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革命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它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消费方式以及娱乐方式。甚至那些看似与数字时代格格不入的产业也迎来了一场变革。比如金融业，20 年来这一传统领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有汽车制造行业，目前，特斯拉这个新崛起的明星，其产量与收益还不及通用汽车（GM）的零头，市值却超过了后者。
图 | 特斯拉估值超过590亿美元，但收入只有70亿美元，而收入高达1660亿美元估值的通用汽车估值却只有520亿美元
从 90 年代末的互联网浪潮以来，在 70 年代停滞的社会生产率突然呈加速增长趋势。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甚至认为科技进步已经解决了美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但生产率的短暂繁荣在新世纪到来之后便戛然而止，并且一蹶不振。有观察家开始怀疑是不是估算有误，认为GDP忽略了数字经济中众多免费产品的真正价值。不过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数字化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带来生产率的变革。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对就业市场的改变同样不尽人意。可以肯定的是，现代社会新兴职业不断涌现，比如 Uber 司机、外卖小哥等。但以美国人为例，人们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于跳槽了，更换工作的频率是 20 年来最低的。
图丨Uber司机
不仅无助于增加就业，数字化还让很多工人失去了饭碗，而电子商务也迫使数十万零售业工人下岗。事实上，数字经济的崛起与劳动力市场的异常疲软息息相关。新世纪以来，美国工人的薪资水平一直停滞不前，直到最近才较通货膨胀的速度有略微增长（很多发达国家都是这种情况）。
这并不是数字化的错，因为数字化本来就不是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驱动力。2000年以来，信息和通讯行业的GDP仅仅增长了1%，软件、互联网、娱乐、出版业都是如此。这还只是粗略估计，互联网的实际波及范围要广得多。只有少数幸运者才能在私营企业里享受数字时代的福利。
图丨自动化导致失业
而这类少数的幸运儿之所以幸运，秘密就在于它们所从事的并非简单的社会分工，而是创造了最有价值的工具——平台。如今，全球数字时代“五巨头”——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和Facebook它们分别拥有各自的核心市场，也因此赚取了很多的钱，并成为了世界上最具价值的公司。
图丨数字时代“五巨头”
但现在，造就这一切的数字经济正在变得异常稳定，这让人很意外，也让人很忧虑。提起数字化，人们会将它与“混乱”、“颠覆”、“变革”等词联系起来。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会加剧竞争，也使企业巨头维持统治力面临巨大挑战。
如果在传统工业秩序里企业统治力变迁以数十年为周期，那么在低门槛、低转换成本的数字经济里，即便王冠随时易手也显得合情合理。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上面提到的五头巨兽已经统治了数字经济十年之久，而在可见的未来，它们的地位依旧会坚若磐石。
“寡头”一词会让人反感，但数字寡头并不是由垄断或者反竞争等行为造成的。数字市场是经济学家所谓的“赢家通吃”，胜利者有着不可逾越的竞争优势。当今的数字经济正是受这一游戏规则所支配。正如《马太福音》所言：“凡有的，还要给他，叫他丰足有余。”这对于竞争者无疑是不利的。
数字经济由少数主要玩家操控，这会带来怎样的后果？网络效应是最简单的解释，也就是说一种产品或服务所拥有的用户越多，它就越有价值。比如手机，如果只有一个人有手机，那它毫无价值，因为没人会打电话过来。如果两个人有手机，它就有了一定价值。而如果有上百万人有手机，那手机网络就价值连城。
这意味着一个产品网络拥有的用户越多，它就越能吸引用户。从这种直接网络效应的角度出发，Facebook这类公司的成功就很容易理解了。
Facebook对所有潜在竞争对手只有一个巨大优势：任何人想要建立人际关系网络，Facebook是一个绝对理想的入口。Instagram和微信也是同样的道理。Snap和Twitter等数字公司挣扎在盈利的边缘，直接网络效应是它们所能拥有的唯一价值。
图丨人们有沟通的需要
而对五巨头而言，它们还能从所谓的非直接网络效应获利——买家与卖家互换身份。谷歌拥有庞大用户群，很多公司希望依托谷歌做广告。谷歌就成了购买物品的理想场所。
同样，亚马逊拥有大批顾客，它很自然地会吸引了很多第三方卖家。当亚马逊决定让第三方卖家进驻网站与自家产品竞争时，很多人认为这是引狼入室。但网络效应却使公司获利：第三方卖家为亚马逊吸引更多顾客，这反过来又吸引更多卖家加入亚马逊，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除了网络效应，还有一种优势使五巨头保持绝对领先：对海量用户数据的访问权限。这些数据的详尽程度是过去其他公司难以想象的，它们可以帮助巨头公司提升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反过来又为它们增添了新的用户，获得更多数据——又是一个良性循环。
在数字经济早期，这种数据飞轮效应不像网络效应那样受人关注。但是随着用户数据的积累，它的优势开始逐渐凸显从来。站在顶端的数字帝国之所以能长期屹立不倒，正是依赖于此。
谷歌通过用户点击习惯，不断地改进搜索结果和广告服务。亚马逊、Netflix和苹果通过挖掘用户数据来优化个性推荐算法，让自己提供的产品对用户更具吸引力。这一过程并不是自发性的，公司必须拥有众多顶级数据科学家，同时还要愿意为提升产品而投资。
五巨头正是这样做的，而回报也是相当丰厚的，这要比向广告商打包出售数据的传统在线商业模式有效多了。
图 | 全球数字经济五巨头
回到特斯拉与通用对比的问题上，能够收集庞大数据并且进行有效分析，或许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投资者更看好前者的原因。
传统汽车公司向用户出售汽车后，它与用户的联系就仅限于维修与保养了。特斯拉则不同，它会从顾客那里收集TB量级的驾驶数据，甚至包括视频数据。这些数据随后会被用来提升特斯拉汽车的自动驾驶性能。
据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分析师亚当·乔纳斯（Adam Jonas）介绍，特斯拉汽车每天有500万英里的驾驶数据。自动驾驶汽车依赖与机器学习，而机器学习需要大量数据反馈。特斯拉的数据优势会转化为更安全高效的自动驾驶汽车。乔纳斯认为，特斯拉最新的Model 3会比普通汽车安全10倍。
图丨Model 3
最后，五巨头还会用一种传统方式巩固自己的地位，即用高价值股票和巨大现金流收购其他公司。它们近年来一直热衷于此——谷歌、苹果和微软这三家公司所拥有的现金储备占整个S&P 500（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四分之一。
作为最活跃的买家，谷歌平均每月都有一次收购活动。收购不仅能获取新技术、招揽优秀人才、拓展新市场和产品领域，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潜在竞争对手。没有公司能够比五巨头出价更高，这又使得强者愈强。
所以，从一方面来说，数字经济并没有凭借着其创造的巨大价值给经济或是普通工人的工资带来巨大增长；从另一方面来说，数字经济的大部分收益其实被其中的少部分人控制着。有趣的是，这两方面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首先，平台公司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的人员精简。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在雇佣较少人员的同时创造出极大的产值。
从效率的角度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这也能够说明为什么当代的科技巨头们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小于过去的龙头企业。
图丨平台的作用
现在的“五大公司”（Apple,、Alphabet,、Microsoft,、Amazon、Facebook）在美国本土的全职雇员人数加起来一共有40万人。这个数字可能听起来很多，但其中差不多一半人都是亚马逊员工，他们中很多人做的都是低技术、低工资的物流岗位——40万的人数也少于通用汽车公司1979年的雇员人数，而那个年代的美国就业人口要比现在少很多。
此外，通用汽车每雇佣一个人，其供应链中就能创造出8个岗位；类似的连锁反应在苹果公司以外的四家科技企业中都要小很多。这一现象的直接结果就是：数字经济所回馈的人口比工业经济要少很多。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在自家车库里建立一家公司，并将其做大做强”的“硅谷梦”越来越难以实现了。
即使数十亿的美金还在从风投公司手中源源不断地流向创业者（2011-2016年间，这个数目大约是两千亿美元），即使所谓的“高增长创业公司”的数量在近几年并没有减少，MIT经济学家Scott Stern和Jorge Guzman的研究仍然发现：和前几年相比，获得成功的创业公司数量更少了。
图丨硅谷不断上演一夜暴富的神话
当然了，我们还是有特斯拉、Uber和Lyft这样的公司，但他们的成功在现在更难见到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五大公司”极大的体量和视野会成为创业公司的障碍。
大公司的一个手段是模仿创业公司的创意（就像Facebook之前对Snapchat做的那样），这样就能让创业公司的产品看起来很多余。另一个手段是在潜在竞争对手的发展早期就对其进行收购。
不论大公司们最终使用了哪一个手段，最终结果都是导致经济中出现活力降低和更不均匀的财富分配。
一个解决当前权力、财富聚集于少数企业的简单方法是打散“五大公司”的结构，或者直接将他们转变为公共事业。尽管近期这一类的呼声非常大，但因为一系列的原因，这样的目标并不容易达成。
图丨典型的公共事业
首先，这些公司大部分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垄断企业”——他们并不是向能源巨头一样的“自然垄断”。理论上，他们的领域中都可能出现新的参与者：任何想新创造一个搜索引擎、新建立一家在线商城的人随时都可以这么做。在大部分情况下，由于数字经济本身的特点，这些企业也并不使用传统意义上的反竞争手段来维护他们的优势地位。
其次，你也不会听见用户在评价他们的时候有太多怨言，尽管他们在维护用户隐私方面做得依旧并不怎么好。确实，和有线电视公司、航空公司相比，数字科技公司们在用户满意度方面一般做得很好，并且数字市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免费”事物集散地——尽管这些东西不需要付费，但他们是使用用户的流量和注意力来做交换的。
不过，尽管消费者们会对这些科技公司提供的服务非常忠诚（如果你的文件都在某个云服务里，你当然不会随随便便弃用它），但这个行业完全没有强“消费者”所难。
大部分企业都在源源不断地将数十亿资金砸入研究和开发中，他们也在不断升级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所以，这些企业在提升用户福利之外，其实并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而这样的行为恰恰就是反垄断监管机构在1970年代后所倡导的。
当我们审视近二十年数字经济的成果时，我们会发现，尽管数字经济减少了竞争、聚集了权力、让内容生产商的生存更艰难、让创业公司更难与行业龙头进行竞争，但它对大部分的消费者和小部分的大企业的确产生了巨大的价值。
无论如何，如果你想在数字产业中捞到一桶金，你会自然而然地和“五大公司”合作，而不是与他们对着干。相较于工业经济时代，收益被平均分配在公司、员工、消费者中，数字经济的得益者则是消费者与为他们服务的“五大巨头”，双方各取所需，而每个人也都成了这场游戏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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