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不了的都是远方，回不去的地方反而让人向往。这几年，发现附近、重建联结被反复提及，说到城市生活，没人不向往老街巷、老社区的烟火气。但有一个事情很矛盾，没几个年轻人愿意真的住在老社区的“老破小”里面。
有人曾为向往买单。维萧在北京十里堡的50年代棉纺厂家属楼住过一年，“夏天一楼楼道里每天都有一地死了的美洲大蠊”，“我睡觉前能听见隔壁打呼噜的声音”，“四楼的夫妻半夜12点上来敲门，说我们家猫吵”。
也有温情时刻。石井34岁离开北京，去重庆，在一个原电子厂小区住过，“邻居很好，会给我们送电影票，还有红酒，隔一两个月就敲门给我们拿点东西”。90年代的建筑，半新不旧，他当时和好朋友合租在这里，三楼，两居室被客厅隔开，互不干扰。“后来我们没要他们（邻居）东西了，那个红酒应该是假的，我室友（喝完）第二天吐了”。
维萧和石井之后都搬到电梯塔楼里去了。可能社区只是年轻人“叶公好龙”的梦想，“附近”可以在旅行中感受，现实更多需要在网上冲浪时，独自静静。在赛博和游牧的时代，我们还需要社区吗？这份需要，是作为场景和体验的消费需要，还是生活的“真”需要？
11月22日，第二届三联人文城市季，在成都麓山山顶广场的ARCH SPACE，第一场圆桌马拉松「游牧时代，为什么还需要社区？」，几位嘉宾尝试把这个事情聊明白。
第二届人文城市季马拉松圆桌第一场
ARCH SPACE
参与其中的四位嘉宾，尽管可以笼统地说都是从事社区相关的工作，但他们的实践方向和方法各有不同。
Mapping工作坊创始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何志森通过mapping工作坊观察与营造社区；
麓客社创中心执行理事长、CCC成都社群大会联合发起人褚云总被视为社群地产的实践者；
钥匙玩校创办人、好奇学习社区创办人池晓通过社区参与推动创新教育实践；
四川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教师、“意外重庆”联合发起人岳阳则通过行走和观察城市中的非正规空间，挖掘民间自发的艺术与营造。
圆桌从何志森的演讲开始，在主持人、三联人文城市&三联中读执行总编辑贾冬婷和四位嘉宾的对谈中进一步展开。
以下是圆桌马拉松「游牧时代，为什么还需要社区？」的文字内容。
何志森：
好像今天所有人都在聊社区，艺术家、建筑师、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都在聊社区。但是好像很少有一个论坛或者会议说，我们要讨论“什么是社区？”我们只是不断地挪用“社区”，把它变成一个非常人文的包装。
如果有一个关键词，社区会是什么？我是在客家土楼长大的，客家土楼是社区吗？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曾被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什么？她说，人类文明最早的标志不是陶瓷、铁器、或农业，而是一根愈合的大腿骨。远古的时候，一个人的腿摔伤了，他只能在地上等死。直到有一天，有人把受伤者拉回到一个没有猛兽的地方，照顾他，让他慢慢康复。
玛格丽特说，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关怀和守望相助的社会价值，这是文明的标志。所以我想提一个问题：社区是一种社会的价值吗？还是说它只是一个物理空间？
我母亲是一个知青，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就去到了客家，一个大山里面做支教。因为她经历过饥饿，经历过很多灾难，所以我妈妈在我非常小的时候告诉我，你帮我、我帮你，这就是社区。我小时候，家里人口多，粮食是非常紧张的，学生会从家里带来一袋米给我妈妈，我妈妈也会让学生在我家里吃饭。她常说，是社区救了她。
我的下一个问题由此而来：社区是不是就是一个相互帮助的地方？
今天，好多年轻人都在做社区工作，或者未来要从事社区工作。一个月前，有一个学生找到我，她是法学院二年级的学生，说非常喜欢社区，说她很孤独，需要邻里生活。
我问他：“如果你的邻居每天到你家玩，他也欢迎你去他家玩，合不合适？”她说不要。我又问：“如果设计的话，你需要怎么样的一种邻里生活？”她说，她渴望被看见，希望他的邻居能给他提供情绪价值。
我问她，到底什么是社区，为什么要从事社区工作？她无法准确说出社区是什么，但她觉得社区很重要。这是不是今天大部分年轻人对社区的感受：觉得社区很时髦，大家都在聊社区。所以我让她回去去采访她身边的同龄人，问他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社区是什么？第二个是：今天，需要社区吗？
10天之后，这位同学又来找我，看起来更困惑了。她采访了24个不同专业的学生，结论是：今天的年轻人不需要社区。她又问了这24个人：到底什么是社区？这个答案让我非常震惊，几乎所有的受采访对象对社区的定义跟认知是一样的：一群价值观一样、文化背景一样、生活方式一样、社会阶层一样，没有太大差异的人，和谐地生活在一个理想的、没有冲突的、和睦的空间里。
这是今天的年轻人的理解：没有差异性的社区。所以还有两个问题，我觉得需要讨论：社区是不是社群？社区有没有空间上的边界？
项飙提过“附近的消失”，附近是没有边界的。我也非常好奇，一个社区是否有空间上的边界。社区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是一种社会价值吗？
最近我在看一个真人秀，十几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被聚集起来，这些人的政治观点完全相左、女权主义和平权主义，保守的有钱人和没有钱的人......节目把这些人全部放在一起。白天，这些人在一个房间里面对面交流。这些人在线下交流的时候非常温文尔雅，理性友好。晚上，他们会在线上匿名交流，但节目展现了一个非常震惊的事实：当他们不是面对面交流，而是网上匿名交流时，每一个人都会变得极端暴力。
这个真人秀在对今天的人提出一个追问：为什么线下面对面的见面，是有力量，有意义的？
前不久耶鲁大学新任的校长Maurie McInnis在新生开幕的时候讲到了一幅挂在耶鲁大学美术馆的油画，这幅画的作者是Edward Hopper，他用这幅画去告诉大家社区的重要性。
Sunlight in a Cafeteria by Edward Hopper(1958)
咖啡店里两个人就这样坐着，他们离得很近，但没有说话。Edward Hopper描述的是20世纪中期的纽约。那个时候，好多美国人从乡村搬到了城市，住进了高楼。在这幅画完成之后的几个月，心理学界第一次提出了现代社会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叫“孤独”。
半个世纪之后，出现了很多社会关系的分裂、阶层的对立、人跟人之间的隔离问题，所谓“孤独的一代”。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里面讲过，为什么在现代社会里，人变得越来越极端？就是因为边缘性的孤独。
所以社区是非常重要的，如同Maurie McInnis校长在耶鲁发言的总结陈词：社区是孤独分裂和孤立的解药。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面对面的力量是非常好的？
前不久，我跟三联人文风土季合作，落地了一个工作坊，在河南中牟的大孟社区。我们在一个回迁社区里面做了一个很精致的社区花园，收集了很多村民们用旧的物品拿来种花。
好多的旧物是一个叫“王小妮”的奶奶拿来的。她七十多岁了，是一个靠捡废弃物品谋生的老人。她住在这个社区的一个棚子里面，每天工作就是去拉别人不要的东西。她生活还挺辛苦的，不愿意到社区里面来，因为好多村民不太喜欢她。
但是在她的家里，我们发现了特别多精美的手工艺品，我们非常惊讶。当王小妮奶奶聊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她非常开心，因为这些作品让她非常骄傲的存在。那个时候，她作为一个艺术家一样存在着。
所以，我们的学生想给王奶奶做一个博物馆，让村子里所有的人知道，她不只是一个捡破烂的人，她还会做非常有创造性的工作。
我们给王奶奶捡来的一个门板喷了漆，装了两个轮子，把她做的所有手工艺品放在了门板上，推着它沿着社区走了一圈。只用了几个小时，我们给王奶奶卖出去了近500块钱的手工艺品，我想她又会很开心的。
很快，村里的好多人都知道了，她不只是一个捡破烂的老人，她还有很大的创造力去做一些非常厉害的工作。后来，王奶奶总是在微信里问，能不能再去帮她卖这些东西，因为这个门板太重了，她一个人拉不动。所以两三个月之后，我又回到了大孟。王奶奶终于出现了，她去到了隔壁的社区，把所有手艺品也搬过去了。那天我们卖了大概1000块钱。
志愿者们为王奶奶建立的博物馆（奶奶原名“王淑琴”）
还有一个例子和家谱有关。孟广安大叔是大孟社区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他为社区的人整理家谱。有两位参与工作坊的学生希望能把女性的名字放到家谱里面，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最后，孟广安大叔跟他的两个孙女和一个孙子，完成了自己家的家谱，把所有女性的名字都放进去了。
如果我们回到王小妮，回到大孟这些被边缘化的普通人，社区存在最重要的是，可以把所有人都融入到这个社会中来。无论你是富人还是穷人，男性还是女性，有潜力的人还是没有潜力的人，我们能坐下来一起讨论，未来我们如何更好地共同生活。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客家土楼是社区吗？在场的观众几乎都举了手。我的理解是，客家土楼完全不是一个社区，它是一个社群，因为在客家，男性主导了所有的自理，女性在做日常的家务。
再往回一步，一个社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社区一定是有差异性的人一起生活在一起，他们能够平等地参与到生活空间的建构中。
我看到麓镇好多人养宠物，又想到，有一个心理学家劝告家长不要让小孩养宠物，要养植物。因为人跟宠物的互动是非常快速的，我摸一下宠物或者给它食物，就希望宠物有一个回应。但植物不一样。广东人很多家里养花，养花需要好长的时间，需要播种、发芽、施肥，然后开花结果，你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植物会给你带来一些反馈。因此，你需要非常耐心，去建构人跟植物的关系、构建植物对你的意义。
社区，就像养植物一样，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建造的过程。
从左到右依次为：贾冬婷、岳阳、何志森、池晓、褚云
贾冬婷：
其实我们对社区的理解，经历了两次特别大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是两次“断裂”。
第一次发生在城市化加速的时候，大规模的集合住宅取代了传统的熟人社区，大家搬进了封闭的小区。第二次变化，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游牧时代”或者“赛博时代”。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流动，工作地点、居住地随时切换，对社区的需求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和社区的关系应该怎么重新定义？社区建设又该怎样跟上这些变化？
首先想先问褚云，你所运营的麓湖社区，10年发展了接近200个社群，去年的社群活动达到了3000场次，麓湖的社群模式也成为很多地产开发商如今去寻求转型的一个解药。你如何来理解社区和社群的差别？
褚云：
关于社区的理解，我可能和何老师略有不同。社区是一个多元的共存空间，它包含了不同身份、不同价值观的人，因此需要更强的包容性；而社群则是不同身份但拥有相同价值观的人群聚合，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的排他性。
在社群中，尽管三观不合的人也可能在一起玩乐，但三观相符的人更可能走得更远、更持久。我认为社区是由多个多元社群构成的，这些社群之间可能相互认同，也可能不认同，并不妨碍它们共同存在于同一个社区中。
与一些老社区不同，麓湖作为一个新移民之城，拥有全新的空间和人际关系、各种不同价值观的人群：本地居民、开发商、商家、政府，作为社区的建设者，我们思考的核心是如何将这些利益相关方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麓湖的营造，它可能是一个社区共同体的营造，大大小小的社群是我们构建共同体的方式，所以我们是一个“先培育土壤，再种植庄稼”的过程。
贾冬婷：
池晓一直在致力于教育领域的创新探索。如何把接受何种教育的可能性和选择权交给学生？由学生组成的学习型社区，还要涉及教育引导，怎么去平衡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
池晓：
师生的关系在人格上肯定是平等的，但在决策权上还是会有一定的不同。有些事情我们完全交给学生，通过”罗伯特议事规则“投票，充分讨论，让学生自己来做决策。但如果是需要老师主导的内容，我们也会把为什么这么决定讲得很清楚。
现在高中生都是在学校里面接受的那种单一的训练，然后奔着唯一的目标，在内卷得不得了的竞争中拼得你死我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新可能性？
昨天下午我有一个外地的朋友来成都，我们吃完中午饭已经2点了，他说饭店里怎么还全都是人，然后走到街上一看我们在玉林的街头逛一逛，发现咖啡馆人满为患。他就说，成都人不上班吗？
我说：上班，但是今天出太阳了。在大街上能看到不一样的人在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即使对一个成年人来说，这都是有震撼，有冲击力的，更何况是在正需要充分的接受信息，了解世界的青少年的阶段。
我们把这样的复合、多元关系在学习形态里面做真实呈现，同时也主张他们积极去探索周围真实生活的物理社区，看看生活的人都在做什么。
像我们在成都玉林片区，每一天让他们去认识100个不同的空间的主理人，了解在一个城市里面这些具体的工作是怎么展开的，一个社会究竟是怎么样运转的。
不只是看看而已。我们会引导他们发现社区的需求，去做项目。陶行知先生有句话叫“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我特别欣赏很多年前四川一位非常厉害的在地教育家、企业家卢作孚，他把教育的精髓用4个字就说尽了：培育社会。
贾冬婷：
岳阳有个公号，叫“意外重庆”，你在里面观察记录了重庆很多特殊的城市细节。重庆老社区特别多，你经常在重庆游走，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社区是哪里？
岳阳：
印象最深的一个社区是在我们四川美术学院老校区旁边的黄桷坪街道，它是各种人群交织在一起的地方。它最开始是重庆航运码头的区域，有一个住区叫搬运新村，过去住了很多从事体力劳动的码头工人。后来随着“川美”的出现，一部分人转行做了棒棒。这些棒棒和学校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参与雕塑作品的创作。
平时在黄桷坪街头，总能看到棒棒坐在街角，几个人聚在一起，扯几张板凳打牌、下棋。他们的日常和街头环境很自然地融为一体。我有个学生对这些棒棒特别感兴趣，他观察到棒棒们从一开始随便在街角下棋，逐渐找到了一个固定的、可以遮雨的空间。他们用石子在水泥墩上画了棋盘，后来又把棋盘涂上颜色。这样一个在城市更新大环境下没有被设计过的东西，却成了他们社区生活的重要部分。
下棋的时候，经常有很多人围观。游客、本地居民，各种人群因为这件事聚在了一起。所以，我想象中的理想社区状态可能就是这样——各种各样的人，以不同的目的和形式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但因为某件事，他们之间的关系被拉扯在了一起。
贾冬婷：
回到我们的主题，在游牧时代，个人流动性越来越强的背景下，社区和它的居民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做社区营造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
岳阳:
我想讲一个我在福建调研考察龙舟过程里发现的例子。
福建地区的特点是宗族文化浓厚，他们非常重视端午节的龙舟比赛。他们的龙舟一般需要36人或者20多人划，但现在因为年轻人不愿意回村，轻人觉得虽然血缘关系很紧密，但并不一定非要靠端午节划龙舟来表达。于是，有些龙舟已经装不满人了。
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形式。原本是以每个姓氏为一条船的比赛方式，现在他们以村里的三溪中学为基础，根据每一届同学的年级来组织比赛。每一届的同学就有一条龙舟船，这样每年端午节回来既是团聚，也是同学会，这种方式使得他们的传统得以延续。
我不确定他们最后形成的模式能不能算作社区，但至少他们回应了自己的内部困境，从内部找到了解决方案。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思路，去重新建立人与人的连接点。
何志森：
我在刚才说我小时候住在客家土楼，后来我们搬出了土楼，住在学校里。我们家有一个客厅，客厅后面有两个卧室，卧室的门可以锁上，但客厅没有门，我们的客厅始终是敞开的。
那是70年代，我爸妈作为教师，算是当地最有钱的人，还有粮票。当时我们住的地方旁边是一个村子，每天早上六七点钟，就有十多个村民来到我们家客厅，坐在椅子上等我爸爸出来。他们来干嘛呢？借钱。
村民们坐在我们客厅抽烟，我爸爸让我起床给他们端茶递水。我非常讨厌这件事：我感觉我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是完全融在一起的。这是我对熟人社会的一个记忆，那种人际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让我感到不安。
我妈妈曾经问我，“你帮我、我帮你，这是不是社区？”我觉得不是。熟人社会和社区之间究竟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社区应该是一个边界被尊重的地方，同时又能彼此依赖。
过去的城中村可能有点接近这样的状态。城中村里的人际关系很相互，彼此帮忙，同时也有边界感。但是，现在的城中村很多已经变成了网红社区，因为地产的进入，房子被改造成了艺术家的公寓，成为了网红打卡点，那种真实的社区感就逐渐消失了。
我们是否还能找到一个地方，一个可以寄托我们的情感、可以称之为“家园”的地方？我认为很难。今天有这么多的社区工作者在努力，我的学生有不少发誓要投身社区工作，但有趣的是，很多人自己并不需要社区，却在为别人建造社区。
一些年轻人刚开始觉得社区工作很好玩，觉得“工资虽低，但我很快乐”。往往不到半个月，他们就感到失望，因为实际的社区工作与他们的想象大相径庭。
真正的社区建设，不是自嗨，而是要努力把不同阶层、背景迥异的人聚集起来，通过互动和活动，逐渐达成一些小的共识，共同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这才是社区的真正意义，也是它最大的难点。
褚云：
现在很多品牌很多开发商他做不好社群，太利己了，天天想着通过社群带货。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叫“成就参与者优先”。其实当参与者在社群里感觉到更喜悦、更幸福之后，他其实就会更盼望并且能够帮助你成功。所以我觉得其实利他真的是最高明的利己。
另外一点，要创造一个让参与者有发言权、决策权的环境。当参与者觉得在社群里面被尊重、被需要，关系是平等的事后，他就会主动的参与到你的目标跟使命当中来。作为一个社群或者社区的运营者一定要懂得“失控”，懂得放弃一些权利，很多时候示弱可能会比逞强会更有力量。
在社区里面钱怎么花，活动怎么做，决策权跟发言权，我们其实都会放给会长们，让他们认为这个社群真正是自己的社群，而不是开发商的社群。现在很多人都在调侃我们200多个社群会长都是我们免费员工。
失控肯定会难免带来很多的不稳定，但你不接受的话，就永远没有办法享受到失控之后的群智涌现。
在麓湖，我们有一种精神，叫“麓一微灯”。每个人都是一盏小灯，不需要光芒万丈，但可以照亮周围，带动更多邻居参与共创。
2024年10月27日，麓湖的天府美食岛和CPI商业社区
图源：视觉中国
贾冬婷：
我想请大家分享一个实际的例子：在你们的实践中，如何找到社区中的“第一个需求点”？这个点可能体现为某种关系的缺失，比如邻里之间的疏离；也可能是一种冲突，比如资源分配的矛盾；或者是一种合作的可能。
池晓：
在我们的学习社区里，曾经有一小部分孩子，在青春期曾经历过抑郁症，他们发起了一个项目，想要将自己的经验转化出来，帮助到那些同样面临困扰的同龄人。
第一个出发点是他们想到在那个时候，自己最需要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小小的手册，名为《青少年抑郁自救指南》。
他们同时也做了第二个项目。那些孩子们曾经非常渴望自己的心里话能够被更多人听到，于是他们发起了一个“树洞”项目，选择了一种传统的方式——通过电子邮件倾诉心事。我看到有的同学会在深夜，花费几个小时写五六千字的信件，只是因为有人在树洞里倾诉自己的心事。这种需求是从他们自己出发的，是他们自己意识到并做出的回应。
岳阳：
虽然我们拥有非常好的公共基础设施，但人们的互动却很有限，每个家庭只是独自享受这些环境。是否能通过某种方式，让这些人重新建立起聊天的可能性？
我想分享之前何老师主持的“深圳双年展”中我参与的一次实践。深圳生态广场里有一条沟渠，平时几十厘米深、一米宽左右，有水时是一条景观水渠，没水时就只是个普通的沟渠。人们常通过在旁边铺的一块木板走过去。
于是我们用沟渠作为“楚河汉界”的场地，制作了36个灌满水泥的铁盆棋子，在两边布置成一个巨大的象棋棋盘。这个设置吸引了很多人，他们开始参与搬运这些“棋子”，过程中自然产生了交流。有些人评价对方是“臭棋篓子”，有些人嫌弃棋艺不佳，直接上手帮忙。你能看到，在这样一个共同的语境下，互动被重新开启了。
何志森：
大约20年前，我在澳洲读书时住在一个home stay家庭。我的邻居是一位98岁的老奶奶。她每天会开车去附近的超市买菜，但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她家里有一个小小的围墙，围墙上种满了玫瑰花。她每天都会去捡玫瑰花，而我因为住在她隔壁，每天上学都会看到她。
我住进这个家后，房东交给我一个任务——每天上学时敲一下老奶奶的门，叫她的名字，叫她回应。刚开始我很困惑，后来才知道，房东这样安排是因为他担心老奶奶有一天永远不会起床。他希望我每天叫她一下，确保她还活着。于是，我每天都敲她的门，叫她的名字，渐渐地，她开始给我送玫瑰花，剪下来的玫瑰花就放在我窗户上。
大概半年之后，有一段时间老奶奶好像消失了，我猜她可能已经不在了。一天早上，她的女儿来到了我家，她问我是不是每天都敲她妈妈的门，我回答是。然后她拥抱了我，简单地说了声谢谢，告诉我她妈妈已经去世了。
当时，我还没有明确要从事社区工作的想法，我的目标是做建筑师，盖房子。这件事对我来说却是一个转折点。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能从这种经历中看到需求，房东却看见了。他是一个没读完高中的快递员，但他能敏锐地察觉到老奶奶的需求。
每个人对需求的感知和处理方式是不同的，“能看见需求”的能力就是共情能力。如果我们没有共情能力，无法识别真正的需求，可能做了很多东西，其实是在迎合你的想象，浪费了钱和时间，做了一个人家都不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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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抽奖活动截止时间：2024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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