述，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深刻、简明地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砥砺奋斗史、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壮阔实践史、社会主义500多年探索发展史，对于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更好学习理解历史、树立正确历史观，更加自觉地坚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我作为主要作者参与了《苏共亡党20年祭》六辑电视政论片写作。该片运用大量历史文献和亲历者采访叙述，对苏联亡党亡国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给人以更真切和深刻的历史启迪。有助于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鉴往知来，正确认识和评价苏联解体这一重大事件。对于教育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汲取苏共亡党惨痛教训，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不移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很强的警示教育作用。该片经中央领导批示作为发行全国的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教材，播出以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使观众们在了解历史真相基础上，还能获得自觉把握现实，清醒而满怀信心走向未来的力量。

《苏共亡党20年祭》画面截图

在2017年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五次会议提交《隆重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提案，被中宣部采纳。2017年9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大会，我在大会做《苏联解体教训与坚持十月革命基本原则》报告。报告指出，一些人把苏联解体归咎为十月革命的“原罪”，把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联系起来。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苏联解体根本原因在于违背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背离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最后酿成严重社会动乱所致。报告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认同。

我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世界社会主义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4卷本）;作为副主任参与主持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世界历史》（38卷本）（该书获得国家图书馆奖提名），并主编其中《中国与世界》（5卷本）;等等。在推动世界现代史、俄罗斯历史学科建设和研究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

以上成就的取得实事求是地说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得益于我的单位、教师和同事们的关注、支持和培养。历史学研究是大有可为的大学问，具有资政育人的重大社会功能和作用。历史学者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紧密联系时代，深入研究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的历史与现实，深入思考与应对时代问题与挑战，就能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积极回答社会实践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热点问题。

学者作为社会的人，需要掌握和精通专业知识，必须在自己所研究的那个知识领域尽心竭力、殚精竭虑并有所创新推进，为之做出贡献，这是他的学术使命和学术责任。另外，他也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具有民生情怀，把自己所掌握的全部知识技能服务于社会和人民。古话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是有道理的。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他在讲话中勉励全国学者要“深入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我在2013年至2017年担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就有关国计民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提出一些提案并获得重视和解决，下面谈谈我曾提出的三个提案。

一是关于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举行阅兵式的提案。中国是全世界最早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早在1931年日本法西斯发动入侵中国的9.18事变后中国人民就举起抗日战争的大旗，并以抗战14年，死亡3500万人的代价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多年来却没有纪念战胜日本法西斯的“载体”。因此在2013年、2014年全国政协提案中，我都提出建议在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日本投降日举办胜利阅兵式，并邀请当年盟国军队参加。这不仅是为了展示军威、国威，更是为了表明中国人民是抗战胜利的主力军，大张旗鼓地在年青一代中光大反对侵略、热爱祖国、自强自信的优良传统。这些提案帮助促成了2015年9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

二是绝不能让子孙后代头顶高悬“北约”达摩克利斯剑。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是冷战产物，它因具有政治、经济、军事手段而力量强大，行事肆无忌惮；最大祸害在于美国、英国这些国家结伙抱团欺凌不听他们差遣的国家，维护集团成员国的利益。北约的目标是建立全球的霸权，凡有能力阻挡北约称霸的国家，如中国和俄罗斯就成为它的敌人。只要北约不解散，凡非北约国家的子子孙孙头顶都得悬挂北约达摩克利斯剑。在2017年全国政协第十二届第五次会议上，我就提出了《绝不能让子孙后代头顶高悬“北约”达摩克利斯剑》的提案，指出必须制定分化、弱化北约、直至最后消失其作用的近期、中期和长期战略。这就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团结、联合抵抗北约的力量，形成至少世界范围能够与北约抗衡的统一战线。

三是保护起重机行业农民工生命和利益。随着房地产业和工业建筑的飞速发展，建筑起重机械的年产量也急剧上升，市场保有量不低于60万台。从事该行业的操作工人大量增加，全国保守估计在200万人以上。建筑起重机械相关的重特大事故已排到建筑工地重大事故原因的前二位，并且这种趋势目前仍在继续，没有得到有效遏制。鉴于此，我提出《加强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及为操作人员（农民工）强制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提案，责成国家有关部门加强对建筑工地建筑起重机械管理者和使用者的监管，要求建筑起重机械的产权人为每台设备和为每位设备操作人员（大多数为农民工）强制购买意外事故保险。提案受到国家有关建筑单位的重视并给以积极答复。

我举这些例子就是想说明，当今时代的学者既要弘扬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坚守勇于创新、严谨求实的学术风骨，把个人理想自觉融入国家发展伟业，在自己的专业孜孜求索，取得创新突破。同时，要脚踏中国大地，肩扛社会责任，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土地上，积极发挥专业优势和智力优势，针对国计民生深入开展前瞻性、战略性研究，提出专业化、建设性、切实管用的好建议和意见，为社会发展贡献应有的智慧和力量。

我经常和我的学生讲，从事历史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是很辛苦和枯燥的，但乐在其中。

首先，在思想上要有长时间坐冷板凳、吃得苦的准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只有十年磨一剑，才会出真学问。

其次，是必须要有严谨求真的科学精神。历史研究特别注重史料的详实、资料的辨伪、确定的考证，在反复的比较中去粗存精、弃伪存真，了解历史真相。比如，我比较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与发达国家主要经济文化指标的变化，发现1910年德国的中学生人数低于当年大学生人数，很明显这个数字不确。于是请教德国驻北京艾伯特基金会的人，对方因不是历史专业学者，他们又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馆请教德国国内的有关历史学家，最后查证清楚了那年的中学生准确人数。同时这篇文章为了取得准确的第一手资料，我没有引用当年苏联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加俄文著作《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比较》中的数据。我懂俄文，引用其中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就很方便，但苏联解体后很多人认为原来的苏联统计数据有“夸大”的嫌疑。为了“避嫌”，该篇文章引用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方面数据全是英文、法文、德文原文，为此我专门请教了以上外语专业方面的专家，以求得数据的准确。这个工作量不小。又比如，我为了研究十月革命对俄国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几乎用了半年的时间上门求教，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朱庆芳、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王诵芬老师为师，学习社会学、统计学的方法，掌握了十月革命评价的基本事实。

最后，对年轻学者也要提出一点建议，越是进行艰苦的学术研究，就越要有好的身体作保障。无论研究和工作多忙，每天都要拿出适当的时间来进行身体锻炼。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四川大学学校足球队的主力队员，那时几乎天天要踢几脚球，运动运动，人的精力就非常旺盛，做起学术研究来就有使不完的劲。年纪大了以后，剧烈运动参加得少了，就打打乒乓球，游游泳，天天坚持，从不间断。一个学者有了好的身体，他的学术研究之路就会走得更顺畅更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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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金嵌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