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选自上海科技出版社《科学》杂志，2007 年第 6 期
编者注：
王浩
（1921—1995）
，20 世纪杰出的逻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1943 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数学系，后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研究生，1945 年毕业。1948 年获哈佛大学理学博士。他是华人学者的优秀代表，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1952 年当选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1983 年获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与美国数学会共同授予的首届“里程碑奖”（Milestone Award）。1987 年被清华大学聘为荣誉教授。以下是我国数学史研究专家张奠宙教授在 1991 年专程到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访问王浩先生的记录。
张：
请谈谈早年的学习生活。
王：
我父亲是王祝晨，中学教员，教历史、国文，当过济南第一中学的校长，也是第一届山东省的人民代表，在山东省有些名望。思想左倾，和鲁迅是同时代人。当我是初中生时，就让我啃唯物史观、辩证法，可是我读不懂。辩证法是高级的思维方法，孩子没法理解。恰巧那时读到金岳霖先生的《逻辑学》，觉得那个好懂，一步一个脚印。于是立下攻读哲学的意愿。
王浩先生
抗战开始，我考进扬州中学，后来又转到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只读了一年就撤退到长沙，最后在西南联大附中毕业。我要考哲学系，父亲不同意，所以进了数学系。可是我从大学一年级就选修金岳霖先生的逻辑课，三年级选哲学课，金岳霖、沈有鼎先生的课我都听了。
张：
数学课学得如何呢？
王：
我的数学也读得不错。杨武之先生讲代数，用的是狄克森（L.Dickson）的原版书，后来也讲过范德瓦尔登（B.L.Van der Waerden）的《代数学》，程度相当高。杨先生劝我专心数学，但我没有听，还是喜欢哲学。不过这些代数知识对我后来的研究帮助很大。1943—1945 年间，我是联大哲学研究所研究生，并获得硕士学位。那时联大的硕士水准和美国的博士水准差不多，要求很高。
张：
您怎样到美国去的呢？
王：
1946 年美国国务院有几个公费名额给中国，数学系和哲学系都推荐我，我就被录取了。到哈佛大学随奎因（W.V.Quine）教授学习哲学。那时哈佛的课程我在联大差不多都学过，而且用的就是原版。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著的《逻辑哲学论》，是沈有鼎先生讲的，所以到哈佛很适应。8 个月就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当时我不想拿学位，认为做学问就行了。可是导师说，学位是不值钱，可是你如果没有学位来说学位不值钱，人家就不相信了。于是用一年时间写论文，在 1948 年 2 月完成，顺利经过答辩。总共用了两年时间获得了博士学位。
张：
毕业论文水平如何？
王：
毕业论文没有多大意思。那时我的导师喜欢搞集合论和公理化体系，周围的人想搞，但是数学功底差，搞不动。我就把他们的实数公理拿来，用更少的公理推出更多的内容。导师很欣赏，称之为“精简的本体论”。也由于导师的帮助，毕业后还拿到 Junior Fellow（研究助理）的席位。这个席位只有权利没有义务，不必教书，只管做自己喜欢的研究，所以大家都想拿它。每年哲学系几个高年资的教授投票选 6 ～ 8 名年轻人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现在仍然如此。我是拿这个席位的第一个中国人。
张：
我注意到你在 1952 年就当选为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的院士。
王：
那是一个民间组织，大家推选。我的导师欣赏我，一推荐就当选了。那时人数很少，只几百人，现在多得多了。
张：
你后来怎么会去英国？
王：
我做完一年的“研究助理”，又得到 Society Fellowship（学会研究员） 的位子，接着还到苏黎世工作一年，前后三年，潜心做研究。1951 年回到哈佛教书。1953 年，父亲来信劝我回国，告诉我祖国大陆实行工业化，需要人才。北大马寅初校长也来信聘我为教授。我想，光是懂得一些哲学怎么对工业化作贡献？于是就开始关注和逻辑相近的计算机科学。这需要准备两三年。另外，中美关系紧张，朝鲜战争还在打，到英国去比较容易脱身。所以就接受了牛津大学的聘请，1953—1955 年在那里研究哲学和逻辑，实际上是用逻辑研究计算机科学，1955 年能够发表计算机方面的论文。1956 年起，他们聘我做 Reader，待遇不错。Reader 相当于准教授，薪水与教授很接近。一般是一个系设立三个教授，三个 Reader。我本打算 1957 年回国的，可是 1957 年国内反右运动，父亲被划成右派，回国事情也就搁下了。这样在英国待到 1961 年。
张：
听说您身在剑桥教书，就公开发表演说表示对新中国的支持，以至后来台湾不选您做“中研院”的院士。但是您是英国科学院的院士。
王：
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相当于自然科学院的院士。人文科学的学者则可以当选为科学院的成员。中国人当选的有陈寅恪、夏鼐、赵元任，我是第四个。
张：
后来还是回到哈佛。
王：
哈佛重视我在计算机方面的研究，给我戈尔登·马基（Gorden Mackey）讲座教授的名义，当时很轰动。我是第一个应聘为哈佛的讲座教授的中国人。
张：
从哲学转到计算机，这个弯子很大啊！
王：
其实所用的数学并不多，只不过那时懂点数学又能注意逻辑的人不多。因为刚刚开始，初创的东西容易受人注意，一时间声名鹊起。IBM 公司、贝尔电话公司先后聘我去兼职。在那里我做了一些具体工作， 有些已成为经典。例如“王砖（Wang Tile）”等，在物理学上也用得上。有一天，杨振宁先生打电话告诉我，在结晶学上用了我的结果。
我还因此得了人工智能国际联合会和美国数学会联合颁发的首届“里程碑奖”。
张：
可你后来又回到了哲学。
王：
本性难移。最终我还是回到年轻时向往的哲学研究。在哈佛很忙，博士生很多，要上课，指导很多论文。学生中有些很出名，如库克（S.A. Cock），在 P=NP 问题上贡献很大。
张：
您有华裔的学生吗？
王：
没有。许多留学生只做中国哲学研究，比较方便。但是我偏要研究西方哲学，而且还要影响西方哲学。如果我在 IBM 工作，也许会赚大钱，但是我的内心里不想做这类麻烦事。我有我的梦想：研究哲学。1967 年起，我希望钻进哲学的象牙塔里去。于是辞去哈佛的教职来到洛克菲勒大学，不必教书，只要写作，很合我的胃口。至今已经 20 多年了。杨振宁希望从普林斯顿的象牙塔里出来，我却希望能够钻进去，真是人各有志啊。
张：
您怎样和哥德尔开始合作的呢？
王：
1960 年代我们通过信，从 1971 年，则开始密切接触。我大约每两周一次，用一个半小时从纽约到普林斯顿，和哥德尔会见，谈一个下午，主要讨论哲学。因为懂逻辑、喜欢哲学，也知道一点数学的人不多，所以我是能够和他谈话的合适人选。我每次去，他都很高兴。哥德尔是想用数学改造哲学，把哲学弄成数学一样。这我不能同意，但是他的谈话使我受益匪浅。
我们开始时谈得很随便，我也没有记录，更没有使用录音机。后来渐渐地觉得应该记笔记，他也不反对，有时还把铅笔削好递给我。1987 年，我写成《哥德尔的反思》（Reflection on Godel），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里面有一章谈哥德尔自己的哲学，现在把它抽出来，另写一本书叫做《与哥德尔的谈话》，目前正在写作中。
张：
你的哲学偶像是谁？
王：
对我影响大的哲学家是康德、马克思。从师承关系来说，则是金岳霖—沈有鼎—王宪钧—王浩。他们三人都是我的老师。
张：
您的哲学思想能够简单描述一下吗？
王：
我主张的哲学可以说是“事实主义”，或者说“抓大事主义”，英文是 Factual。我觉得现在美国的哲学太专业化，弄得不是专家就没法懂得哲学。我的目标是搞超越专业化的哲学，不钻牛角尖。让年轻人对世界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和马克思的目标相近。不过哲学也不能空，既要用专业知识，又不能侵犯别人领域，这界限不容易划。无论如何，我不搞经院哲学。
张：
您怎样看数学和哲学的关系？
王：
我在 1950 年代到哈佛的时候，数理逻辑很热，我也被卷进去了。那时搞数理逻辑，50%数学，50%逻辑。现在是 90%数学，10%逻辑。哲学系的逻辑不行了。现在的数理逻辑，只是搞集合论的少数人懂，大多数人不感兴趣。我是把数学作为工具使用，我的哲学要能够概括现代的知识，做到通俗易懂。
张：
那么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王：
在 1970 年代我也很信马克思主义。比如消灭三大差别等等的共产主义思考是对的。不过后来我发现马克思主义需要一个“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却并没有这样一个阶级，很多道理说不通。毛泽东的哲学许多是对的，如果他到 1956 年为止，那是很伟大的。
张：
您对中国哲学研究有什么建议？
王：
现在两部分人对哲学和逻辑有兴趣，一部分是计算机科学教师，一部分是自然辩证法教师。我想帮助这两部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