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学何国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王绍达
过去十年，在中央“一村一个大学生”的号召下，中国各地政府选聘大量大学毕业生到农村任职。他们主要担任村主任助理、村支书助理等职位，俗称“大学生村官”。一方面，政府希望通过这一政策培养出一批了解国情、熟悉基层的基层官员，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大学毕业生能够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帮助村民脱贫致富。这一政策规模浩大：迄今为止全国累计选聘了超过五十万名大学生村官，并有超过二十万村官正在农村任职，覆盖全国三分之一的行政村，各级财政每年需要为这项政策支出数十亿元。
这项被称作“新上山下乡运动”的政策究竟对农村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媒体与学术界争议不断。一方面，类似“优秀大学生村官成功创业、带动经济发展”的案例时常见诸媒体，另一方面，“大学生村官不接地气、难以扎根基层”等批评也非偶然现象。关于这一政策的媒体报道和由此引发的大量讨论，往往都基于评论者的主观印象或者偶然观察，难以形成共识性结论。
因此，基于田野调查和科学方法的定量研究，对于评估、调整和改进大学生村官政策有重要现实意义。在即将发表于《美国经济杂志：应用经济学》的一篇论文中，笔者对中国的大学生村官项目做了系统化评估，全面分析了这一政策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大学生村官会帮助贫困户领取补贴
中国的扶贫工作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但是，长期以来，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扶贫政策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指向不准甚至被滥用等问题也广泛存在。我们看到，“人情扶贫”、“关系扶贫”常常见诸报端，从而造成“应扶未扶”、“扶富不扶穷” 等社会不公现象的产生。因此，扶贫是大学生村官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我们的研究发现，大学生村官会广泛参与到农村政策的宣传与执行中，从而改善国家各项扶贫政策的执行效果，使得更多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享受国家提供的福利补贴和保障政策。很多大学生村官会通过调查、访谈等形式去了解贫困居民的家庭情况，协助他们申请相应的政策补助，有效的提高了扶贫政策的针对性和准确性。计量结果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可以使得享受各项补贴的村民比例提高约21%，使得享受危房改造政策的村民比例提高约14%。
大学生村官抑制扶贫领域腐败
中央的扶贫资金经过各级政府层层下达后，落实最终还是要靠最基层的官员。然而，一些基层官员利用职务之便，通过虚报冒领、克扣私分、优亲厚友等方式，截留、挤占、挪用、拖欠、套取、骗取扶贫物资和资金，造成性质恶劣的的“扶贫腐败”。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特点之一就是这种“小官涉贪”明显。一些省份村“两委”负责人案件超过了整个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半数，有的市县更是高达70%至80% 。
因此，我们进一步研究了大学生村官的出现是否会抑制扶贫过程中的腐败。我们发现， 在同一省份家庭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按照政策理应获得同样数额的补贴），在有大学生村官的行政村中，村民实际拿到手的补贴数额高出近40%。这样的结果说明，由于大学生村官来自外部并相对独立于村里的大家族和利益团体，他们的存在对基层干部的腐败行为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从而使得类似克扣补贴金额、按照人际关系发放低保等不公平现象相对减少。
大学生村官与农村经济发展
除了宣传落实扶贫政策外，大学生村官同时肩负着促进经济发展、繁荣农村市场经济、推广科技文化、加强基层组织等职责。例如，据媒体报道，截至2014年，全国大学生村官共创办创业项目近17000个，领办合办合作社4293个，为农民群众提供就业岗位22万多个。
鉴于此，我们也研究了大学生村官项目是否真的对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生产率等方面产生了影响。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并未发现大学生村官在这些方面发挥了作用：有大学生村官的村子和没有大学生村官的村子相比，其农民人均纯收入以及农民收入结构并没有显著区别。此外，村集体企业经营状况、村财政收支等其他方面也没有因为大学生村官的加入而发生变化。因此，媒体宣传报道的关于“大学生村官带领村民致富”的先进事迹可能只是个别现象，对全国而言并不具有足够的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