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历史的一贯说法，中共早期工人阶级领袖李立三是在“文革”期间被康生一伙逼害致死的。然而，根据最新的史料揭秘，虚构罪名，诬陷李立三并致其自杀身亡的，恰恰是张国焘的左右臂、原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而害人者自己，后来也死于自己所营造的“特务集团”冤案中。
作为“十次路线斗争”头子之一的李立三，一生中有两个始终摆脱不了的沉重政治包袱，如魅影般缠绕着他，并最终酿成了他的死亡悲剧。第一个是人所共知的发生在1930年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就是党史上所称的“立三路线”，时间虽说只有短暂的3个月，但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李立三却因此被迫在苏联羁押滞留了15年之久，并为这次错误路线沉痛检查忏悔了30多年。第二个政治阴影就是他在1936年与俄罗斯姑娘叶丽萨维塔·基什金娜（后改名李莎）结婚后，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这让他成为“里通外国”的嫌疑分子，被排除出中共高层领导的政治圈子，最后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36年，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与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记者斯诺交谈，在回忆自己1915年曾以笔名“二十八画生”于长沙街头贴出征友启事的一段经历时，还讲到因为此次择友甚严，所得寥寥，仅得三个半人，第一个为罗章龙，另外两个均已淡忘，而对李立三，他说只能视为“半个”。说这话的时候，毛泽东的这“半个朋友”正因为“立三路线”在莫斯科接受审查。
李立三回忆，“二十八画生”征友时，他也在长郡联立中学上学，在长沙南城门看到这则手刻油印的征友启事。当时，他们几个同学经过一番分析猜测，推断出这“二十八画生”可能就是毛泽东，因为他们都听说过长沙有一个叫毛泽东的“怪人”，都想去看看他。就在中秋节那天，他和一个同学约在一起去看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宿舍和自修室都没找到他，于是找到教室，看见毛泽东正坐在讲坛上聚精会神地看书。毛泽东比李立三大六岁，看起来像是一个大先生，加上原来印象中他是一个“怪人”，李立三有些拘束，没敢同毛泽东谈话，却假装去看墙上贴的课程表，有意悄悄地从他背后走过，看见毛泽东读的是《宋史》。李立三从毛身后走过去了，毛这才发现了他，就起身下了讲台向李立三走来，可李没敢同他讲话就很快走开了。十多年后，在与毛泽东相处的日子里，李立三闲谈中提起这段往事，毛泽东没好气地说：“原来是你呀！当时我同你讲话，你就没有回答我。”毛泽东还说：“那次访友活动，只交了三个朋友，现在再加上你，当时我们没有对话，只见了一面，那就算半个朋友吧！”
娶俄籍妻带来厄运
1930年，因为“立三路线”的错误，李立三接受共产国际的指令，来到莫斯科进行检讨，并被迫滞留在苏联。1936年2月，37岁的李立三与22岁的俄罗斯姑娘叶丽萨维塔·基什金娜结婚，从此两人相依为命，成为患难夫妻。1946年，李立三夫妇相继回到中国东北，基什金娜改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李莎”，从此在中国这个第二故乡落地生根，此后的50多年，用自己的心血与智慧为中国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俄语教学和翻译人才。
据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在《往事琐记》中回忆，由于中苏两党关系的历史原因，不少长期居留苏联的中国人曾在苏联娶妻，但这些妻子却不能享受苏联公民的正当待遇，她熟悉的两位妇女，即李立三之妻李莎和陈昌浩的前妻格拉娘就是如此。她们经常埋怨，说嫁了中国人成了二等公民。而且，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日趋恶化之后，凡娶有苏联妻子的中共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都不能听“反修”报告，不能看“反修”文件。在此之前，这些跨国婚姻的熟人们还有一个小的社交圈子，还能带着孩子时时相聚。可到了中苏交恶之后，很多人都顶不住政治压力，绝大多数中苏联姻的家庭都拆散了，最后也就剩下那么两三家幸存者。此时，李立三和李莎的婚姻关系也浮上水面，成为中共高层关注的问题。
1969年夏天，在批判“彭黄张周反 党 集团”的庐山会议上，林彪突然对彭德怀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上山（指庐山）你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景？赫鲁晓夫对你评价那么高，你答应了他什么？”听到这里，一贯靠整人起家、善于摇鹅毛扇的康生也不失时机地借题发挥，又把矛头指向了曾在苏联居留15年，又有一个苏联籍妻子的李立三，开始散布“李立三是里通外国分子”，并找李立三谈话，就李莎的国籍问题大做文章。面对康生的发难，李立三坐卧不安，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便于这年10月给康生写出书面报告，为李莎澄清力辩，说她“对中国党和中国人民也是非常热爱的……她在政治上不会有任何问题，我是可以完全保证的。”
到了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破裂，周恩来也代表中央找李立三谈话，说中央的意见是要李立三和李莎离婚，不然的话，就要李莎脱离苏联国籍，加入中国国籍。1962年6月20日，李立三曾为此事专门致信领袖，为自己与李莎辩白。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与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再次与李立三谈话，又一次提出离婚问题。为此，李立三在会上作了发言，专题讲述了他与李莎的婚姻关系与现状。之后，李立三又于10月14日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四千字的信，详细申诉了自己的理由。信中以自己的党性保证，李莎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反对修正主义的立场是明确坚定的，不能把苏联人民和苏联修正主义混为一谈。
为了保全自己的异国婚姻，李立三曾先后四次给中央写信表示，要我们离婚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这么大年纪了，孩子都这么大了，离了婚怎么办？何况我们结婚快30年了，夫妻关系一直很好，特别是1938年我在苏联被捕期间，李莎对我一直很忠诚，冒着风险去监狱看我，并为此脱离了共青团。李立三让秘书李思慎给中央送达信件时，眼里充满着泪水说：“我们真正是一对患难夫妻啊！现在，我怎能与她离婚呢？李莎是俄罗斯民族，她对苏联有民族感情，是客观存在，但是她并不赞成赫鲁晓夫搞的那一套修正主义。他对我们党、对毛主席是拥护的，赞成我们的马列主义路线。而且，今后我还可以继续帮助教育她，一定可以保证使她不反对我们党的路线。”李莎晚年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了几句很有意思的话：30年代末因为李立三的“问题”，苏联的组织逼我同李立三离婚，其结果是不仅没离，我却到了中国；这一次是中国方面的组织劝李立三和我离婚，其结果又是没有离成婚，我却真正成了中国人的媳妇。1964年，李莎加入了中国国籍，继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从事教学工作。
据李思慎所著《李立三后半生》，李立三这几封信交到中南海后，中央再没有逼他与李莎离婚。但在政治压力之下，以前曾是宾客云集、门庭若市的李立三家，也就变得门可罗雀了。建国之初，是李立三最受信任和工作最活跃的时期，他身兼多职，还是政务委员，享受副总理级待遇，家里还有一个警卫班。但随着中苏关系的逆转变冷，因受妻子问题的牵连，李立三在党内政治地位每况愈下，日见衰微。到了庐山会议后，李立三原先在华北局的职务基本上也被剥夺，实际上成了坐冷板凳的角色，还经常遭受无端的呵斥与冷遇。
李莎曾在访谈中提到，当时有人想浑水摸鱼，给中央写诬告信，说她是苏修特务。此人是谁，所为何来？经《李立三后半生》一书披露，才知此人竟是原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曾在党内呼风唤雨的重量级人物陈昌浩，而他诬告李莎为苏修特务竟是出于个人恩怨。
当年西路军兵败河西后，作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曾私自潜回汉口，回家探望前妻刘秀贞，等到再折回延安时，已经江山易主、物是人非了。以前的靠山张国焘已在政治上失势，自此，陈昌浩在党内的地位一落千丈，只剩下写检讨和辩解的份了。1939年8月，他带着与前妻所生的小儿子陈祖涛到了苏联，并长期滞留莫斯科，后经组织批准，与第二任妻子张琴秋（原是作家茅盾的弟弟、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沈泽民的夫人，沈去世后嫁给了陈昌浩）解除了婚姻关系，并在1945年与一个俄罗斯纺织女工格拉娘结婚。照陈昌浩自己说，就是找一个女工比找知识分子强，少了许多麻烦。在苏联期间，李立三曾与陈昌浩同在苏联外文出版社工作，他们夫妇之间来往也较多。1952年，陈昌浩、格拉娘夫妻携同他们的儿子、刚及七岁的陈祖莫回到中国，陈昌浩先后任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和《俄华大词典》的主编，格拉娘则在编译局担任俄文打印工作。这些职务都是闲差，分明显示陈昌浩在党内已无足轻重，成了一个过气的政治人物。
《李立三后半生》中记述，从1959年起，陈昌浩就已经另有新欢了，为了另组家庭，一直吵着要与格拉娘离婚，理由是对方“脾气无常，搞特殊化，生活习性不和”，而个性倔强的格拉娘则态度明确，坚决不离婚，结果闹得满城风雨。李立三与陈昌浩同是党内犯过路线错误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们的妻子又同为俄罗斯人，在北京交往密切，情同姊妹，平素互有来往。出于同志间的友情和关心，1960年春，李立三给陈昌浩写了一封信，直言对方在家庭婚姻问题上不够严肃，并提出批评与忠告。
据林利在书中回忆，在中苏分歧加剧升级之时，于青岛养病达六年之久的陈昌浩立即写信给中央编译局领导，坚决要求与格拉娘离婚，还写了不少格拉娘是苏联使馆情报员的胡言乱语，并且拉扯上李莎，说格拉娘的所作所为都是受李立三的妻子李莎指使。中央编译局领导在局干部会上公布了这封信的内容，说陈昌浩要求与格拉娘的离婚是国际阶级斗争在中央编译局的反映，并表示我们要支持陈昌浩，把格拉娘撵出编译局。林利找领导反映，说陈与妻子离婚是个人私事，不必提高到国际阶级斗争的高度，陈昌浩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借“反修”之机，甩掉老婆，把自己打扮成“反修”战士。结果，这番话领导不仅不爱听，一年后，林利自己反而被调出了编译局。林利回忆，到了“文革”期间，她和“最好的朋友”孙维世是同一天因为“李立三、李莎反革命集团成员”罪名被捕的，后来，她侥幸活着出来了，而年仅46岁的孙维世却瘐死狱中。陈昌浩为离婚不惜虚构“苏修特务集团”
最终，陈昌浩如愿以偿，组织上批准他与“苏修特务嫌疑”的格拉娘离婚，并在1966年7月与第四任妻子孟力结婚。中央编译局则完全赞同陈昌浩的“反修”行动，热情地把这个反修战士迎进局里，并把“反修”文件送到他手里阅读。近些年，不少有关陈昌浩的传记与访谈中，都说陈昌浩与格拉娘是在“文革”期间被逼离婚，事实并非如此。“文革”期间的1967年1月3日，李立三在接待中央编译局的外调来访时谈到：1962年，陈昌浩为了与格拉娘离婚，不惜给上面提供炮弹，公开散布格拉娘是修正主义分子，说格拉娘与苏联大使馆有关系，同时污蔑李立三的老婆李莎，说李莎和他们的女儿也和苏联大使馆有关系，还有修正主义言论。陈昌浩还把这件事正式向中央提出控告，实际上是在诬告李立三，对李实行陷害报复，也让党内高层别有用心的人更进一步地炮制“李立三里通外国”的材料，使他再次受到更严厉的政治审查。
即便是到了“文革”期间的1967年5月19日，陈昌浩在向外调人员谈及李立三的问题时，依旧表现出对李的不满，凭空虚构说：“我同我老婆离婚，拖得很久，原因是遭到旧市委和中宣部的阻扰。李莎坚决阻扰我们离婚，李立三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支持我老婆的，不要她和我离婚……我老婆经常到李立三家里去，法院要判决离婚前，法院通知她（指格拉娘），她跑到李立三家里去了，回来时拿出一份很有条理的辩护词。这是格拉娘自己写不出来的，我怀疑是李莎或者苏联大使馆帮助她搞的。我老婆讲，有一次她和李莎去找私人裁缝做衣服，有一个胖女人进去了。李莎告诉格拉娘说，那就是契尔沃年科（苏联大使）的夫人。李莎同她（契尔沃年科夫人）不是巧合，还有副食供应站（指高级干部的副食供应站），他们都去。这些地方就是她们联系的地方。不一定都要去大使馆。”很明显，陈昌浩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诬指李莎与苏联大使馆有密切联系，这些都是她里通外国的证据。
在那个是非混淆的年月，陈昌浩对李立三“里通外国”的凭空诬陷，居然都一一坐实。据李莎回忆，满大街都是李立三的大字报，而引用的材料都是来自“道貌岸然、内心奸诈的C之手”，这个c，即是陈昌浩。1967年5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正式给李莎戴上了“苏修特务”的帽子。不仅如此，李莎做梦也没有想到，她本人竟还成了以李立三为首的“苏修特务集团”的“上级”，这个集团包括杨尚昆、李维汉、张锡俦（原北京俄语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赵洵（原哈尔滨俄语学院副院长）、林利等若干人。在此期间，身患重病的李立三在几天之内被造反派批斗、审讯达二三十次。6月21日，在中共华北局机关礼堂召开批斗李立三、李莎的大会时，整个大礼堂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人们争睹中央文革点名的“苏修特务”。次日下午，当召开第二次现场批斗大会之前，李立三却蹊跷地“服用安眠药自杀身亡”。李立三死后的第二天，李莎也被逮捕，关进了秦城监狱，在那里艰难度过了八年的铁窗生涯，并在多年后才获悉自己丈夫死亡的消息。两个女儿也同时因为“里通外国”被关押，后又下放农村。就在李莎被逮捕的同一天，格拉娘也因“特嫌”的罪名被投入监狱，在狱中遭受非人的待遇，并患上精神分裂症，1980年代后死于国外。更为荒诞的是，一个多月后的7月30日晚间，一直坚持说自己妻子格拉娘与李莎是“苏修特务”的陈昌浩，同样是在“里通外国”罪名下无以自辩清白，在不断遭受红卫兵的无情毒打下，最后也是吞服了大量安眠药，于北京晨光街的红霞寓所里自杀身亡。这两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中共高层人物最后结局竟也高度相似，不仅都是服药自尽，而且死后的尸骨也都被秘密火化而不知所踪了。
李立三死后，他写给毛泽东的一封遗书被发现，内中唯一的要求，就是申明“我和我的全家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13年后的1980年3月20日，在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才彻底为他恢复了名誉，称当年对李立三作出“苏修特务分子，清除出党”的结论，纯属冤案，予以撤销。由此，多年来围绕在李立三身上的种种诬陷不实之词，得以廓清。而陈昌浩夫妇的冤案，后来也得到平反昭雪。可以说，李立三在“文革”中死于“里通外国”冤案，政治大气候是一方面，但陈昌浩出于个人目的，先后为构陷冤案者提供政治炮弹，也是造成他人与自己陷入绝境的重要因素之一。“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文革”期间的历史吊诡与人事之间的复杂关系，何其发人深省。
来源：《同舟共进》 (2016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