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在中国一遍遍重述“自由”“平等”“法治” 等常识性观念？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孔雪

1899年严复着手翻译《群己权界论》。如今这本书被译为《论自由》，“自由”这个西方观念也早已嵌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但当我们困于现实的自由困境时，当学术界经历了“八十年代”辉煌的西学译介潮后为“自由主义”打得火热时，我们对“自由”的本义、源流知多少?这一西方常识性观念，又是如何在近三十年间的激荡中渗入现代中国人的知识体系？

相比精英化的学术思想传播，常识观念在普罗大众间的传播难以被量化，也需漫长的沉淀期方能显现出能量。但正是这种潜移默化更深刻地决定着那些奠定现代社会文明的常识，如何在现代中国社会生根，如何在每一个现代中国人身上生长。

2016年最后一天，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沈昌文重回三联。此时，距离1986年12月“西方学术文库”第一本《悲剧的诞生》出版，已整三十年。

在那个至今让中国知识界止不住回味的辉煌年代，“我穷得一塌糊涂”，沈昌文忆起自己对文库编委会唯一的支持办法，“我给他们一本盖着三联书店公章的介绍信，空白的，你们可以拿这个介绍信对外声明我就是三联书店”。

这本违反了三联书店纪律的信纸被刚出道的年轻学者甘阳接下，空白与担忧则很快被出乎意料的疯狂填满了。紧接出版的《存在与时间》印到7万册，《存在与虚无》印到10万册，青年学者疯买的队伍排到几条街外。懂也好，不懂也罢，书中的很多话竟慢慢在中国流行起来，甚至改变了学术界的话语风格。

《存在与虚无》

作者：（法）让-保尔·萨特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7月

甘阳也没有料到，晦涩陌生的西方学术著作会燃起那个年代的火。由他集结的“文化：世界与中国”编委会在 1985年就成立了，整整一年，他们辗转于多家出版社。然而《存在与时间》第一章就没有编辑能看懂，出版前景不被看好。直到1986年初，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人遇上刚从人民出版社分出、恢复独立建制的三联书店，新生、重生一拍即合。

30年前，中国与世界在思想领域几乎完全隔绝。“文化：世界与中国”编委会的成员，中国社科院和北京大学的一些青年刚进入大学、研究院时，对西方思想几近零起步。当青年甘阳看到北大图书馆有那么多英文书，突然感到另外一个世界打开了。“我们决定集中翻译一些我们认为最重要的西方现代学术著作”。

《存在与时间》

作者：（德）海德格尔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年

这是“文革”以后，新一代学人的集体亮相，他们通过翻译引介西方现代学术思想，以丛书建立起一个中西方学术思想对话平台。90年代后， 国内学术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一引介西方思想的视野与抱负，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仍长久而深刻。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如甘阳、陈平原、汪晖等，已成长为当代中国思想界颇具影响力的学者。

更重要的是，自清中叶就开始的中西文化碰撞，因80年代的这把火开启了新阶段，冲破封闭后，以人文理性为基础的中西思想对话重新展开。

30年前那次“对话”，如同冲破隔绝后，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思想的一次热切拥抱。20年后，另一次西方思想的引介，“大家西学”丛书，则在回应一种更为理性、广阔的关怀：当西方思想有力地影响着中国学术界的研究范式和话语风格，在公共领域，最基础的西方观念对中国公众而言是否亲切可触?

在2008年谈论这个问题颇有现实意义。改革开放后第三十年，西方商品、流行文化、资本进入中国多年，每个中国人都在受惠于或受困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然而，那些塑造着现代文明的西方思想，尤其是常识性的西方观念，如何在现代中国影响着大众？与80年代想“在改革开放后做点事”的三联书店不同，2008年，出版人刘景琳希望“用市场说话，做点西学的东西”。这一次，与他一拍即合的是哲学学者何怀宏。

“大家西学”丛书之《平等二十讲》

编者：何怀宏

版本：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年2月

若以严复的西学翻译为标志，西方观念进入中国已有一百多年。若不参照这些观念，一部中国现代史无从谈起。但从2007年起，国学猛热。其中虽不乏旧瓶装新酒或夹带民族主义的虚热，在整体上，各种传播方式仍在促使社会重识传统。与此同时，西学却受到了一些限制，各家讲坛栏目中难见西学学者的身影。中西思想、观念的传播在公共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失衡。

“我们关注的不是概念，不是哲学家、思想家的概念，而是在世界上发生影响的关键词，在很多人头脑中起作用的观念”，在邀约一众知名学者参与常识“观念”的梳理时，何怀宏谈及初衷，“这些观念在中国到底造成了何种影响？我们是不是真的比较清晰地认识它？中国最需要什么样的观念?有必要清理一下”。

“大家西学”丛书之《婚姻二十讲》

编者：萧瀚  

版本：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年1月

清理观念的意义何在？学者雷颐在这次聚会上回忆起“文革”时期，大学生穿牛仔裤、喇叭裤会影响分配，直到团中央说牛仔裤是“劳动人民的服装”，喇叭裤则是在敦煌飞天里就有的民族服装，人们才因观念的改变敢穿它们。清理，是让活水洗掉尘埃的前提。

这套聚焦于西方观念的丛书，让一些参与其中的学者看到了“八十年代的精神”在复活。相距20年后，公共思想领域受经济利益、政治需要影响更甚，此时介绍像宪政、民主、法治、科学等观念有意义、有必要，亦能为大众提供一个平衡观念的选项。

在这种共识下，由何怀宏牵线，何光沪、秋风、吴国盛、萧瀚等学者参与的“大家西学”丛书，以“人类的普世价值，中国的观念读本”为意图，在2008、2009两年陆续出版28册杜策。但对早在当时就理出了一百五六十种观念的何怀宏来说，这项工作显然尚未完成。 

于是，在2017年初，以“大家西学”为基础的“观念读本”丛书在三联出版第一辑。时隔三十年，从译介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到回溯西方观念的本源，不同的学者群体先后在三联书店这家老牌出版机构传递出两种信念：前者满怀激情地打破隔绝，掀起时潮；后者则在当代重述常识，细水长流。

为何要在中国一遍遍地重述“自由”“平等”“法治”等常识性的西方观念？一方面，它们奠定着现代文明的基础，另一方面，80年代大规模地译介确实存在遗留问题，如“自由”观念未在中国廓清时，已就“自由主义”打得火热。更重要的是，近几十年来，一批常识性观念的引入与传播，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中各种现实力量的博弈，不仅存在个体的误读，也存在一些基本观念的变形。正如学者刘军宁谈及“大家西学”丛书时曾有一段有点绕却不失真的话：中国的问题是要通过贬低观念的意义来解决中国问题；是不承认观念的观念问题，认为可以通过绕过观念问题解决中国问题。

“观念读本”丛书之《自由》

编者：何怀宏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1月

因此，“观念读本”包括其前身“大家西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常识性观念本身的力量，更在于正本清源。追逐其来路，方能帮助每一个中国的现代人走出或避免思想观念的迷雾。当然，这些现实问题仅通过“观念读本”不足以完成，还需观念接受史等研究来支撑。但对大众读者而言，这样的读本是每一代人重读常识的基础。

公众对观念的重读，难有80年代青年学者人手一本《存在与虚无》时那种耀眼的光晕，但“观念读本”对于当代学者参与公共领域的常识重述有着更大的启发意义。尽管如今，很多学者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文化界分化严重，学术界学科的专业分工也使知识场域越发细碎，可是在学术体制以外，知识分子完全可以为了更具公共关怀的追求而聚合。这样的群体以思想而非政治的方式介入社会，争取和保持一个思想性的自主空间。其实，“文化：中国与世界”与“观念读本”都在或有意或无意地探索这样的空间。它让学者在体制之外得以喘息，也让每一个通过一本书进入这个空间的读者受益。

“观念读本”丛书之《平等》

编者：何怀宏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1月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空间中，何怀宏开始反省“启蒙”这个观念本身：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新的启蒙？也许是一种自我启蒙，不和其他政治派别、组织、运动联系，依靠自立启蒙，而且启蒙自我。这或是“观念读本”最根本的意义，这些常识性的观念有生命力却没有生命，除非它们落实到每一个个体生命中；而一个生命自我启蒙的能量有多大，常识就会以多大的力量活下去。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从“严译”开始的翻译传统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形成的影响？当代和启蒙者所处的时代已有很大不同，现在的西学翻译和严复那一代人的翻译所承载的时代意义与义责有什么变化?

何怀宏：严译对近代中国思想的影响是很大的，但在他的译著中，影响最大的并不就是最好的。这点连他也感到悲哀。我们只要读读他的晚年文字就不难体会到他的悲凉心境。那时候的翻译启蒙意识很强，思想意识很强; 现在我想可能这方面淡化不少了，可能知识意味更浓，介绍意味更浓。这倒不全是坏事，过去那种如饥似渴地追求真知、真理的精神固然可贵，但也有试图寻找万应灵丹，根本解决的方案的心态，觉得找到了就欢欣鼓舞，全身心地拥抱。今天我想我们是冷静多了。再一个变化就是整个社会的知识人、文化人的数量大大地扩展了。能够翻译的人，直接阅读外文原著的人都大大地增多了。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可能就主要是提供一些可资比较和入门的思想与观念的线索，同时也是对这一百多年来的观念引进做一个梳理。

新京报：除了翻译和像新文化运动这样的社会运动之外，近代哪些事件曾对西方观念在中国的认知、传播产生过重要影响?

何怀宏：战争。一连串的战争。内战和外战。暴力只能用暴力来收拾。虽然有必要区分初始的暴力和“收拾”的暴力。但后者也还是暴力。暴力总会带来某种强权。战争会让人紧迫地接受一些观念而拒斥另一些观念。那些 能够马上产生最大效力、许诺马到成功的观念会排到前列。还有些观念发生效力则需要时间，我们没有给这些观念以时间。另外，也还有些观念本就和效力无关，它们涉及生活的品质，我们可能不经意就忽略掉了。

新京报：观念往往通过少数人，尤其是行动着的少数人而对多数人发生作用。在近代中国，“少数人”多由知识分子担当。你提到“知识分子”也将会成为未来这套读本中的一个观念。这个名词在西方形成了独特思想的范畴，在中国则难完全摆脱传统士大夫的影子包括局限性。在你看来，知识分子应当成为“少数人”，以启蒙者为己任吗?

何怀宏：知识分子本来就是少数。一个正常社会不需要那么多人执迷观念的工作。一个社会总是需要做实业的人更多才不会头重脚轻。知识分子应当做启蒙的工作，但也需要启自身之蒙。其实后者可能是更重要的，因为有些知识分子的观念与常识相迕。如果在一个精美的错误理论之间和健全常识之间选择，我们肯定还是要选择常识。当然，也有些观念开始不是常识，后来慢慢变成常识的，但这些观念也一定不能离人性太远，更不能离人道太远。

新京报：在中西碰撞近200年后，而今系统地理清这些观念的原动力，意义何在？我们对这些观念迄今仍存在认知缺失，或因翻译或二手文献造成的误读?

何怀宏：肯定有缺失和误读。我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谈“双重的误读”，即便严谨如严复，他将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为《天演论》的过程中也有误读。然后中国的读者对他又有一个误读。虽然在严复那 里，那可能是一种“有意的误读”，甚至如史华兹所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但误读还是误读，毕竟不是原意。今天我们可以冷静得多了。当然作为一个百多年以后的后来人，面对先贤也没有多少可以骄傲的，这是应该的，我们总得有所长进吧。另外，我也不同意说过去的许多解读都是误读，都需要现在来正本清源，我觉得从翻译的角度来看，许多还是译出了原意的。道理也还是不难懂的。思想观念也并不像诗歌那样有较多的“不可译性”。