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所谓的“劳动价值论与资本利润现象的矛盾”
本文作者李勇
据2017-06-21微信号《经济学家圈》刊文称，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中国公众人物、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教授，近日在某一场合演讲时提出，希望并相信能够基于当代物理学方法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综合框架。
随后，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晏智杰教授又于2017年6月28日刊文针对何祚庥教授的论述进行讨论。晏教授认为，何教授呼吁将劳动同知识、科技和市场要素在内的其他要素结合起来搞成一种适应现实生活需求的新的价值理论的愿望，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决无实现的可能。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经济学秉持的以效用论和要素论为主轴的价值论，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理论，它们所体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截然不同，追求的目标完全相反，彼此是无法调和的。
针对何祚庥教授的愿望，其实鄙人自2009年就开始了研究和尝试，但直到2014年才基本完成，成文《基于物理量纲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这些年鄙人不断谋求发表，可是碍于现实主流经济学期刊的保守选择，非常遗憾，至今未能面世，以致鄙人打算再花几年时间好好充实其内容，成书后再透彻地向公众展示。所以对何教授的文章就没想回应。
可今天又看到晏教授的文章，心情还是难免有触动，于是决定还是回应一下。
之前鄙人针对张维迎教授和林毅夫教授的“产业政策”之争讨论过现有经济学理论的问题，提出“现有经济学对经济的认识在源头上有问题”的观点。
鄙人认为，归根到底，张维迎教授和林毅夫教授的争论其实是经济学仍然不成熟的表现，情况非常像牛顿力学之前的自然科学一样，其争论是混乱的，而原因是经济学各派没有一个统一的研究标准和共同的分析基础。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本来各分支学科之间应该是互补的，而不能是水火不容的，但事实是从经济学成为一门学科开始就一路争论至今，不同学派之间相互否定，相互倾轧，而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各学科有各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相互并不冲突（当然，前沿自然科学还是存在很多争论的），以物理学为例，从经典力学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从电磁学到场论，从几何光学到波动光学，其都有统一的研究标准和分析基础（包括统一的概念、计量单位等等）。反观经济学则是混乱一片，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研究标准不统一、研究范围不明确、研究对象不确定。自然科学是各学科共同建设一座学科大厦，而经济学现在仍然是各派在“你方唱罢我登场式”的打擂台，各盖各的庙，各传各的道。这种情况其实非常不利于经济学的发展，当然也就不利于经济发展。而我们的理论就是试图解决这个更基础性的问题。
鄙人拙作《基于物理量纲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基本观点可简述如下。
社会的发展都是依靠人的劳动实现的，而人的劳动由粮食的能量支撑，因此经济的本质追根溯源后可以认为是粮食所固定下来的太阳能，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一个人类个体每人每天应该摄取的能量值（用国际单位，焦耳J）定义一个标准常数来对粮食进行量化，而商品的价值也就可以用其消耗的这个最小能量数来衡量。简单地说就是，经济的本质就是粮食产量。粮食产量决定了经济发展规模，其它任何经济活动并不增加经济总量，而只是完成了社会财富的分配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这是经济发展的社会效益，而不是经济发展本身。因此我们应该把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效益分开来看。现有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认识是一元的，即认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是一体的；而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是二元的，包括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效益，因此认为经济增长不一定能实现社会繁荣。
从长期来看，以粮食减产为代价的任何发展模式都是自掘坟墓。一个稳健可持续的经济体必定建立在有稳定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必须保证其粮食不减产。因此农业永远都是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等于一个基础值与一个附加值之和，粮食产量决定了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值，附加值由其依赖对外贸易的相对优势决定，相对优势没有了之后附加值就为0。
我们要认识到“经济的本质是粮食所固定的能量，也就是粮食产量”。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社会用得最多最广也最有效的衡量经济规模的尺度就是粮食产量，而用贵金属、货币等衡量是近现代的事了，其原因是工商业发展的强劲势头掩盖了粮食生产的重要性，是一种主观的忽视。然而事实是，从远古至今，经济的粮食本质都没变过，因为民一直是以食为天的。没有了粮食，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中国历史中记载了很多“斗米值三四钱”和“斗米值千金”的案例，这充分证明了米的价值一直不变，而金钱价值却一直在变，可见粮食在经济中的本质性。认识到这一点后，观察某个地区的经济之兴衰就会变得清晰，显著观察对象是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鄂尔多斯、东北老工业基地及一些石油城市。其“兴”得益于这些地区在当时时空相对于其他地区拥有的相对优势，有自然资源优势、地理优势、技术优势、政策优势等；借力于货币的流通功能，伴随着人的流入，其他地区的粮食流到了这些地区提供给人们进行经济活动，改造自然使其有利于提高当地人的生活质量。因此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本质上来说必定是出口型的，这也符合事实。但这些地区本地的粮食生产是不足的，也就是经济潜力是非常有限甚至是缺乏潜力的，这为其“衰”埋下了伏笔。当这些地方的相对优势减弱后，其对资本的吸引力也必定减弱，也就是说粮食注入减少，而当地又无法维持足够的粮食生产，那么如鄂尔多斯、东北老工业基地及一些石油城市则出现人口流出，城市变得萧条；如台湾和日本则出现不可逆转甚至难以改善的经济衰退。
解决了经济增长的问题，即保证足够的粮食产量后，才能研究经济增长能带来的社会效益问题，即要认识到“经济活动或经济行为在经济层面的意义是分配粮食所产生的社会财富”。很显然，没人吃的粮食是没意义。同样，埋在地下的财富也是没有意义。因此分配社会财富是自然而然的，分配方式大概有两类：第一类是通过就业分配，即按劳分配，这在任何社会都将是主要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第二类是通过强制力分配，即按需分配，这是对按劳分配方式的补充，以校正个体差异导致的社会不公。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可能也不需要搞平均主义，但过度集中的社会财富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形成“贫者益贫而役于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的扭曲社会，压制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效益，甚至挫败经济增长的动力，埋下社会失序的祸根。一个理想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并不表现在财富差距上，而是表现在社会地位的差距上（有本事的人受更尊重，在社会活动中处于指挥地位，管理者地位）。
最后我们还要认识到“经济活动或经济行为在社会层面的意义是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这个层次的认识决定了社会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即：经济活动倾向于提高绝大多数的人类生活质量的社会是在进步的，相反只提高了少数人的生活质量的是在退步。比如，电子商务的发展是社会的进步，因为这有利于提高大量人群的生活质量；而一些依附于富人的职业（如佣人管家、奢侈品行业等）需求剧增是社会的退步，因为这些职业是服务于少数人的。在这个层面上社会应该是完全开放的，即只要有利于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的行为都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甚至应该得到政策扶持。
概言之就是，经济发展二元论，即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经济层面）和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效益（社会层面）。经济层面的理论是纯数理性的，我们关心的问题是“钱是什么？”，“钱从哪儿来？”，“钱在人类个体间怎样流动？如何分布？”等等。而在社会层面的理论是哲学性的和政治性的，我们关心的问题是“财富是什么？”，“钱给我们生活的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钱应该怎样分配才能给社会带来繁荣？”等等。经济层面的理论其实应该是对客观世界进行观察分析的结果，是对经济发展之客观规律的揭示。在这里不存在人的意识界入。而社会层面的理论就不一样了，这里有人的意识界入，人的意志可以参与其中。这就类似于对物理规律的揭示研究与利用物理规律发明创造之间的关系。子弹能射杀人与用石头也能砸死人并不矛盾，其背后的物理原理并无不同。这就像人，人要吃饭是自然规律，与人的意志无关；而人吃饱饭后干什么则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散散步，还是去工作，或者是找隔壁老王打一架。我们研究经济增长，就相当于研究吃饭问题，这不涉及该不该吃，而是有什么可吃；研究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效益，就相当于研究吃完饭怎样安排生活。
回到晏教授的讨论。晏教授总结到，劳动价值论与资本利润现象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就目前的经济理论来，这确实是不可调和的。但鄙人并不这么认为。
劳动价值论与资本利润现象之间之所以有矛盾，原因在于人们把经济的横向分布问题与纵向增长问题混为一谈了。要解决这个所谓的矛盾，我们需要把握几个辨证关系，整体与个体（或局部）、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
具体来说，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关于整体的，纵向的、动态的理论，它描述经济时是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从整体的角度看，劳动创造了价值，人类劳动在时间方向上的累积构成了价值的增长。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是一个时间函数，可表述为V(T)，T为Time。
而资本利润现象，甚至主流西方经济学，则是一种关于个体（或局部）的，关于财富在人类个体间横向分布的静态理论，它关心的是某个人或公司，或地区，或国家的财富是增加还是减少。其价值其实是一个人类个体财富值的函数，可表述为V(I)，I为Individual。由于资本关注的是个人的得失，所以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就必然存在剥削。
然而，根据上文提到的理论，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确实是有局限性的，该理论把经济发展还原为劳动虽是个伟大的理论创新，但“劳动”却是个极抽象的概念，无法量化，更不可能与经济现实中的“钱”找到数量上的关系，这也正是到目前为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不可调和矛盾的根源所在。而用粮食固定下来的太阳能来衡量经济时，每年总的经济增量就是每年粮食产量对应的某个值，而这个值也是每年该发行的货币量的参考值。也就是说，每年应发行的货币就是该年粮食产量的一个映射值，而已存在的社会财富量对应的当然是已往各年的粮食产量总各对应的一个值。进而我们可以说，货币就是整个经济体内共同认可的一种方便交易的契约证明，而非马克思认为的等价交换物。因此货币不一定需要实物充当，而这最好的证明就是电子货币和无纸币社会的出现。无纸币社会中的交易只是个人帐户中数字的加加减减，而未来政府发行货币可能只是确定一个粮食产量映射值而已。
商品的价值是用生产它的粮食消耗量来衡量的，而商品的价格则是用货币来衡量，但由于货币总量也是粮食总量的一个映射，所以商品价值同样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然而商品的价值波动很小，因为它由社会生产力决定；而商品价格波动会很大，因为它由市场决定，是人类个体基于自身欲望或需求进行博弈的结果。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资本是将社会财富以货币的形式等效后，实现劳动的财富分配功能的载体。也就是说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资本不能创造财富，而只是货币代表的财富在人类个体间横向流动过程中的集聚。因此只有对于个人而言，资本的增加才是财富的增加，也就能通过资本的流动获得财富，完成了财富分配。
至于晏教授提到的“要素（土地、劳动、资本、知识、科技、管理）”问题，我们的理论根本不在乎，因为这些所谓的要素其实都只是社会层面的问题，是吃饱饭后干什么的问题。只是说，充分利用好这些要素能使我们干的事更有意义，更有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